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

有人用亲切的声调说： 时令已进入深秋，这是读书的好季节啊!但是，我读书从来就不曾考虑过季节问题。常年的学习自然养成这种习惯，不读书就难以度日。

有一回，不是同一人说： 怎样才能好好读书呢?然而我必须找的窍门是，如何才能不读书而又能对付过去呢。一读起书来，就无法写书。

从什么时候起，我养成这种难以拂去的习惯了呢?我想确实是从我多病的童年时代开始的吧。容易得病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又蹦又跳的，于是，就代之以读书，但这不是我主动的乐意的选择，而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就这样开始读书，不久，我发现像我一样有读书习惯的人，不是小学里的小伙伴，而是一个成年人。而且是我那个时候最熟悉的唯一的一个成年人，那就是我的父亲。我逐渐喜欢同父亲谈话，并且接受了他谈话的影响。

父亲对所有形而上学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未经实证的任何知识。父亲这种思考方法的影响，至今依然保留在我体内。我现在爱读贝特朗·罗素的书，就是喜欢他那表现的准确性，这与小学生的我喜欢父亲的谈话别无二致吧。

那个时候父亲在读《万叶集》。小学生的我是啃不动《万叶集》的。但是上中学以后，我第一次接触的文学就是《万叶集》。我从头开始读。我并不是有意识主动地选择这样做的，而是偶然的，书就在我身边的缘故。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似乎还没有消失。可以说，我背诵的数首《万叶集》短歌，连同东京秋天黄昏的西边天空和早春的风一起，温乎乎地抚触着我的肌肤，从遥远的少年时代直到现在几乎全部留存下来，成为我的纪念品。

然而，对我来说，《万叶集》决不是昔日的褪了色的照片。不是的，它是我现在热爱日本诗歌的最大的原因，甚至或许还是我相信文学的原因之一。

我没有变。我对此事并不后悔。尽管我希望像一棵树那样扎下根来，但并不希望将它移植到别的土地上。

战　争

中学生时代，告诉我有关芥川龙之介的，是幼年的朋友们(他们如今已不是幼年了)。于是我把零花钱攒起来，在涩谷的旧书店买了芥川全集十卷，一页也一无遗漏地读遍了。但并不都是一无遗漏地理解了。我没有考虑过自杀，也不能理解自杀的人的内心世界。

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我领略到的是反军国主义、破坏日本历史的偶像、对道德说教的反抗、不随大溜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我不是通过吉野作造，而是通过芥川龙之介接受了“大正民主”的遗产。后来，我住进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宿舍之后，读了马克思的书，知道有这种理智地组织非顺应大势主义的方法。战争早已在中国大陆开始，珍珠湾即将到了转折点。在我的周围，我看不见与之有关的左翼运动。但是马克思的方法对我理解战争的现象大有裨益。

然而，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里，中学生的我所发现的，不仅是非顺应大势主义，日本语表现上的丰富的可能性，也使我大开眼界。后来上大学预科，我在瓦莱里的作品中发现了采取分析方法来处理语言表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方法的无与伦比的乐趣。

战争期间，我再度是个病人，自己不是病人的时候，就照顾其他的病人。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学医，不久就住在附属医院的一室里。在这家医院的一个房间里，我读医学书，观察显微镜，治疗患者，除此之外，能够做的就只有读书了。

但是，那时候，大日本帝国出版的报刊、书籍里，充斥着诸如八弘一宇、灭私奉公、魔鬼美英、打他个稀巴烂、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世界史的哲学、超克近代、胜利以前不奢欲之类的词句。我只能在旧书中、在外来文学中寻找读书消遣的工具。大概是那时候，我接近日本的古典文学，并养成了阅读西方的报刊，以及诗歌、小说之类的习惯。

至今我还没有丢掉这种习惯。如今，不论住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也从未曾有过不读日本古典文学和西方报刊的。不，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不论任何一个地方，不能阅读的话，我都不想住下去。

西　方

战后，我持着占领军当局签发的护照到西方去了。我在西方发现的，虽然确实是很普通的东西，但在语言的最广泛意义上说，那就是西方的古典文学。西方古典文学的中心是戏剧，因此，我也是在那里发现了戏剧这玩艺的。

我通过翻译知道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泰伦提乌斯其名，并读过他们的作品。还有我以各自的语言阅读而且品赏过莎士比亚、拉辛、莫里哀、歌德的作品。于是，我觉得近代剧的大部分，不，甚至连近代小说的大部分，似乎只不过是这些原型(以歌德式来说是原本文献)的变形而已。阿里斯托芬是王尔德和萧伯纳的，泰伦提乌斯是意大利假面剧和十八世纪的喜剧的，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是所有近代剧的，拉辛和歌德是囊括了所有近代小说的最重要的要点。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性对立，就是它的世界的结构本身。比如人的意志与超过它的东西。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把它称作命运，后来的西方把它称作神、决定论、历史。名称即使变了(从而内容即使变了)，但结构并没有变。

在西方，我发现的第二种东西，就是中世纪的美术。我在那里看到了形的世界，或者说看到了变成形的精神世界。如果没有座堂，就不可能有蒙德里安吧。对我的人生来说，这的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之一。但是，这种事偏离了读书的话题。比如不是因为读了亨利·佛松才获得这种经验，而是获得了这种经验才读亨利·佛松的。

但是，我邂逅西方的“形”的世界，是在法国。我思念德国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瓦格纳的半音阶成为永恒的《特里斯丹和绮瑟》的情念。当我缅怀法国的时候，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沙特尔和兰斯的天使的脸。而且我想成为罗丹的秘书的里尔克，大概已经看过无论如何不能不看的东西了。那时候，里尔克，结结巴巴地把看到的东西，只是称为“东西”。

旅行的结束

近年来，每年我几乎至少一次，越过大海。有时越过太平洋，有时越过大西洋，还有时越过北冰洋。然而，那种旅行不是为了去欣赏途中的风物，或是为了要在新的土地上寻求新的刺激。这是由于客观情况所造成的，不得已而为之，就像迁徙那样。每次迁居，我的精神生活的思路，总是难以改变，如愿地适应当地的风俗。

昔日，我初次访问西方的时候，改变了精神生活的方向。我得读另一些与先前在日本所读的不同的书，反复地思考“西方与日本”这个问题。

如今，我由于改变了住处，吃的东西变了，说的语言也不同了。但是所读的书没有变。我在加拿大埋头阅读荻生徂徕的书，在德国的大学图书馆里欣赏道元的古注。还思考了原文部大臣桥田邦彦的《正法眼藏释意》之疏漏，和西尾先生的《正法眼藏》注解之缜密。这种事与德国的经济奇迹、北大西洋条约机构、大众车、麦酒桶，以及《蔷薇骑士》的作曲家的伟大生涯没有太深的关系吧。同样，如果我在东京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那么它与经济高速增长、核潜艇、奥林匹克、高速公路，以及“享受酒吧女作为国际旅客招待员的高级娱乐热的私人现实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芭蕉在旅途中唱着“不易流行”的时候，思考了时代的东西和超越时代的东西。但是，不可能考虑到地域的东西和超越地域的东西吧。超越地域而又不易的东西，对于易址是越多就越需要的。这种“不易”在心中膨胀的时候，旅行已变成不是旅行了。关于“西方与日本”这个问题，我现在变得很少去玩味模糊的思索。因为在活着的时候，无论在哪里不易的部分逐渐膨大了起来。

我感到另一次漫长的旅行即将悄悄地结束。因为我自身感到现在某件事即将开始。迁徙多的生活不是很不方便吗。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超过20公斤的私人财物，对生活、工作都不重要了。

(唐月梅　译)

【赏析】

对于很多人来说，早年读书的经历总是特别难忘。回忆起那段经历，心情也格外复杂，或叹惋，或惆怅，或愉悦，或无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读书的历程自然较常人更加丰富、悠长，其回忆是无法用某个词藻就能涵盖与形容的。

与罗曼·罗兰、D.H.劳伦斯等著名作家相同，自幼的体弱多病，迫使加藤选择了读书作为打发童年寂寞时光的重要方式。而令加藤真正爱上读书的，是一个人与一本书。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对未经实证的任何知识都持怀疑态度，直接影响了加藤的思考方法;一本书就是《万叶集》，启发了加藤对文学最初的热爱，并且对他影响深远。《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和歌4 000余首，共20卷。大多是自公元4世纪中叶至8世纪约420年间的作品，8世纪末成书。该书作者有天皇，有农民，其素材包括政治事件、文化风俗、四季抒怀等等，是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建成了天皇专制统治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写照，也是日本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被称为日本的《诗经》。

中学时期，借助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加藤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这种“非顺应大势主义”使得他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对战争有了深入而冷静的认识。作者厌烦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媒体的煽动报道，转而阅读西方报刊，从此养成了阅读西方报刊和日本古典文学的习惯。

在游历西方各国期间，加藤发现了古典文学中的戏剧和中世纪的美术。前者，使他找到了大部分近代戏剧和小说的原型;后者，使他得窥文学以外的另一艺术天地，一个“形的世界”，或者说“变成形的精神世界”。而对作者的人生来说，后者“的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之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加藤常常思索的是“西方与日本”的问题。当他准备结束旅行之时，这个问题也逐渐趋淡。然而对祖国的热忱之情却在平淡从容的语句之下不断地涌动着……

作为学者，加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政治终身保持了一种持续而冷静的关注。在这篇回顾自己读书经历的短文里，仍然隐约透露出作者早年的政治倾向，即反对战争，反思战争。2005年，86岁高龄的加藤应邀访华，发表了《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亚》的讲演，呼吁日本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或许这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吧!

(张雅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