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的笔

2024-01-07 可可诗词网-杂文鉴赏 https://www.kekeshici.com

        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支三落三起的笔。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 的人,都是要用笔的。读书人着书立说,吟歌赋诗,要用笔,种田的、赶买卖的,记豆腐白酒帐,要用笔,甚至象阿Q那样人物,临到枪毙之前,还要拿起笔来,伏在地上,在判决书上面画个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画得不圆,这就可见笔之为用是大得很哩。
        自然,笔各有不同,我们用的或毛笔,或钢笔,而况钟所用的是朱砂笔。况钟虽然是苏州府尹,但这回担任的工作,却是监斩。他的职责就是核对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就算他“验明正身” 了,大可朱砂笔一挥,向榜上名字一点,叫刽子手拉出去,一斩了事的。然而况钟偏不这么做,一听到犯人呼冤,并且自述经过,又点不下去了。经过临时一次调查,冤情已经属实,但他既是监斩官,无权过问判决,于是又拿起笔来,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点不下去。他想到人命关天,要对人负责。他终于立下决心,自担干系,延缓处斩,向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并且亲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狱。这样,况钟的朱砂笔,终于点中了真正的杀人犯。可见一个人会不会用笔是大有讲究的。
        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员,都是要用笔的。有的是起拟计划、稿件,等等,有的则是拿起笔来在计划、稿件之类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拟,或写上一个名字。但是,我们用笔有没有象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们之间固然不缺乏象况钟那样的人,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并且用行动来帮助用笔。但我们之间,也不缺乏象过于执那样的人,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压,自己仅仅经过手,签个名,只考究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翔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
        没有对人负责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对工作负责的事,况钟的笔底下有“人”,就是况钟用笔的可贵精神。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支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而除掉了坏人,也就是保护了好人。但要作到这一点,也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样,况钟的笔就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两支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但一个能对人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况钟可说是善用其笔的人了。
        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

        

(1956年5月6日《人民日报》)


        赏析 这篇杂文,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到:作者以对人民负责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在30多年前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般人对国家机关这些弊病尚未察觉,或者虽有察觉,但不敢触及。而巴人同志却以敏锐的眼光,坦荡的胸怀,以及对新中国赤诚的热爱之情,大胆地暴露了阴暗面,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巴人在他的《点滴集》一书中说过: “我常常想: 无以为人,何以为文。杂文尤其如此。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这些话,应该成为杂文写作者的座右铭。
        《况钟的笔》运用说古论今的方法,以“笔”为中心线索,处处照应,十分严谨,在艺术上有不少特点。
        层层剥笋,步步深入。文章起笔入题,“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支三落三起的笔。”接着谈了几句笔的用途之广,便娓娓动听地转述了况钟监斩犯人时所用的那支朱砂笔三落三起的经过及原因。至此,作者借用故事所明之理已很明确。但这时笔锋一转,又顺理成章地由况钟的笔联系到现在“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工作人员”是怎样用笔的。由故事到现实,这就使文章深入了一层。而要做到用笔时对人负责,并不是容易的事,还需要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文章在这里又深入一层。作者说,要与这些人作斗争,就得担点风险,还“要有大勇气、大智慧”。但是,只要有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就可以在人民那里得到勇气和智慧。文章正是在层层递进的剖析中阐述道理的。
        对照鲜明,类比贴切。为了突出中心,文章把况钟的求实精神和对人民负责的“三落三起”的用笔之法,与我们国家机关中那些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用笔之法加以比较,一褒一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在分析况钟用笔“很不容易”的原因时,作者又拉出《十五贯》中的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忱与现实生活中那些无视人民的“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进行类比。这样,对那些只凭主观臆断、不求实际的人,那些官气十足的人,无疑是一种鞭挞,也是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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