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虽古之所谓仁与义与信与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义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则无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庭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为吏而吏，为将而将，若是者非天之所与，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与德可勉以进也，才不可强揠以进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何哉? 才难强而道易勉也。

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以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 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节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奈何以朴樕小道加诸其上哉! 夫其不肯规矩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

古之义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于恣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 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 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杂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庭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为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苏洵的《养才》是篇观点新颖的论文。其文论述养才取士的问题，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在封建时代，儒家取士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才德不可兼而有之时，往往是取德弃才。苏洵在文章里鲜明的提出爱才、重才，这与传统观念是大相径庭的。汉末的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曾说其人只要确有才能，即使不孝也可任用。因此后世议论不休，这几乎成了曹操的一条罪状。身处宋代的苏洵，他是饱学之士，不可能不知道曹操在用人问题上所受到的非议，然而，他仍然撰写《养才》一文，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养士重才的问题，不能不说他是有些胆识的。

文章首先提出一个观点：“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勉强是指只要努力便可达到的境界。“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仁义信廉四字，概括了一般人所说的德。煦煦，行小惠的样子。孑孑，孤立的样子。片言即半言，也就是半句话。以行小惠当仁，洁身自好为义，不食半句话当信，不要小利益当廉，古代的所谓仁 义、信、廉并不只是这些东西。但是，天下人也不说这些人就是不仁、不义、不信、不廉。这类所谓的德是不用什么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另一类人的情况则不同：他在朝庭，百官便规矩;他在边疆，四夷就畏服;在事务繁杂、紧张的环境里，他不忙乱;处在紧急公文来往不断的地方，他不迷茫; 做吏就能做好吏，当将就能做好将，象这样的人，不是天生的智慧，长就的性情吗? 这是不能光凭努力就能达到的。苏洵并列地摆出这两类人的现象，随后分析道： 道与德是可以经过努力而获得进益; 才智呢? 却不是用力气可以拔高的。接着，他用假设的办法来证明这个观点。有两个人，一个会揖让，一个会骑射。一般人都认为会揖让的人懂礼貌，是贤者。但是，善揖让的不一定会骑射。而会骑射的人只要扔了弓也揖让起来，未必就不合礼仪的规范。这说明增进才能很难，而掌握礼貌就容易多了。苏洵这种假设的论证方法很象孟子的文风。孟子在游说诸侯时，就常常用自撰的故事去说明抽象的道理。苏洵的好论辩固然是孟子之风格，其论说的手法也巧妙地借鉴孟轲，此处便是极好的例证。

苏洵父子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苏洵反复告戒苏轼兄弟，要“有意而言。”据苏轼回忆，其父苏洵与京师卿大夫游后归家，对苏轼说：“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于是他要求文章“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这篇《养才》也是如此，他阐明了德可以努力达到，才却不一定通过努力可以拔高，然后，立即联系当时的现实：“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以上”。并且还振振有词，说：“我贵贤贱能。”结果呢? 苏洵指出： 不但让才者遭遗弃，而且，他们推崇的德也不能感化人。最后的结果是德才俱失。苏洵分析道，那些人为什么如此呢? 即对有才的人缺乏全面的看法。那些有才能的人往往不被世俗的眼睛认识。因为“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甚至还违反法律，触犯刑禁，叫号欢呼 发泄一时的快乐，而不顾祸患。有的酗酒使气，轻世傲物，情绪发泄完毕飘然远去，不拘泥于礼法。这样，他们便容易为人误解。但是，这些奇杰之士，一旦幡然醒悟，留意礼仪，便是彬彬君子了。有才的人不拘礼法，必然放纵自己，做些违背礼法的事，这是上等人的过错。其错误也是一般庸人所不及的。

“言必中当世之过”，也即“救时”、“济世”。苏洵并不只是抽象地、原则地“微言高论”一番，也不仅仅是把别人埋怨痛骂一顿。而是要不仅指出“当世之过”在何处，还要通过“反复论难”，具体分析，找出切实可行的纠正过错的办法。于是，苏洵从古代去找方法，他提出：“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这是苏洵开出的药方。象其他文章一样，苏洵又以古今对比的方法，指出在当时的社会，奇杰之士“无尺寸之柄，一命之爵”，其奉禄也只“斗升”之微，这样，奇杰之士便难免越法逾礼而自找快乐。如此，怎么能用法去约束他们呢? 法管不住，又用刑，那么奇杰之士便远走高飞了。一旦国家动乱，边患发生，再用优诏去请，用高官厚禄去笼络，奇杰之士的心早冷了，又怎肯为国出力呢?苏洵这么论述在于强调平时要养士，急时才能堪用。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太平无事为什么要养士呢?苏洵又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周公当政的时候，天下大治，四夷臣服，在朝的士大夫也称职。那时，虽有奇杰之士，也没地方安排了。而且，礼法风俗都很细密，朝野无不循规蹈矩。如此说来，就不必养士了吗?不然，周公制定的“八议”中，还有一条是“议能者”，对比当前的现实，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同周公掌权的时代相比，而且大量奇杰之士官卑职小，生活穷因，那么还反而“不议能者”，这是可宽恕的吗?苏洵疾呼应该“哀其才而贳其过”，哀，怜惜也，贳，赦免也。这句是说要爱惜其才能而赦免其罪行，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奇杰之士犯了罪能得到赦免，那么，天下人都会以“奇杰之士”自命，以求赦免过失，这样岂不会出现“溃法乱教”的局面吗?苏洵承认“是则然矣”，即可能有这种现象。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真正奇杰之士必然与一般人不同，可以让他们用已取得的成功去赎取罪过，对于那些还没有建立功劳的，就派他们去办难办的事，并要求做出成绩。这样，一般人就不会去冒充“奇杰之士”了。只有大家不敢以“奇杰”自命，那时，真正的奇杰者便脱颖而出了。

可见，苏洵“养才”的观点是同儒家传统的观点不尽相同，有其独特之处，这是此文的突出特点。在写作上，仍是采用反复论辩的方法，所以将道理讲得明白透彻。这些又正是苏洵的“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写作主张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