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 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 顾用之之术何如耳。然则仲尼之说非乎? 曰： 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 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

然则奚术而可? 曰： 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 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 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

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 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梁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诐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 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 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 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这篇《谏论》(上)，是从臣下的角度，探讨进谏的方式方法。该文结构严谨、说理缜密，能突破传统见解、有所创议，并以史实为依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纵横捭阖、机锋雄辩，颇有战国纵横家之笔意。

作者首先从传统推崇的讽谏入手，提出“讽、直一也”的观点，并以伍举用隐语进谏，“楚王淫益甚”;而茅焦在始皇面前敝开衣服、正言直谏，“秦帝立悟。”通过这两件事，具体说明讽谏和直谏是一样的，这两件史实从一反一正，以讽谏的失败和直谏的成功来说明讽谏不能一概赞成，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关键要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然而，“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似乎已成为定论，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唯度五以行之，吾从其讽谏乎!”可见，孔子是赞成讽谏的。苏洵并未把圣人之道奉若神明，他指出：“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而自己的看法，则是根据情势灵活运用，以求实效，归根结底这也是合乎经典的。随之，作者进一步强调： 如果能掌握适当的方法，“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何况是虚心纲谏的君主呢! 如果不能掌握适当的方法，“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何况是拒绝忠言的君主呢! 这一段明确地道出了作者的观点，谏诤的成败，不在讽谏或直谏，而在于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适。

当谈到谏诤的具体方法时，作者认为应该象古代游说诸侯的策士那样，以机智、灵活、勇敢、善辩的方法进谏君主，但同时又对进谏与游说的目的和动机进行分析，并深刻地指出： 那般游说诸侯的策士都是权谋机巧的政客，“以机智勇辩济其诈，”我进谏君主，则“以机智勇辩济其忠。”由是观之，不能不说作者的境界要比古代的谋臣策士高出一筹，那般人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禄、而苏洵提到的进谏，显然是要指陈时弊、兴国利民，内中熔铸着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接着，作者全面地论述进谏与游说的实际效果，自从周朝衰落，游说之风在诸侯各国间兴盛起来，此后，世代都有这种人，纵观历史，“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而且，在触犯君主禁忌，戳到君主痛处方面，有时游说比进谏还严重。但“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凭借历史的经验，再次强调了关键不一定在讽谏上，而在方法上。也就是“必乎术”的道理。

文章的第三段，具体讲到游说的方法可供进谏时取法的有五种，即“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作者对每一种方法都举出三个实例加以证明，对“理谕之”的方法，讲了这样三件事： 其一，战国时，秦犯赵，赵求齐救，齐要求以赵太后幼子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允，赵臣触龙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劝赵太后，太后从之，遂送长安君赴齐为质，齐兵出，赵国获救。其二，据《史记·甘茂列传》载：吕不韦欲使张唐相燕，张唐不肯，甘茂之孙甘罗以应侯范睢欲攻赵，武安君白起难之而死于杜邮事诘问张唐，唐即答应作燕相并定下行期。其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 秦末赵王武臣为燕军俘，囚之以求赵割地，赵役卒将张耳、陈余若分赵而王，其局面则更难以应付的道理说与燕将，武臣乃得释。这三件事都是用讲清道理、开导对方的方法，获得成功的。关于“势禁之”的方法，也讲了三件事，其一，春秋时齐大夫田常因内忧率军伐鲁，孔门弟子子贡游说田常，忧在内者攻强，使民人外死、大臣内空，可独执权柄于齐，吴比鲁强，伐鲁不如伐吴，田常与吴战，齐师败，鲁国得存。其二，战国末期，楚欲图西周，周惠王之子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招来众人攻击的道理，说服了楚顷襄王，于是楚不图西周了。其三，《战国策·赵策》载，秦围赵急，魏王欲尊秦王为帝，并使新垣衍说赵帝秦，鲁仲连用梁王一旦臣服秦将“烹醢”，使魏王放弃了尊秦王为帝的打算，这三件事都是从形势上禁止对方、获得成功的实例。关于“利诱之”，作者又举了三件事，其一，《史记·荆燕世家》载：田生用万户侯打动吕后幸臣张卿，让其按吕后之意暗示群臣，请封吕产为王，为巩固其地位，建议同时加封汉高祖疏族刘泽，刘泽即被封为琅琊王。其二，楚汉战争时，项羽曾虏汉王父及吕后，其时审食其随侍吕后，后被封辟阳侯，甚幸于吕后，人或毁之于惠帝刘盈，惠帝欲诛之，朱建用富贵引诱惠帝幸臣闳孺，让他劝说惠帝，辟阳侯则被赦免。其三，汉景帝时，梁孝王使人刺死大臣袁盎，景帝追查梁王，邹阳用王长君之妹可获太后和景帝的宠爱亲幸诱导之，王长君欣然向景帝进谏，勿复追查袁盎被刺事，梁孝王遂得解脱。这三件事都是用利益引诱对方，获得成功的实例。关于“激怒之”，作者同样举了三件事例。其一，战国时，韩惠王本欲事秦，苏秦权衡利害，并以“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激怒之，于是韩惠王攘臂瞋目，按剑太息，决意不事秦，而入纵约。其二，《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秦昭王时，宣太后专权，太后弟穰侯、华阳君及昭王弟泾阳君、高陵君四人以太后故，擅作威福，权倾王室，范睢以“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激秦昭王，昭王跪下请教，遂废太后，逐四贵于关外。其三，《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刘邦踞床洗足，召郦生见，郦生长揖不拜，并以“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激沛公，即而以“必聚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说之，沛公则辍洗而起，这三件事都是通过刺激对方，令其警醒，获得成功的。关于“隐讽之”的方法，作者依然举出三件事例。其一，《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田文欲入秦，宾客谏阻，弗听，苏代以土偶人“我生于土，败则归土，”至死不离故土的故事讥笑田文，田文遂罢入秦之念。其二，《史记·楚世家》中有楚国猎手用“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的话鼓动顷襄王，缴，乃系绳之短箭，用以射鸟，可收回猎物，称为弋射，弋射诸侯的话使顷遣王遣使于诸侯，复以纵，欲以伐秦。其三，汉初，辩士荆通以娶妻当娶贞洁女，启发齐相曹参求臣亦应如此，参遂以隐居不娶，以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的东郭先生、梁石君为上宾。以上三件事，是通过含蓄委婉的讽谕，获得成功的实例。至此，作者把游说可供进谏时取法的五种方法都举出了实例，加以证明，苏洵引用这些史实，给自己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同时，作者又能清醒地看到，这些实例中有着见解偏颇，不够公允之处，但“施之忠臣，足以成功”，强调了赤诚之心与适宜方法的结合，便足以成功的道理，并进一步说明，讲清道理，君主即使昏庸，也会省悟;从形势上禁止，君主即使骄傲，也会惧怕;用利益来引诱，君主既使怠惰，也会振奋起来;以刺激来警醒，君主即使懦弱，也会坚强起来;用含蓄的讽谕，君主即使凶暴，也定会纳谏的，这是因为“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的道理。作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进谏的方式方法，从作者的论证中，从那连翩而至的一件件史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那广博而丰厚的学识，那严谨而客观的治学态度，可以想见，可供进谏时取法的这五种方法，是从游说的方法中总结出的，其间有批判、有继承，无疑是对前世游说者的扬弃。

最后，作者提出自己推崇的唐初贤相魏征 (被封为郑国公)，昔日之臣，“言必从、理必信”没有谁能此得上他的。魏征最初学的就是纵横家的学说，他既有忠心又能运用适当方法，所以取得了成功。而夏桀时的贤臣关龙逢和商纣王的叔父比干都因进谏而招杀身之祸，也不能算好臣子，因为他们没有纵横家苏秦、张仪那样的得力方式方法; 苏秦、张仪游说国君取得功名利禄，而被人讥为游说之徒，因为他们没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因此，龙逢、比干的心地值得学习，但方法不可效; 对于苏秦、张仪，肯定他们的方法，但不学他们的心地，这样可供进谏取法。

这篇文章的写作，钱丰寰评曰：“议论的确，笔力精研，而疏越之气未尝不存，真国手也。”邹守益曰：“此篇议论精明。文势圆活。引喻典实如老吏断案，一字不可增减。”(《三苏文范》) 皆中肯綮。

文中运用大量史实，正反对照，铺张扬厉，若云涌浪起，层出不穷，气势异常壮阔。并助以对照和对此之句式，纵横捭阖，雄奇壮伟，有战国纵横家之风格，曾子固在《苏明允哀辞》中称其文章“烦能不乱，肆而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 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可谓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