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苏联]安·阿赫马托娃

2018-10-26 可可诗词网-外国散文 https://www.kekeshici.com

1913年秋,在彼得堡一家饭店里为前来俄国访问的维尔哈伦举行欢迎会,同一天,别斯图热夫高级女子专修班也举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内部晚会(只限本校学员参加)。晚会的筹备人员中有位妇女灵机一动,想到把我也请去,让我向维尔哈伦致欢迎词,我对他怀有温柔的好感,不是因为他那轰动的大都市主义,而是因为一首小诗《在天边的一座木桥上》。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有类似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也亲临这个晚会,她们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韦尔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尼奇卡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的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像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大庭广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书里亚宁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勃洛克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马托娃——勃洛克”(《美女诗集》)。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短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 美丽是那么可怕……》。诗中说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说,只是因为有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妨碍我写作。”

1914年夏,我到基辅郊区达尔尼察去探望妈妈。7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问的能手。他问道:“你跟谁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51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道:“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雅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杰利马斯以及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说:“阿尼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却的深渊中挖掘出来,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结构的伊萨克桥。桥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飘去。我和我的同行者惊诧地望着那不曾见过的场面。勃洛克作了记载,这一天是1916年7月11日。

革命以后(1919年1月21日)我在戏剧食堂里又碰见了勃洛克,他脸色憔悴,瞪着一对发疯了似的眼睛。他对我说:“大家在这儿见面,仿佛已经到了那个世界。”

大战初期(1914年8月5日)我们三个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在皇村火车站吃饭(古米廖夫已经穿上了军装)。勃洛克当时走访了军人家属,以便给予帮助。当只剩下我们三人时,科利亚说:“难道把他派到前线上去?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锅里炸。”

25年过去了,还是那座话剧大剧场里举行勃洛克纪念会(1946年),我朗诵了一首刚刚写成的诗: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像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当时他向普希金纪念馆,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乌兰汗 译)

【赏析】

阿赫马托娃是苏俄著名诗人。她的诗善于捕捉情感震颤、灵魂律动和心流涟漪,因而被诗评家称为“打开了一颗与其说是极其柔软,倒不如说是刚强的,与其说是爱流泪,倒不如说是残酷的抒情的心灵”。阿赫马托娃对散文也颇钟情,正如她自己所坦言: 散文对她始终充满着诱惑。

阿赫马托娃的散文,对于研究诗人本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于研究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乃至对于研究白银时代甚至现代俄罗斯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除关于普希金的论文和随笔外,阿赫马托娃生前发表过的散文寥寥可数,即使已发表的,刊行时也多有删节。阿氏选集中的散文,大多为学者在她逝世后根据遗稿编纂而成,诗人未及亲自审定。因此,文章中偶有重复、芜杂的地方,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小疵,诚不足以掩去碧玉的光彩。

阿赫马托娃的研究性散文不但运用了第一手研究材料,而且睿见频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阿赫马托娃在文论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她散见于书信、日记以及回忆录中的诗论、文论和创作谈,一点也不比专业文学评论家的高头讲章来得逊色。真知灼见又辅以斐然的文采,乃是诗人文论的本色,阿赫马托娃自不例外。

在阿赫马托娃眼中,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一个严肃的、严谨的、直率的、幽默的诗人,但是他也不爱张扬,不愿意参加什么欢迎会,进行一些无聊的致辞。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是一个写诗时可以忽视周围一切的人。勃洛克在给作者的签名中,竟然按照自己当时正念念不忘的卡门,把作者的女性美西班牙化。其实阿赫马托娃从来不是如此的美。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的性格是敢说敢为的,尤其在学术探讨的问题上,从来都是大胆地探讨。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也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诗人。他积极地参加到革命中去,访问应征军人的家属,给予援助。为了革命,他积劳成疾,瘦骨嶙峋。

阿赫马托娃用自己丰富而又细腻的笔触“为同时代的很多伟大的诗人们建立了一座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很少有女性作家立足之地,更不要说与男作家们“同处一室”探讨文学和诗学问题了。阿赫马托娃这在绿海中的一点红,给19世纪的俄国文学注入了多样性的活力。

(陈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