天开文运举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昔年虽耻餐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周武王伐殷纣王时,贤士伯夷、叔齐曾劝谏他不可以下犯上;周王朝建立后,二人不愿归附新朝,在首阳山绝食而亡。相传他们曾一度采摘薇菜、蕨菜维持生活,还作有《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后人将伯夷、叔齐看作坚持气节的典范,宁死也忠于旧朝。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也遇到这一气节问题。坚持不出仕为新朝做事者,被看作志士;反之,则被目为失节。但明朝大势已去,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隐居不仕,生活困苦,许多士人渐渐耐受不住,清政府又实行招抚政策,优待士人,于是隐士纷纷出山,参加清朝的科举和特科考试。一些坚守气节的人士,鄙夷出仕者的失节,作诗予以嘲讽。本处所录,是清初流传最广的一首,因其文辞较雅,特以其聊示代表而已。诗意大略是说,新朝大举开科,招降纳叛,隐居山林的“志士”(即 “夷齐”)纷纷走出隐居之处(即“下首阳”),他们不仅按清朝规定新剃了头(即“安排新雀顶”),而且打算用曾拟为旧朝效力的旧学问来为新朝服务。可叹可笑那些鼓吹气节的志士,何以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大概是山里的野菜快吃光了,只好来吃新朝的俸禄了罢。
        收录此诗的独逸退士著《笑笑录》记云: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十八年,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 《明史》,朱彝尊等均在内。此诗所从刺也 。”其实,本诗不必坐实定指开博学鸿儒科之事。早在顺治年间,本诗的雏形便已问世了。姚廷遴 《历年纪》云: “顺治五年戊子,……自清朝来,就考者少,而入学者甚易。是年岁考,奉旨与考者作准,不与考者不作准矣。故上海秀才若老若幼,若贵若贱,俱抱佛脚赴考。时有作诗嘲之者云云。此诗虽俚,而切中时事,可以观民风。”《历年记》所录诗与《笑笑录》所录字句稍有不同,不妨抄录于下备参考:
        一队夷齐下首阳,六年观望已凄凉。当时惟耻食周粟,今日何妨补鞑粮。头上商量新结束,胸中打点旧文章。自知薇蕨终难咽,悔杀当初骂武王。
        相信这首诗较早出现,这不仅因记载之文说它讲的是顺治五年之事,更因诗中有 “鞑粮”之语,对新朝不那么恭敬。
        裘毓麟 《清代轶闻》云: “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云云。”(按:引文中 “宗”字系引者臆补,以使文意通畅)其所引者,比较接近《笑笑录》所录诗,特别是改动了 《历年记》所录诗二、三两联的顺序,值得注意:
        圣朝特旨度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诗中有两个“吃”字,于格律不够深细,但将“鞑粮”改为“国粮”,故可能是在《历年记》所录诗基础上的修订之作,而《笑笑录》所录诗当在其后。
        推排起来,这首七言律诗很可能是在两首七绝诗基础上的改作。王应奎《柳南随笔》记曰: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云云。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云云。闻者无不捧腹。”
        两首七绝,其一云: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其二云: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
        试将第一首七绝与 《历年记》所录七律比,不正是其首联与尾联吗?
        实在说,士人与试谋职,归附新朝,不必深责。人只要不想死,总要谋求维生之道。“几年观望好凄凉”,道出了断绝正常升迁之路的读书人,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况,除个人吃饭问题外,还有家属的安危。士人非神仙,不能不考虑这些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如皮上之毛,总要依附一定的统治者才行。旧朝灭亡多年,再不吃新朝的饭,有什么办法呢?人们不说林则徐是变节者,却对一样归顺清朝的明朝遗民士子过多苛责,恐怕不那么公平。朱熹曾说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人若死去了,节不节的还有什么意义?气节问题,在双方相争时才有意义,如大局已定,实不应强求。
        不过,这里不必细辩气节问题,只要读出对失节者讥评的妙处——暴露其前后言行不一,大体了解其所指内容和时代内涵,便已经足够了。至于所谓失节者该不该受指责嘲讽,是另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