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苏联]布尔加科夫

2018-10-26 可可诗词网-外国散文 https://www.kekeshici.com

许许多多人都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回忆。这件事我记得非常牢,使我终生难忘。又怎么能忘记呢,每天晚上,手风琴般的灰色管道散发出热气,一阵舒适的暖流充满全屋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张写过绝妙的申请报告的黄纸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那件半旧的敞领短上衣。

我怎能忘记呢?每天晚上,50瓦的灯光撒满全屋,我能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18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现在,我一抬起头,就会看到头顶上有天花板,这时,能想象我会忘记这件事吗?诚然,这是一个极难看的天花板,它很低,熏得很黑,还有裂缝。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天花板,而不是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布满繁星的蓝色天空,科学的精确资料表明,那儿不仅仅是18度,甚至是271度,而且还是零下。只用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的温度,就足以结束我的文学写作生涯了。现在我这里虽然头顶上有蜘蛛网的黑色垂丝,但却是零上12度,而且有灯光,有书籍,还有住房卡。这就是说,我将与整栋房子同在,只要不发生火灾——那么我就会活着。

但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那是1921年的年底。我来到了莫斯科。这次迁移本身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困难,因为我的行装非常简便。我全部财产都放在一个小手提箱内。此外,我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大衣。我不想描述它,这是为了不引起读者的厌恶感,因为我直到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件蓬乱的破烂货,心中就感到厌恶、难受。

只讲一件事儿就够了: 我头一次走在特维尔大街,就六次听到身后有人小声感叹地说:“这件短大衣可真够劲儿!”

我在莫斯科走了两天,您瞧,还真找到了工作。虽然这工作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然而,也不比别的差: 它和别处一样发粮食,也同样在12月才发8月份的工资。就这样我开始工作了。

可就在这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赤裸裸而极其岂有此理的问题——住房问题。人要住房,没有房子住,人就无法生活。我的羊皮短大衣给我起过大衣、被子、台布和床铺的作用,但它代替不了房子,小手提箱也一样。小手提箱太小了。此外,它也不能供暖。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住在手提箱里也不够体面吧。

我来到房管部门,而且站了6个小时的队。我跟在和我同命运的人们的后面,到6点钟过了,才走进办公室。他们对我说,过两个月我能分到房子。

两个月大约有60个夜晚,我极为感兴趣的问题是,我在哪儿度过这些夜晚呢?不过,其中的5天可以除外,因为我在莫斯科有5家熟人: 两次我睡在穿堂屋的沙发上;另两次我睡在一排椅子上;一次是睡在煤气灶的平板上。第六个晚上,我就到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过夜。这条林荫道在11月份是很美的,然而,在这样的季节里,这里顶多只能睡一夜。不论是哪位想试试的话,都会确认这一点。清晨,教堂宏大圆顶上的天空刚刚发白,我就拎起蒙满白霜的小手提箱,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在林荫道上过夜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我毫不遗憾地将麻袋里发红的粮食和要等明年2月份才发给我的11月份的工资都放弃。我恨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于是我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只能称为奇怪的事。就在勃良斯克火车站旁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然而,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住在莫斯科,并且还有自己单独的一间房,噢,我最好的朋友啊!过了一小时,我已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

“你住下吧!但你是登记不上户口的。”

夜里我住下了,白天我到房管部门请求将我的户口登记在朋友的住址上。

房管委员会主席是个胖子,一身茶炊色,戴着一顶羊羔皮帽,衣领也是羊羔皮的,双肘向两边大大地摊开,坐在那里,用他那青铜色的双眼看着我的短皮大衣上的破洞。戴着羊羔皮帽的房管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围坐在他们头儿的左右。

我说:“请给我登记一下吧!因为房主人完全不反对我住在他的房里。我这个人很安静,不会打扰任何人,不会酗酒和吵闹……”

主席回答道:“不行,我不给您登记,您不应住在这幢房子里。”

“那我住哪儿呢?”我问道,“住哪儿?我不能住在林荫道上呀。”

“这我管不着。”主席回答说。

主席的同事们用铁一般的嗓子喊道:“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

“我不是瓶塞儿……我不是瓶塞儿,”我绝望地嘟哝着说,“我往哪儿蹿呢?我可是人啊!”我绝望透了。

就这样过了5天,第六天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煤油瓶的跛子,他宣称: 如果明天我不自己走,民警就把我带走。

这时我气得发疯。

夜里,我点燃一支粗大的、带金丝卷的、结婚时用的大蜡烛。断电已经一周了,我的朋友也以蜡烛照明,就是在这些烛光下他的婶娘将自己的心和手交给了他的叔父。蜡烛流下的油像哭泣的泪水,我铺开一大张干净纸,在上面写了起来,开头是这样写的: 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将一切的一切都写在了这张纸上——我写了如何参加工作;又如何跑房管部门;又是如何在基督教堂上空看到270度下的繁星;还有他们如何对我喊叫:

“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瓶塞儿一样。”

漆黑的、冒着煤烟味的寒夜(暖气也坏了),我在破沙发上睡着了,并梦见了列宁。他坐在灯光照明下的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注视着我。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穿着我那件短大衣,讲述着林荫道上空的繁星、婚礼蜡烛和那个主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瓶塞子,不是的,不是香槟酒瓶塞子。”

我委屈得眼泪夺眶而出。

“啊,这样……这样……这样……”列宁回答道。

然后他挂了个电话。

“发给他与朋友一起住的共同住房证。让他能永远在这间房子里,写那些关于星星的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把那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坏家伙给我叫来。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共同住房证。”

那个主席被带来了,胖主席哭哭啼啼、嘟嘟哝哝地说:

“我再不敢了……”

早晨在工作单位里,看到昨夜在蜡烛光下写的那张纸时,大家都哈哈大笑。

“您见不到他的,亲爱的。”主任同情地对我说。

“那我就要找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绝望地回答说,“我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普列契斯琴林荫道我是再也不去了。”

于是我找到了她。

下午3点,我来到她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穿着一件半旧毛皮敞领短上衣,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看了一眼我的短皮袄。

“您有什么事?”她仔细地看了看我手中的这张了不起的纸后问道。

“我在世上除了共同住房证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想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外,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了。我恳求您将这份申请转交给他。”

我把这页纸交给了她。

她读完我的申请书。

“不行,”她说,“把这样的小事儿呈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去处理?”

“那我可怎么办呢?”我问道,把帽子也搞掉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拿起我的这页纸,用红墨水在页边写道:

请发给共同住房证。

并签了字:

乌里扬诺娃。

句号。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忘了谢谢她。

忘了。

帽子也没戴正,我就走了出来。

竟忘了谢谢。

下午4点钟,我来到吸得满屋是烟味的房管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在场。

“怎么搞的?”大家都喊起来,“您还在这里?”

“从这里蹿……”

“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我恶狠狠地问,“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对吗?”

我掏出这页纸,把它放在桌上并用手指指着那几个极其珍贵的字。

所有戴羊羔皮帽的都俯向这张纸,一下子他们都瘫了,按墙上挂钟滴答的响声计算,我敢说这种状态继续有多久:

整整三分钟。

然后,这位主席复苏过来了,他朝我翻着无神的眼睛:

“乌里扬……?”他用笨拙的声音问。

在寂静中又响起挂钟的滴答声。

“伊万·伊万内奇,”穿着羊羔皮的主席有气无力地说道,“老兄,给他们签一张共同住房证。”

这位叫伊万·伊万内奇的老兄拿起一个本子,在死一般寂静中用钢笔刷刷作响地填写着住房证。

我现在还在这里住着,还是在那间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的房内。我这里有书籍,书桌上灯光环照。1月22日,这束灯光发出红色,顿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梦中所见到的面孔——小山羊胡子和向前凸起的前额,而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悲哀与绝望之中的灰白色的头发,半旧的毛皮敞领短上衣,还有用红色墨水写的字——

乌里扬诺娃。

最重要的是那时我忘了道谢。

这件事可真做得不得体……

谢谢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娄力 译)

注释:

①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即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列宁的夫人。192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作者当时即在该部门工作。

② 指旧俄时代女方同意嫁给男方。

③ 1月22日: 这一天是列宁逝世(1924年1月21日)的次日。

【赏析】

有人说俄罗斯的文学最好在冬天来读,天寒地冻的季节让我们和书中的人物体验到同一种寒冷。这句话用在布尔加科夫的《回忆……》上尤为合适。

11月份,莫斯科的普列契斯琴林荫道实在是美丽“冻”人。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在五家熟人辗转借宿了五天之后,布尔加科夫最终无奈地来到林荫道上露宿街头。“这一夜冷得出奇,一个人的肩上落雪成堆。”当空中消失了最后一颗星星,他“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带着对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的恨,布尔加科夫走向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布尔加科夫巧遇了一位好友,并住到了这位朋友自己的一间房子里。可是房管局的主席是不关心他的安危的,他们不给他登记,要求他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快点蹿出去。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蜡烛流着泪在哭泣。布尔加科夫在纸上倾诉,开头一句话——“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引起了大家的哈哈大笑,也坚定了布尔加科夫向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寻求帮助的决心。她的红色墨水的签字让布尔加科夫顺利得到了共同住房证,使得他能够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18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回忆,每个人都会有生命中的冬天,也都会在快要抵御不住这场寒冷的时候获得别人温暖的炉火,心灵的慰藉。多年以后再回首,当时的寒冷也许早已无从体会,我们感受到的只有那份脉脉温情,像炉火一般在胸中翻腾,温暖如初。

只是,布尔加科夫生命的冬天格外长了一些,得到的温暖格外少了一些。他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几年后,他以长篇小说《白卫军》而闻名于世。但是,在写作的第七个年头,他即遭到批判而被迫沉默,有生之年再也未能发表作品。他堪称石破天惊之作的《大师和玛格丽特》,33年之后才在俄罗斯出版。“命运的安排是,不管是职称还是成绩,都久久不得其用。”他自传中的这句平淡却意味深长的话,波澜不惊地道出了现实社会的严峻和不公。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予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

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写作对于他而言,就像那年寒冬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签字的那张申请书一样给他以温暖。

1931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草原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1940年3月10日,年仅49岁的布尔加科夫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一匹离群索居的狼停止了在广阔草原上的奔跑,闭上了冷观世界的眼睛。

(杜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