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当嘉平公子
社会风气随时而变,自然有好坏美丑不同。所谓 “乾隆遗风”,仅见于游览之处,而 “嘉平公子” 的派头,则可谓无地不有。怎不令人慨然!
回忆解放初期,青年们谈恋爱、选对象的标准,普遍的是先了解对方的出身、历史、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等,即使心里想找一位长得漂亮一点的,也不敢作为一个条件公开放谈,怕人家说是资产阶级审美观、恋爱观。时尚如此,形势使然,处在新旧两个时代大转变的条件下,有志气的青年谁不追求政治进步,谁愿自甘落伍? 他们的恋爱观追求的内容高于形式,思想方法有点片面性,并不奇怪。至于那以后曾出现过的“运动恋爱”式结婚,可说是这一片面性的畸形发展,则另当别论。
我这样说,并不是以同辈人的身分去原谅过去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因为就是在“关关雎鸠”的《诗经》时代,好象也不避讳美目白脖子的漂亮,而当时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不存在。可是,现在有些青年,竟以“解放牌”、“开放牌”自诩,从反对过去的片面性而走向另一种片面性,选对象的标准是形式高于内容。首先看个子多高,脸蛋如何,重视外形,忽视“内美” (这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话),至于政治条件,已降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这恐怕不能简单说成是形式主义,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同对政治的“看透”有关。讲的是“实惠”:金钱、家具、衣着、房子,等等。不顾修“内美”,拚命赶“时髦”,摆阔气,所以能一见倾心,快速恋爱,闪电结婚。结果如何,悲喜皆有。要说全是个人私事,报刊上为何当作不良社会风气经常呼吁刹、刹、刹!
人毕竟是要有点精神的。古人常说“酒囊饭袋”,贬斥的就是缺乏“内美”。赶时髦不等于漂亮,更不等于美。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恋爱婚姻,说不上是“美满姻缘”,尽管鸳鸯枕头可以买六对。清朝的蒲松龄早就看穿了这类内外不谐的可笑现象,以诙谐的笔画出其难堪: “嘉平某公子,风仪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试。”娼门女鬼温姬,“慕公子风流”,“愿奉终身”,遂交好。但公子乃别字大王,写一“谕仆帖”竟“多错谬”: “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温姬见之,书其后: “何事‘可浪’? ‘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自恨“以貌取人”,“不图虚有其表”。而公子竟不知所题为何,“折帖示仆”,“闻者传为笑谈”。
笑话只当是笑话。蒲松龄之高明处,恰在于写的笑话出自一位脸蛋漂亮的应过试的试子身上,如果写的是出于学识不多的劳动者身上,那将落于恶趣,笑不起来了。嘉平公子的可笑产生于“内美”之不修且不悟。温姬能觉悟到 “以貌取人”之失,则增添了识别“内美” 的能力,故作者赞呼其为 “可儿”! “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真把这种人看扁了。
我们何不可反提一种要求: 翩翩少年少女,何不把物欲看轻点,努力充实自己的 “内美”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讲四美,归根结底是“内美”为先,没有这一点,其他都落空,或者流于“花架子” 。“嘉平公子” 的后尘步不得,早悟为佳,且将福及子孙。人的价值之一是以智慧贡献于社会,而不是以愚昧来生产笑话,后者结果是导致人格的贬值,越穷讲究越贬得厉害。
赏析 时下难以胜数的报纸刊物上不乏各种人生修养或准人生修养谈,但大多数写得空泛、虚幻、且缺乏深度,或乍一看流光溢彩,实则附庸风雅,沦于市俗。这篇杂感却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谈的是青年人的恋爱婚姻问题,题材是人们极熟悉的,但写得实在、犀利并充满睿智,不同凡俗,读罢定能给青年读者以有益的触动。
有人说50年代的青年人是义务型人格,80年代的青年则是思考的一代。的确,过去一味地追求政治第一,以至于谈恋爱也要从属于政治义务,确乎显示出50年代青年人不无畸形的义务牺牲精神。但现时的青年人就一定都在“思考”吗?未必尽然,如果说确实在思考,那就必须说对物质利益的思考达到了空前高度,以至于出现如作者所说的不修内美,金钱、家具、衣着、房子至上的“另一种片面性”。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斯文扫地的畸形状况已经愈来愈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蔚然而成为一种社会不良风气。显然,做为一个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作者对此是深感痛惜的。因此,在指出了这种不良风气之后,作者借古讽今,以蒲松龄笔下“嘉平公子”为例,辛辣地嘲讽了那种虚有其表、内外不谐、内美不修且不悟的可笑现象。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因某种片面性形成人们的一种自我压抑意识,那么,时下物欲的过分膨胀,亦导致一种人格的贬值。一方面以人格独立为时尚,一方面又热衷于物欲的满足,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自我矛盾被作者很如实地道出。但直言不讳绝不单纯是出其难堪,事实上,从这一敏感问题入手,揭示当代青年人精神生活和物质追求出现不平衡发展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并加以不留情面的解剖、放大,正构成了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和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的特点。从写法上看,文章的前后两部分相映成趣、张弛得当。“嘉平公子”的破题解释恰到火候,既是思路上的水到渠成,又变前半部分的一般描述为后半部分的形象化议论,而议论的生发又紧绕这一形象,这就使褒贬臧否显得鲜明生动,易于接受。
回忆解放初期,青年们谈恋爱、选对象的标准,普遍的是先了解对方的出身、历史、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等,即使心里想找一位长得漂亮一点的,也不敢作为一个条件公开放谈,怕人家说是资产阶级审美观、恋爱观。时尚如此,形势使然,处在新旧两个时代大转变的条件下,有志气的青年谁不追求政治进步,谁愿自甘落伍? 他们的恋爱观追求的内容高于形式,思想方法有点片面性,并不奇怪。至于那以后曾出现过的“运动恋爱”式结婚,可说是这一片面性的畸形发展,则另当别论。
我这样说,并不是以同辈人的身分去原谅过去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因为就是在“关关雎鸠”的《诗经》时代,好象也不避讳美目白脖子的漂亮,而当时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不存在。可是,现在有些青年,竟以“解放牌”、“开放牌”自诩,从反对过去的片面性而走向另一种片面性,选对象的标准是形式高于内容。首先看个子多高,脸蛋如何,重视外形,忽视“内美” (这是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话),至于政治条件,已降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这恐怕不能简单说成是形式主义,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同对政治的“看透”有关。讲的是“实惠”:金钱、家具、衣着、房子,等等。不顾修“内美”,拚命赶“时髦”,摆阔气,所以能一见倾心,快速恋爱,闪电结婚。结果如何,悲喜皆有。要说全是个人私事,报刊上为何当作不良社会风气经常呼吁刹、刹、刹!
人毕竟是要有点精神的。古人常说“酒囊饭袋”,贬斥的就是缺乏“内美”。赶时髦不等于漂亮,更不等于美。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恋爱婚姻,说不上是“美满姻缘”,尽管鸳鸯枕头可以买六对。清朝的蒲松龄早就看穿了这类内外不谐的可笑现象,以诙谐的笔画出其难堪: “嘉平某公子,风仪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试。”娼门女鬼温姬,“慕公子风流”,“愿奉终身”,遂交好。但公子乃别字大王,写一“谕仆帖”竟“多错谬”: “椒”讹“菽”,“姜”讹“江”,“可恨”讹“可浪”。温姬见之,书其后: “何事‘可浪’? ‘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自恨“以貌取人”,“不图虚有其表”。而公子竟不知所题为何,“折帖示仆”,“闻者传为笑谈”。
笑话只当是笑话。蒲松龄之高明处,恰在于写的笑话出自一位脸蛋漂亮的应过试的试子身上,如果写的是出于学识不多的劳动者身上,那将落于恶趣,笑不起来了。嘉平公子的可笑产生于“内美”之不修且不悟。温姬能觉悟到 “以貌取人”之失,则增添了识别“内美” 的能力,故作者赞呼其为 “可儿”! “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真把这种人看扁了。
我们何不可反提一种要求: 翩翩少年少女,何不把物欲看轻点,努力充实自己的 “内美”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讲四美,归根结底是“内美”为先,没有这一点,其他都落空,或者流于“花架子” 。“嘉平公子” 的后尘步不得,早悟为佳,且将福及子孙。人的价值之一是以智慧贡献于社会,而不是以愚昧来生产笑话,后者结果是导致人格的贬值,越穷讲究越贬得厉害。
(1983年5月15日《解放日报》)
赏析 时下难以胜数的报纸刊物上不乏各种人生修养或准人生修养谈,但大多数写得空泛、虚幻、且缺乏深度,或乍一看流光溢彩,实则附庸风雅,沦于市俗。这篇杂感却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谈的是青年人的恋爱婚姻问题,题材是人们极熟悉的,但写得实在、犀利并充满睿智,不同凡俗,读罢定能给青年读者以有益的触动。
有人说50年代的青年人是义务型人格,80年代的青年则是思考的一代。的确,过去一味地追求政治第一,以至于谈恋爱也要从属于政治义务,确乎显示出50年代青年人不无畸形的义务牺牲精神。但现时的青年人就一定都在“思考”吗?未必尽然,如果说确实在思考,那就必须说对物质利益的思考达到了空前高度,以至于出现如作者所说的不修内美,金钱、家具、衣着、房子至上的“另一种片面性”。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斯文扫地的畸形状况已经愈来愈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蔚然而成为一种社会不良风气。显然,做为一个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作者对此是深感痛惜的。因此,在指出了这种不良风气之后,作者借古讽今,以蒲松龄笔下“嘉平公子”为例,辛辣地嘲讽了那种虚有其表、内外不谐、内美不修且不悟的可笑现象。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因某种片面性形成人们的一种自我压抑意识,那么,时下物欲的过分膨胀,亦导致一种人格的贬值。一方面以人格独立为时尚,一方面又热衷于物欲的满足,这一代年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自我矛盾被作者很如实地道出。但直言不讳绝不单纯是出其难堪,事实上,从这一敏感问题入手,揭示当代青年人精神生活和物质追求出现不平衡发展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并加以不留情面的解剖、放大,正构成了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和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的特点。从写法上看,文章的前后两部分相映成趣、张弛得当。“嘉平公子”的破题解释恰到火候,既是思路上的水到渠成,又变前半部分的一般描述为后半部分的形象化议论,而议论的生发又紧绕这一形象,这就使褒贬臧否显得鲜明生动,易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