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阔”,就有人攀附,活着的自不必说,就是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的,也会有人去认亲的,不是排出过杨老令公的第n代子孙么?蓝翎同志给这类社会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拉祖配”。
        还有一种“拉祖配”,是给某类事物拉祖宗找祖例的。我这里仅举二例:
        一例见之于某报,说是鲁迅也用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词汇,点明的时间是1918年,点明的 出处是《随感录·三十八》。这是给两个文明的建设 “拉祖配”的。
        在鲁迅的《随感录·三十八》中是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字眼。原文是“乙云 ‘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 ,这是带引号的,不是鲁迅原话,“乙云” 二字断断不可省略; 其二,这里所谓的 “精神文明”,指的大概是中国的 “国粹”,与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文明并不是一码事; 其三,鲁迅对这句话采取否定的态度,把它作为 “合众的 ‘爱国自大’ 的一种表现” 。我真不理解,这样挖空心思地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寻找祖宗,于文明的建设有何补益?
        另一例见之于某刊,叫做《从铁饭碗想起了郑振铎先生》,说是郑振铎在旧社会工作时,曾被派到上海西站当见习站长,但他宁肯扔掉这只 “铁饭碗” ,“走定了一条文学的路” 。大概是郑振铎还不够“阔”,于是又拉来了更“阔”的 “祖宗”: 孙中山、鲁迅、郭沫若——他们的 “舍医从文”,也是革了 “铁饭碗” 的命的。
        旧社会也有 “铁饭碗”之说,指的是风雨飘摇之中比别的行业稍为稳当的行业,绝没有现在说的 “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的意思。鲁迅的弃医从文,或郑振铎的弃“铁”从文,最多也只能说是“改行”,把它们也拉来作为革除铁饭碗的祖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拉出祖例,证明古已有之,于是今人尽可放心地去做,但恰恰忘记了鲁迅对这种思想方式的反诘: “从来如此,便对么?”攀上“阔”人,似乎就胆壮气粗,也不必再担心犯错误,但又恰恰忘记了鲁迅对这种思想方式的冷嘲: “赵太爷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何况“拉”的牛头不对马嘴,“攀”的又张冠李戴,这类“拉祖配”,较之阿Q眩耀自己姓赵,而且比赵太爷还长了辈数的攀扯法更扯得远了。
        搞两个文明的建设,是时代的要求;对铁饭碗的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大可在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以实践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钻到牛角尖里去,是会拔不出来的。
        

(1985年7月9日《人民日报》)

        赏析 对于本杂文曾有人介绍,说它针砭的是杂文用典不当之弊,也有人把它作为反驳论据的范文来赏析,这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其实该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立意。“文贵立意,意高则文高”。杂文用典不当,在一般人看来,无非是写作态度问题。宋志坚却以杂文家独到的眼力,透过用典不当的现象,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一种社会心理密码。
        文章从两个用典不当的例子入手,以严密的逻辑,简洁的文字,逐一剖析驳斥,虽然花了大部分笔墨,但重心显然不在此,只是为向深层探究作必要的铺垫。作者形象地借用“拉祖配”的说法,指出拉祖宗拉得牛头不对马嘴,攀阔人,攀得张冠李戴,无非是用祖例为今人壮胆。一个时期人们养成处世办事总要小心翼翼从“本本”上找根据的微妙心态。倘没有祖例,总感到不踏实,即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不敢大胆去干。这实际上涉及到真理标准问题,正如文章结尾指出的:搞两个文明建设和对铁饭碗的改革,“大可在现实中找到充分的依据,以实践来检验它们的真理性。钻到牛角尖里去,是会拔不出来的。”
        一篇千字杂文,要涉及真理标准问题,需要相当功力。作者娴熟地调动杂文艺术手段,把大而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而又典型的事例之中,点到即止,形象深刻,含蓄隽永,给人留下联想的余地。“赵太爷是家里田地就有三百亩的,他说的还会错么?”那么,要是赵太爷没有说过,或者赵太爷家里田地没有三百亩呢?文章就这样继续启动着读者的思路。正如徐懋庸所说的,在它 “本身的逻辑停止了的地方,在别人脑中,逻辑还在继续着”,这也是该文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