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管仲论》原文、赏析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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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 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 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邪?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鳅,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苏洵一生仕途失意,虽具王佐之材,抱济世之志,却无由自达,其感慨郁愤之辞。多凝入文,故其作文有关任贤用人之篇极多。《管仲论》即为其一。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对当时的齐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齐国实力大增,国富兵强。对外方面,他采取了“尊王攘夷”的政策,败山戎,逐狄人,“存邢救卫”,又制止了楚人的北进,保卫了华夏的文化,使齐国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公元前651年,齐国在葵邱与各国会盟,正式确立了其霸主的地位。管仲相齐四十余年,终其一生,齐国富强,诸侯不叛。齐桓公有管仲秉政。自己贪溺享受,纵情声色。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些屑小之徒,竖刁、易牙、开方就是围绕他的幸佞之臣。竖刁为了接近桓公,自宫以进; 易牙知桓公好味,烹子以献; 开方本是卫国太子,弃千乘之位来投,父丧不奔,皆被桓公爱幸。管仲病重不起时,桓公问以托国之人,管仲请退此三人,以为人情莫不看重自身、爱惜其子、亲于父母,三人所为不近人情,必有他图。管仲死后,桓公逐去三人,却食不甘味,寝不安睡,百无聊赖,遂又复召三人。后来桓公病重,三人果然各拥公子争位,隔绝朝庭内外,弃桓公三月不葬,酿成齐国大乱,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失去霸主地位。

这篇史论根据上述史实,引出历史教训,指出管仲未能力荐贤士承袭霸业,导致身后齐国大乱,阐述推荐贤士对于国家强盛安定具有重大作用的道理。

文章首段,作者以极简洁的笔法。将管仲相齐兴霸,死后国乱的一段历史予以交待,紧扣题目,开门见山,为议论的展开进行铺垫。

第二、三两段,作者一反众见,将齐国变乱的责住归咎管仲,指出其未能举贤托国,舍本求末,进不听之言,实肇齐乱。议论的起句立意拔俗,振新耳目:“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欲说其事,先说其理,高屋建瓴,气势陡起,为下文之推进蓄足破竹之势。顺之而下,文章摆出具体的论点:“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不按其事而推其源,管仲之治齐国,实由鲍叔牙推荐而来; 竖刁等三人作乱齐国,却从未见诸他书曰管仲导之。文章截然推出拂众之说,顿使观点突兀,引起悬念。接下,作者于读者惊愕之后,用“何则”二字一转,顺机剖析其理,侃侃而谈,“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竖刁等三人,本来就是乱国之人,关键是看谁用他们的。这样就突破了常人所见的表面现象,把问题的讨论深入一层,而举用此辈之人的是齐桓公,接下话锋一顿,插入两例典故:“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左传》说,“四凶”是浑敦、穷奇、祷杌、饕餮四人,他们是虞舜时代的部族首领,因不听管制被流放。少正卯是春秋末期鲁国闻人,孔子任司寇时诛之,后世一直视之为反面人物。“四凶”和少正卯碰到舜和孔子,自会被诛除。接着话锋回到原路上来,“彼桓公,何人也?”意思是那个桓公,是什么人?言外之意,桓公好行淫乐,其德行才识岂能与舜和孔子这样的圣人相比?这样作者将思路又引深一层:“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古人云:“责君子亦严”,桓公既然没有圣人之才识自行去除小人,作为相国的管仲,“使桓以得用三子”的责任自然难辞。这样,通过层层推理、步步进逼,使人不由自主被文章论理所折服。接着,作者举出桓公问疾一段故事,加以评论,进一步指明由于管仲之误遂肇齐乱。管仲病重,桓公问他谁可以为相,作者写道:“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而已”二字。作者不值之情态溢于言表,引起读者急欲知其下文,对此作者论道:“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焉?”这一段话,一声长叹,两句发问,“笔所未到气已吞”,构成强烈的感情色彩;理挟声势,情助理推,剖理未完,其气势已令人倾倒:解明桓公、三子、管仲之间的关系后,末句更将事理点破:“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焉?”令人十信服。随之文章摆出正论:“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讲明二者关系,分出轻重,进一步反复辩析:“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耶?”于是叹道:“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点明管仲失误所在,提出“因桓公之问,举天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夫何患三子者?”表明自己见解。这样通过诘问,剖解,反复论辩,最后摆出自己观点,逻辑严密,事理清爽,加之喟叹发问,声情并茂,气势沛然,使得议论抑扬生姿,透辟动人。

第四段,文章改换角度,进一步从齐、晋两国霸业的比较中,来论述贤才对于国家的至关重要。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中开创霸业的两位霸主,两人的声名最为显赫,两国的霸业也最为鼎盛。文章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两国情况:从开创霸业的国君来说,晋文公才能不及齐桓公;从双方的臣佐来说,晋国诸臣中没有一个比得上管仲,从承继霸业的后代来说,晋灵公(晋文公之孙)是出名的暴虐昏君,厨子烧熊掌不熟,他以铜斗击杀之,令内侍扛抬尸体过朝;筑高台于街市,在台上以弹弓弹人取乐。相对来说,齐孝公昭(齐桓公之子)为人宽厚,大大胜过晋灵公。以上诸方面衡量晋均不如齐,但从霸业来看,晋国“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而齐桓公死后,齐国便“一乱涂地”。造成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晋国“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老成人,年老成德之人,即阅历丰富世事练达的人。晋灵公时,赵盾、郤缺、士会、臾骈等一班贤臣主政,故晋不堕其霸主地位;而齐国只“独恃一管仲”,管仲一死,其政则乱。这样通过两国间的几方面因素的横向比较,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便昭然突出了。

至此,有人会认为,齐国霸业的陨落是缘于齐国人材的匮乏。史载:管仲病重,其时宁戚、宾须无等大臣已死,鲍叔牙、隰朋等也垂垂老矣,桓公探疾问相。管仲论鲍叔牙“一闻人之过,终身无忘”,谈及他人也“各疏其短”,认为这些人“皆不足以托国”,作者对此斥为“其书诞谩不足信也”。所以第五段开句便提出“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意即天下从来不会没有贤士,只不过是有贤士而没有明君来发现识拔而已。此话从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句化来,以责当朝在位之人。管仲相齐四十年,若说他不荐贤士确为冤枉,隰朋、宾段无等人即由他推荐,宁戚牧牛于野。遇管仲而擢拔之。然而此类事多在其秉政之初,以后遂不复闻,等到管仲老病,他人也相继凋零,乃致临终无可托之人。对此,作者举出两例故事来对比: 一例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夫史鳅,向以耿直敢谏闻名,屡次进谏卫灵公,请用贤臣蘧伯玉而退幸臣弥子瑕,不获采纳,临死之际,让其子停尸窗下,进行“尸谏”。卫灵公来吊唁,终于省悟纳从。另一例是西汉丞相萧何,病重时向汉惠帝推荐曹参继任相位。曹参拜相后,一切法度皆依萧何所定而不加更动,保持了国政的连续性,史称“萧规曹随”。文章借此说明“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因为在当时封建制度“人治”的情况下,国家命运往往“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所以“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把为国擢贤之事提升到个人的生死之上,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齐国之乱,管仲之咎难辞,故文末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刹住,与前文遥相呼应,紧扣题旨。

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是立意新颖。作为一篇史论,贵在富有创见,言他人所未言; 又不能超越历史事实,发无根之言。管仲是个历史上备受景仰的贤相,苏洵却从其身死国乱这一史实,独辟蹊径,引出深刻教训,从而阐述了贤才对于国家兴盛的关键作用,借古喻今,以擢贤拔能重于个人生死来责在位大臣,立警世之言。

文章的另一鲜明特点是气势雄壮,感情充沛。其起句结尾殊为明显,作者善于将具体的观点,上升为理论,并锤炼为铿锵有力、通俗警辟的哲言,立于句首,使意境上拔,振新耳目。如第二段起句“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第五段起句“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文章的结尾处也收煞有力,使得文气冲荡回贯,余韵袅袅。如第四段句尾“……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又如全文结尾“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收句均极遒劲,言尽而意未绝,耐人回味,其间行文句式多样,长短交错、诘问兴叹、叙述剖解,也写得疾徐有致,气势浑厚,动人心弦。“通篇总是责管仲不能临没荐贤。起伏照应,开合抑扬。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紧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观止》)。

第三个特点便是举例精当,对比鲜明,剖析深刻,论理透辟。文章举晋国霸业与齐国霸业相对照,一一比较各方面因素,得出贤才对于保持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举史鳅、萧何不悲身死,忧国之衰的“大臣之用心”,与管仲之死相比,论证其“不知本者”的咎误,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至于文章的观点明确,语言精炼,“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委曲”(谢叠山语)则是苏洵的文章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