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癖印书生》

2019-05-12 可可诗词网-历代题画诗 https://www.kekeshici.com

陈鸿寿

落拓生涯耽笔砚,癖性疑痴,金石供清玩。斐几芸窗何足羡,书生自笑区区愿。

花乳桃红争灿烂,刻琢摩娑,镇日情无厌。锦裹香熏徒点染,题词韵事垂文苑。

题咏印章的诗,用近体诗形式的最多,如厉鹗的《论印绝句十二首》,王灼的七言律诗《赠邓石如》;用古体诗形式的也较多,如倪瓒的《题陆定之臃。但是,用词来题咏印章的却极少,陈鸿寿这首就是以词的形式填写的。 《蝶恋花》为词牌名,本名《鹊踏枝》,属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并改名为《蝶恋花》。

陈鸿寿(1768—1822),清篆刻家。字子恭,号曼生,又号老曼、胥溪渔隐、种榆道人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篆刻取法秦汉,旁及丁敬、黄易,擅于切刀,刀法纵恣爽利,富于激情,别具矫健雄肆的风采,对后来取法浙派者影响颇大,为“西泠八家”之一。工书,擅长行书、隶书,潇洒简远, 自成一格。也能画山水、花卉、兰竹。有《种榆仙馆印谱》、《桑连理馆集》等。

陈鸿寿在这首词的题记中写道:

余平生笃嗜金石,人皆嗤我为迂。琴南出是句属镌,竟应其所求,喜其同有嗜痂之癖也。壬戌三月,曼生并记。

“癖印书生”是其友人琴南请他镌刻的一方印章上的词句。陈鸿寿有印癖,他在“苕园外史”的印款中说: “予性拙,率有索篆刻者恒作意应之,不敢以其人为进退。”可见,他的篆刻通常是有求必应的,并不因人而异。他之所以特别乐意为琴南刻印,是由于要求刻的竟是“癖印书生”四字,这正与自己所嗜相同,而且同是嗜印成癖。于是,不但精心篆印,而且还为之填词作记,这就不同于寻常的应酬之作了。款中记明“壬戌三月”,可知英词均作于嘉庆七年(1802)。

“落拓生涯耽笔砚,癖性疑痴,金石供清玩。”落拓生涯,形容所过的是性情放浪,不拘小节的生活,这已初步勾勒出主要以自己为描写对象的癖印书生的形象:落落拓拓,不注意仪容;行为散漫,不束缚于生活的常规。接着,作者又拈出一个“癖”字来点题,他之所以落拓不羁,是因为把生活的志趣热情均倾注到艺术癖好上去了,以至于他自己也感到性格疑痴,这也如他在印章款识中所说的: “予性拙”、 “人皆嗤我为迂”。他的癖性是什么?就是废寝忘食地耽玩笔砚,笃嗜金石。笔砚,用以借代文房四宝,从而以这类诉诸直观的事物指代书画艺术;金石,是借具体事物的质料来指代用以制成的艺术品,如以铜材或石材刻制而成的印章,以及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碑刻等。 “金石供清玩”,清玩可以是名词,指金石、书画、古器、盆景等可供赏玩之物,这里用作动词,意为对这类清雅之物的品赏玩味。陈鸿寿在宜兴时,制陶家杨彭年曾为其制大量造型雅致的紫砂壶,他各题铭款,风行于时,因而人称“曼生壶”。他的清玩癖也由此可见一斑。

“斐几芸窗何足羡,书生自笑区区愿。”斐几,文彩斐然的精致几桌;芸窗,与“斐几”并提,指代陈设华贵的书房。古人藏书多用芸香驱蠹虫,因此书籍可称“芸编”、 “芸帙”,藏书之所可称“芸阁”。这两句是说,高贵的书斋和精美的几案不值得羡慕;作为癖印书生,我笑自己的区区夙愿。“笑”字表面上似乎有所否定,其实应理解为喜悦自得。区区,有小小之意,又有忠爱专一之意,这里是兼而有之,由此也可见陈鸿寿谦逊的品格和忠于艺术、心不旁鹜的执著追求。他在“书画禅”一印的款识中,具体地表述了这个“区区愿”:

书画虽小技,神而明之,可以养身,可以悟道,与禅机相通。……余性耽书画,虽无能与古人为徒,而用刀积久,颇有会于禅理,知昔贤不我欺也。

他对书画篆刻的“小技”,是多么珍爱,多么忠诚,多么执著,多么笃嗜!这就是他的志趣意愿。

“花乳桃红争灿烂,刻琢摩娑,镇日情无厌。”首句咏赞印材之美。花乳,石名,最早由元代王冕采以刻印,其质地温润晶莹,细腻如玉,易于受刀,价等黄金;桃红也是一种著名的冻石,清朱彝尊《赠许容》诗云: “会稽王冕易以石,细切花乳桃皮红。”钟大源《论印绝句》也说: “佳冻桃皮色浅红”。陈鸿寿举出“花乳”、“桃红”这两种以概括形形色色的“灯光冻石”名品,又用“争灿烂”三字,描画出各种印石的“灯光”璀璨,色泽绚烂,造型各异,争妍竞艳。 “刻琢摩娑”,又令人想见这位篆刻家面对琳瑯满目的佳石,是如何地爱抚把玩,喜不自胜,兴之所至,奏刀砉然,轻重缓急,唯心所欲……清周三燮在《<种榆仙馆印谱>题词》一诗中对此描写得极为精彩,不妨录其片断于下:

曼生(陈鸿寿)擅书名,篆刻尤能事。用刀如用笔,刀胜笔锋恣。写石如写纸,石胜纸质腻。闻其上手时,绝若不经意。……方圆离合间,游刃有余地。奇情郁老苍,古趣变姿媚。秦汉及宋元, 规摹得精诣。……人生一艺精,即属性情寄,磊砢英多材,确乎见胸次。

陈鸿寿确乎把毕生的志趣、精力、性情、才能都投入到篆刻生涯中去了,因而必然是“镇日(整天)情无厌”了。

“锦裹香熏徒点染,题词韵事垂文苑。”锦裹,皇家御印的装藏制度。清朱象贤《印典》 “宋宝制度”条引《文献通考》云: “宋制,凡宝用玉……装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帊,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衬色玻璃、碧细石、珊瑚、金精石、玛瑙。”陈鸿寿认为,尽管这类印章以锦装裹,以香熏染,然而其艺术价值并不高,只是徒然点缀炫耀而已,因为它们缺少文化意蕴和艺术趣味。陈鸿寿感到只有文人治印,然后又加题咏刻款,才是风流韵事,才能名垂青史,誉满文苑。

作为著名篆刻家陈鸿寿的这首词,上阕主要叙说癖性志趣,下阕主要描述治印生涯。它语言生动,韵律流畅,坦露了自己笃嗜金石的真诚心态,塑造了栩栩欲活的“癖印书生”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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