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北、中原传播而来的词体，在浙江发展到晚唐时期，已沉浸在本地清丽、 秀美的风物、风情之中，散发出浓郁的江南山村水乡情味，新安皇甫松词就是其 杰出代表。当然，这尚是浙江本地文化在物质和感性层面对词体创作所产生的 初步影响，深层次的影响则有待两宋和明清。

 

据曾昭岷、曹济平等四先生所辑《全唐五代词》正副编所录，晚唐五代浙江籍 词人有：婺州东阳滕迈(生卒年不详)，存《杨柳枝》1首;湖州姚合(781?-846)， 存《杨柳枝》5首，另有存目词《杨柳枝》1首;睦州施肩吾(生卒年不详)，存《杨柳 枝》、《步虚词》各1首;睦州分水何希尧(生卒年不详)，存《杨柳枝》1首;越州朱 庆余(生卒年不详)，存《采莲子》1首;睦州新安皇甫松(生卒年不详)，存《天仙 子》2首、《浪淘沙》2首、《杨柳枝》2首、《折得新》2首、《梦江南》2首、《采莲子》2 首、《竹枝》6首、《抛球乐》2首、《怨回纥》2首，共22首，另有存目词《竹枝》、《应 天长》、《荷叶杯》各1首;越州山阴吴融(?-903)，存《水调》1首;杭州临安钱俶 (929—988)，存《木兰花》1首，另存失调名词1首;新城罗隐(833—910)，存《柳 枝词》2首。^①存目词系误系误收，姑不论。合计，则晚唐五代浙江共产词人9 家、词作37首。

为详细了解晚唐五代浙江词的创作特色，现在逐篇辨析的基础上，将上述 37首词的题材构成情况^②，列表显示如下：

 

晚唐五代浙江词题材构成表

 

 

 

 

 

统计显示，晚唐五代浙江词人的取材共有11类，最热衷的则是咏物题材，这 类作品有19首，所占比例已过半，为51.35%。其次是艳情词，有6首，占 16.22%的比例。再次就是怀古、闲愁两类，皆有词3首，所占比例为8.12%。 风土、写景两类，各有词2首。其余4类各有词1首。若与晚唐五代时期最具代 表性的词总集《花间集》进行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本期浙江词在取材上的 个性特色。

 

500首花间词题材构成

 

 

 

 

 

在《花间集》中，闺情、艳情两类，即占去66%的份额，咏物词只有41首，占 8.20%的比例，而怀古词、闲愁词仅分别有词13首、12首，各占2.60%和2.40%的 比例。风土、写景两类词作所占比例也低于浙江词。人们常言“词为艳科”，且以晚 唐五代词为根据。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只是就大体而言;具体到浙江词，艳化倾向 虽已明显，但尚未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浙江词中 没有闺情词。这与晚唐五代时期“男子作闺音”的词体创作习惯亦颇不相类。

从上面的统计和比较可以看出，晚唐五代浙江词在题材内容上的特色主要 有两点：一、留恋江南风物;二、伤逝情绪严重。下面先来讨论第一点，即晚唐五 代浙江词人对家乡风物的无比留恋。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热爱家乡乃人之常情，更何况浙江确实很美丽，更何 况身处异乡或逆境中的人最眷念故土。江南是柔美的，浙江又柔美之尤者;山水柔 美，于人亦然，乃以女子为尤物。漂泊、羁留北方而落魄不偶的游子，自然无限怀念 他们柔美的江南，那生他、养他、给他情感慰藉的故土。漫无涯际的思念里，江南的 一草一木，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联翩而来，从他们的毫端滴落，击穿长夜，洇红幽梦。

在故乡众多美丽的风物中，什么是他们的私衷偏爱?是堤边那生命力旺盛、 可以随处生长而又柔美多姿的杨柳。什么是他们的至爱、心灵的慰藉?是那广袤 的江南和在江南翘首等待的柔美女子。是的，即使在今天，要我们列举一种江南最 具代表性的风物，大概仍非杨柳莫属;而最让我们魂牵梦绕、倾心相悦的无疑还是 那江南女子。难怪在晚唐五代词人的作品里，一下子突然出现那么多婀娜妩媚的 柳枝和江南美女了。不够刚强，有点柔弱?也许是吧。但兵荒马乱、苛捐杂税， 生命和生存都难以保证，又哪来劲骨和勇力!所以，杨柳、女子那样看似脆弱而 却无比顽强、虽然易逝却十分美丽的事物，就成为晚唐五代浙江词人的钟爱了。

在37首词作中，共有咏物词19首，咏杨柳者过半，为10首;这10首咏柳词 全部调寄《杨柳枝》或《柳枝词》。另外，尚有2首《杨柳枝》被皇甫松改造成了怀 古词。且看词人如何让笔下的杨柳来代言他们彷徨、愁苦的心声：

 

三条陌上拂金羁，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 中吹。

 

 

——滕迈《杨柳枝》

 

 

黄金丝挂粉墙头，动似狂颠静似愁。游客见时心自醉，无因得见谢 家楼。

叶叶如眉翠色浓，黄莺偏恋语从容。桥边陌上无人识，雨湿烟和思 万重。

江上东西离别饶，旧条折尽折新条。亦知春色人将去，犹胜狂风取 次飘。

二月杨花触处飞，悠悠漠漠自东西。谢家咏雪徒相比，吹落庭前便 作泥。

江亭杨柳折还垂，月照深黄几树丝。见说隋堤枯已尽，年年行客怪 春迟。

 

 

——姚合《杨柳枝》五首

 

 

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 别人。

 

 

——施肩吾《杨柳枝》

 

 

大堤杨柳雨沉沉，万缕千条惹旧恨。飞絮满天人去远，东风无力系 春心。

 

 

——何希尧《柳枝词》

 

 

灞桥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 路人。

一簇青烟锁玉楼，半垂栏畔半垂沟。明年更有新条生，恼乱春风卒 未休。

 

 

——罗隐《柳枝词》二首

 

杨柳有二义，其一是杨树和柳树的合称，其二是单指柳树。古代诗词里的杨 柳一般是指柳树，因为它有细长的枝条，比杨树更具美感。杨柳是一种极寻常的 树种，我国南北均有生长。杨柳与送别的关系，杨柳与文学中送别题材的关系， 源远流长，由来已久。《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 雪霏霏”的描述，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份离乡背井的感伤。汉乐府《横吹曲》 中已有《折杨柳》，说明至迟在汉代，即有折柳相送的习俗。汉末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诗云：“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长安城东的 灞桥，折柳赠别更成为一道文化景观。《三辅黄图》卷六“桥”条即云：“霸桥在长 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宋人程大昌《雍录》卷七“渭城”条 亦云：“汉世凡东出函、潼，必自霸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遂成习俗。 梁元帝萧绎《折杨柳》诗写道：“垂柳复垂杨，同心且同折。”萧子显《燕歌行》写道： “浮云玉叶君不知，思君惜去柳依依。”顾野王《芳树》诗写道：“幽幽桂叶落，驰道 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江总的《折杨柳》写道：“春心自浩荡，春树柳 攀折。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隋代无名氏的《送别》诗写道：“杨柳青青著地 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到唐代，折柳相送之风已盛行，长安城东的灞桥因交通位置重要更成为祖席 离歌之地。诚如罗隐所云：“灞桥晴来送别频。”李白《忆秦娥》词曰：“年年柳色， 霸陵伤别。”《劳劳亭》诗云：“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王之涣《送别》诗云：“近 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柳边》诗云：“汉南应老尽，灞 上远愁人。”张籍《蓟北秋思》云：“客厅门外柳，折尽向南枝。”张佖《咏柳》诗云： “世间惹恨惹饶此，可是行人折赠稀?”裴说《柳》诗也唱道：“高拂危楼低拂尘，灞 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折柳的含义已定位在赠别 和离愁上。久而久之，一闻折柳，便起乡思与相思。李白《春夜洛阳闻笛》诗即已 写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为什么杨柳意象与送别文学之间，会产生这么密切的关系呢?笔者以为，这 与杨柳独特的姿态和生长属性直接关联。笔者曾撰文指出，比兴源自人从自然 中所获得的类比感悟。^①杨柳有柔软的下垂的枝条，枝条上有容易枯黄凋零的 叶片，那是生命柔弱、易逝的表现;有随风四散的雪花似的柳絮，那是生命不能自 主、茫然无助而又不肯屈服、四处求生的表现，多么像离别时无可攀附而又努力 延伸的思绪;杨柳的枝条又是那么茂密，即使在风中，也仿佛依依的帘幕，那是生 命相互依赖的表现;枝条上的细长的叶片，恰似女子的双眉，一旦随风轻拂，那是 最惹人怜惜的姿态;但是，脆弱、柔软的杨柳，又是生命力旺盛的，落籽生根，插柳 成荫，这是平凡生命最大的愿望和最大的骄傲。茂密的柳枝里跳动着比兴悦耳 的鸣叫，“柳”谐“留”，“丝”谐“思”，“絮”谐“绪”，干脆就把柳叶叫做“柳眉”吧，一 树柳色在渡头依拂，回首望去，是否就是那位身着绿罗裙的女子在风中伫立?果 然，晚唐五代无名氏《望江南》词就唱道：“湖上柳，烟柳不胜垂。宿露洗开明媚 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 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柳”既谐“留”，首先当然是挽留;挽留不得，只能互道珍重;既去，则相思生， 担忧生，盼归之情生。故折柳相送者，其意甚多：首示挽留，罗隐词所谓“争解垂 丝绊路人”是也;次表惜别，何希尧词所谓“飞絮满天人去远，东风无力系春心”是 也;三祝平安，笔者上文已有分析，而清人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四亦云：“送行之 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折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 其随地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四劝早归，其实仍是殷勤挽留之 意，前引隋人《送别》诗“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李隐商《杨柳枝》词 所谓“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是也。

不过，在晚唐五代之前，与杨柳有关的诗文，其背景尚多是北方。中唐以来， 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杨柳自身品种结构的变化，杨 柳的生长地就主要是江南了，杨柳意象也就逐渐成为江南风景和文化的典型象 征。杨柳作为江南意象，典型地体现了江南物华繁茂的富庶景象、水乡清柔的秀 丽风光和歌儿舞女之乐的欢乐场景。^②而折柳，则依然是送别和离愁的象征和 寄托;同时，受战乱影响，折柳已拥有的文化内涵还进一步得到强化。故晚唐五 代浙江词人所创作的10首咏柳词，无一例外，都表达离愁别绪、相思之苦。另外 两阕《杨柳枝》，虽被皇甫松写成了怀古词，仍是从“离别”这个传统意蕴出发和展 开的，仍可划归广义的咏柳词和离别词。

除了咏柳，晚唐五代浙江词人所咏之物尚有鹧鸪、荔枝、莲花、红烛、核桃、莲 子、桃花、杏花和一种催酒用的绣球。这些事物，均出自皇甫松词;除催酒球为两 首《抛球乐》所咏外，其余诸物都分别见于6首《竹枝》词，其中第四首合咏蜡烛、 核桃，第六首合咏桃花、杏花。所咏风物，催酒球为娱乐用品，南北皆有;核桃虽 南北皆生，但品种各异，既入《竹枝》歌咏，则当为南方品种;其余花鸟等则皆为江 南特有风物，表现的都是女子相思主题。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晚唐五代词艳化的缘由。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 四：一是身处割据政权，文士往往胸无大志，易于沉沦世俗;二是经济重心南移， 江南城市繁荣，市民娱乐文化也随之兴起，对文士有诱惑作用;三是南方主要割 据政权的统治者爱好声色文艺，对世风和士风的艳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则是南方女子确实比较柔美动人，亦善解风情。事实上，自《诗经》郑风、卫 风和南朝乐府民歌以来，南方女子多情、温柔、善良、美丽的特征和魅力，早已为 世人所公认。曹植《曹子建集》卷五《杂诗六首》其四云：“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 李。”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三《蕤宾五月》云：“莲花泛水，艳如越女之腮。”至迟在初 唐，即已形成“吴娃”、“越艳”、“郑婉”、“秦妍”、“荆姝”之类的说法。王勃《采莲赋》 即有云：“是以吴娃、越艳、郑婉、秦妍，感灵翘于上节，悦瑞色于中年。”但诗人们提 得最多的还是“吴娃”与“越艳”。《李太白文集》卷九《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 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 栊。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李群玉诗集》卷上《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二首》其 一云：“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越艳罢前溪，吴姬停白纻。”韩偓《韩内翰别 集》之《三月二十七日，自抚州往南城县，舟行见拂水蔷薇，因有是作》诗云：“绿刺红 房战袅时，吴娃越艳曛酣后。”孙光宪《河传》词云：“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藕花 红照脸。”可见越女的美艳，着实让诗人动情。王昌龄《浣纱女》诗云：“钱塘江畔是 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李叔卿《江南好》词云：“湖上女，江南花，无双越女春浣 纱。”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一云：“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

与咏物题材性质较近的是写景和风土两类，分别有词作2首，都出自皇甫松 笔下，写景词是两首《浪淘沙》，风土词是两首《采莲子》，词中反映出的也仍都是江 南的景物和风情。而两首《采莲子》所咏，还是活泼与多情的南国女子。也因为这 个原因，笔者把其中的第二首即“船动湖光滟滟秋”一阕，同时界定为人物词。

咏物、风土题材已然，则艳情题材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艳情词共有6首，5 首出自皇甫松之笔，即《天仙子》2首、《梦江南》2首和《怨回纥》第二首，第六首是 朱庆余所作《采莲子》(隔岸花草远濛濛)，其中让人魂牵梦绕的人物依然是浙江 美丽多情的女子。

由上可知，浙江女子已与浙江其他风物一样，成为美丽江南、美丽浙江的一 种化身和象征了。如果没有这些女子，江南就不成其为江南了，浙江也不成其为 浙江了。

接着再来讨论第二点，即晚唐五代浙江词中浓重的伤逝情结。

其实，从上面所举词作和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已能深切感知晚唐五代浙江词 的伤逝、伤感情韵了。笔者以为，晚唐五代浙江词中浓重的伤逝情结，主要源自 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美好的人事本就已够让人担忧的了，身处一个分裂割据、 动荡不安的时代，自然更容易感发人的怀旧、伤逝情绪。

不过，这样的解释还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当时动荡不安的是整个中国，并非 浙江一地。为什么浙江词中的伤逝情绪比较浓重呢?答曰：除了社会动荡这个 时代政治因素外，还与浙江山水风物的美丽迷人、词家的性格与处境两个因素密 切相关。又因为伤逝情绪最集中的是怀古词和闲愁词，所以不妨以这两类题材 的作品及其作者为例，加以分析说明。且来看创作怀古词、闲愁词的是哪几位词 家。答曰：怀古词的作者是皇甫松(2首)和吴融(1首);闲愁词的作者是皇甫松 (2首)和钱俶(1首)。

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人，即今杭州淳安人，著名古文家皇甫湜之子，工于诗词， 兼擅文章，却终生未仕，是韦庄所谓“有奇才”而“无显遇”的“衔冤抱恨”之人^①。 后文将详论，此处从简。吴融、钱俶两位又是什么样的词家呢?吴融乃“未擢科 第”而“久负屈声”之人^②，钱俶则吴越末代君主而终纳土归宋者。要之，皆胸有远 志奇才而抑郁不遇之人也。怀古词与闲愁词出自此等人物笔下，就非常自然了。

但还有一个疑问必须弄清楚，才能解释浙江词中怀古词、闲愁词多于《花间 集》平均数的原因，即上述几位浙江词家的浙江性格。笔者在《绪论》部分业已交 代，浙江文化具有双重特性，多种二元矛盾并存，如儒雅与激越、刚强与隐忍、精 致与恢廓、持守与变通等。受此地方文化熏陶，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构成亦往往具 有双重性，成为性格复杂、奇特的人物。比如皇甫松之父皇甫湜，就是一位既曾 登贤良方正科、为文能“援笔立就”，又“辨急使酒，数忤同省”，被裴度称为“不羁 之才”的人物。^③与其父相比，皇甫松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唐摭言》卷十“韦庄 奏请追赠近代人不及第者”条，“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 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于尊长尚如此，遑论同侪。可见亦是多才而不能容物之人。然其《自纪》诗云： “皇天后地力，使我向此生。贵贱不我均，若为天地情。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 明。家集四百卷，独立天地经。寄言青松姿，岂羡朱槿荣。昭昭大化光，共此遗 芳馨。”^①又俨然人伦楷模。

又如吴融，《唐摭言》卷五“切磋”条云：“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 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 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 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而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吴融侍郎文笔”条则 云：“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 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 虽愧荒拙，敢不著功。未闻惬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 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惬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于江 陵，为僧贯休撰诗序，以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又祭陆龟蒙文即云：‘海内文 章，止鲁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时不免识者所讥。”仿佛又是一个见风使舵、任意 褒贬的人物。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吴融”条云：“初力学，富辞，调工捷。天复 元年元旦，东内反正，既御楼，融最先至，上命于前座跪草十数诏，简备精当，曾不 顷刻，皆中旨，大加赏激……为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似亦可佐证吴融为人 和为文的双重性。

再如钱俶，也是个评价不一的人物。钱俶虽身份尊贵，但政治环境复杂，处 境艰难，其言行及心理亦每有矛盾之处。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七传云：“钱 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 其民以事奢僭……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世 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且论曰： “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批评钱氏怯弱、 奢侈、暴虐。而《宋史》卷四百八十则评价说：“然甚俭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 衣，帏帐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颇知书，雅好吟咏。……性谦和，未尝忤物。 ……善草书。”且言“俶自建隆已来贡奉不绝，及用兵江左，所贡数十倍。”又叙俶 既代兄倧而立，又保其善终。我们从中不难发现钱俶以下矛盾之处：性格确实怯 弱，面对强敌一味示弱，而为讨好强敌，对下则横征暴敛，不遗余力;既行僭越，而 又善待废君，显示出善良、忠厚的一面;又如他立身谨慎，性格谦和，而又严刑拷 逼、盘剥百姓，甚至劫掠商贾，干起海盗的勾当，于文艺则擅长草书，而为诗则清 幽精密^①。比照《新五代史》和《宋史》的不同记载，可知钱氏的暴敛实有不得已 的苦衷。对此，清人吴任臣看得比较透彻。其《十国春秋》卷八十二《忠懿王世 家》论云：“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国，务得中朝心。国以是而渐贫，民亦以是而 得安。谚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呜呼!殆非所以论吴越矣。”其实钱俶和李 煜一样，也是位文雅风流之君。如果没有强敌虎视眈眈，其性格中的矛盾成分或 许可以削弱、减少许多;但身不逢时，在政治格局的夹缝中被挤压成了畸形人物。

通过考察与分析，我们已了解皇甫松、吴融和钱俶基于时代政治的悲剧性人 格。进取之心人皆有之，时代却毫不留情地将其扼杀，郁勃之情无法正常伸张铺 展，闲愁的产生及其舒解就自然而然，而怀古更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宣泄渠道了。

现在就请先看怀古词。此期共有怀古词3首，皇甫松作《杨柳枝》2首，吴融 作《水调》1首。兹录如下：

 

春入行宫映翠微，玄宗侍女舞烟丝。如今柳向空城绿，玉笛何人更 把吹。

烂漫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黄莺长叫空闺畔，西子无因更 得知。

 

 

——皇甫松《杨柳枝》二首

 

 

凿河千里走黄沙，浮殿西来动日华。可道新声是亡国，且贪惆怅后 庭花。

 

 

——吴融《水调》

 

也许本是想借年复一年的柳绿和莺啼来写帝、妃爱情的悲剧，但由于有生与死、 历史遗迹与烂漫春色的对比映照，遂使这种悲剧性显得沉痛、绵长，于是就有了 怀古的意味，从艳情词而一变为怀古词。作者用《杨柳枝》的民歌形式抒发文人 的思古之幽情，生死相映，今昔比照，既保持了《杨柳枝》原有的柔丽色泽、绵长情 味，又将帝妃之爱与历史兴废相联系，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高了《杨柳 枝》的品位。吴融的《水调》，言隋炀帝不能吸取历史教训，紧步陈叔宝后尘，终于 重蹈覆辙。“可道新声是亡国，且贪惆怅后庭花”，句法劲峭，语意凸兀，促人反 省。相比之下，皇甫松的两首《杨柳枝》情味悠长，艺术感染力也更强，似乎有明 显的学习李白《苏台览古》的痕迹。李白诗云：“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皇甫松词和李白诗在写景和意境的营造上，都比较接近。既对古代帝妃的 艳情故事及其流风遗韵怀有一份欣赏与同情，更有对历史兴亡的深沉慨叹。借 用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评价秦观的说法，这是将历史兴亡打并入艳情，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有利于提高词体的地位，促进词体的发展，值得肯定。

再来看3首闲愁词。它们是皇甫松的两首《摘得新》和钱俶的《木兰花》残句：

 

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 空枝。

摘得新，枝枝叶叶春。管弦兼美酒，最关人。平生都得几十度，展 得茵。

 

 

——皇甫松《摘得新》

 

 

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

 

 

——钱俶《木兰花》

 

皇甫松的两首《摘得新》，也许主题并不积极，只是劝人及时行乐，但谁又能说愉 悦生命本身不是重要的人生课题呢?不是没有远大的襟抱，不是不追求伟大的 理想，但时世如此，教人不得不放弃一切;生命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所有的美好 都可能转瞬即逝，在战乱的罅隙中求生的人，一如繁红会在风雨中凋零。所以， 哪怕是最细微的美好，也是应当去珍惜的啊。“残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说得 多么沉痛!人既无法选择、改变自己的时代，逆来顺受也许就是最好的抵挡方 式;当时代的风雨袭来，即使是国王也无可奈何。“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 泪眼”，寄人篱下的国王钱俶与普通文士其实同样脆弱，同样茫然无措。可问题 是，只要生命还在，就得有所依附，就得去爱，哪怕仅仅是苟且偷生，哪怕仅仅是 依附于回忆。所以风雨凄凄的江南，花草凋零的江南，依然是他们生命的根据。 钱俶不愧是国王，对痛苦的感受也比常人来得阔大，来得沉重。你听他说，春愁 如烟雨无涯无际，无法挣脱，伤心流泪又有什么用呢?虽然已经失去，泪眼婆娑 里，远望去似乎一片烟雨迷濛，我的“帝乡”和“故国”啊，如果我的游魂归去，你博 大的胸怀还能容它寻找一个渺小的归宿吗?一个国王混到这个份上，其实生不 如死，不杀他比杀他还要狠呢。^①所以，笔者认为，钱俶这两句，具有非常强大的 概括力，写出了晚唐五代所有江南词人的精神状态。虽是残句，竟胜完篇。正因 为如此，笔者才将它鉴定为咏怀词。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还诞生了一首边塞词，即皇甫松的《怨回纥》第 一首：

 

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颉利国，饮马胡卢河。毡毛腥膻 久，穹庐岁月多。雕窠城上宿，吹笛泪滂沱。

 

这首词写南方籍征人长期在西北边陲征战的困苦生活，以及他的恋人或妻子被 漫长的期待所煎熬的情形。上片的“白首”和下片的“久”、“岁月多”，使上片的 “愁”与下片的“泪滂沱”显得自然而真切。切入点小，而开掘深广，感情浓厚、强 烈，是一首杰出的咏愁之词。

皇甫松、吴融、钱俶三家词已论述如上，其他晚唐五代浙江词家的作品，也同 样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上述两大特色。如滕迈的《杨柳枝》写道：

 

三条陌上拂金羁，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 中吹。

 

第三句或作“近日令人肠断处”。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记载， “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蜀使费袆聘吴，诸葛亮祖之。袆叹曰：‘万里之 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可见本词的一二两句所表现的是江南风物。而由三 四两句，又可见其基调乃“令人肠欲断”的愁情词。再如著名的苦吟诗人姚合，留 有《杨柳枝》五阕，而风格颇不类其诗，竟只叙离愁别绪。可见当时《杨柳枝》已形 成约定俗成的题旨和风格。《杨柳枝》的作者还有施肩吾、何希尧和罗隐，而尤以 施作最为有神：

 

伤见路边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 别人。

 

学术界的一般解释都将抒情主人公定为烟花女子，称其像路边的杨柳枝一样任 人攀折，年复一年，送走一个又一个青楼过客，自己却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专一 的爱情。其实，今天的读者也完全可以更宽广地理解此词，它表现的是人世间的 聚散无常，和对真挚感情的追念。

在时代伤逝情绪的熏染下，甚至连游仙词也充满愁苦。且看施肩吾的《步虚词》：

 

何人步虚南峰顶，鹤唳九天霜月冷。仙词偶逐东风来，误飘数声落 尘境。

 

《乐府诗集》引唐人吴兢《乐府解题》说：“《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缈轻举 之美。”但施肩吾当时弃世高蹈，隐居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自然没有好心情， 所以便设计出一个凄清寂寥的虚幻境界，借以表现自己超然物外、洁身自处的襟 抱。国运决定文运，反之，文运亦可觇国运。晚唐五代浙江词人之所以对江南乡 土无比眷念，其实质无非是想为受伤的心灵寻找慰藉和疗救罢了。无论如何，故 乡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