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资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服华言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庭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国大而多士大夫者不过曰齐与秦也，而管夷吾相齐，贤也，而举二盗焉; 穆公霸秦，贤也，而举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未闻有以用盗贼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盗贼、夷狄，而犹不获用，吾不知其何故也?

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 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 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 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 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 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藩郡、执兵柄; 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贤史贱吏忽之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不知胥吏之贤优而养之，则儒生武士或所不若。

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绝隽伟，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 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 张敞，太守之卒史也; 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隽明博，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之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吏之情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滑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 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则不然，始而入之不择也; 终而遇之以犬彘也。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 喜而接之，乃反与交手为市，其人常曰： 长吏等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 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不肯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为之乎? 然欲使之谨饰可用如两汉，亦不过择之以才，待之以礼，恕其小过，而弃绝其大恶之不可贳忍者，而后察其贤，有功而爵之、禄之、贵之，勿弃之于冗流之间，则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夺，而奇才绝智出矣。

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者有时而穷也。使吏胥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广士》这篇议论文采风发，词锋尖锐、笔力老健。作者苏洵是个“回头浪子”。旧时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说：“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史称字明允的苏洵，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琴棋书画、骑马射箭无一不爱，还爱结交朋友，逛水游山。27岁时参加省试，名落孙山，从此刻苦攻读，尤其喜爱《论语》、《孟子》和韩愈的著作，百读不厌，边读边记，逐步领略了这些著作的精神实质、风格特点，从此文思大进。他初进京师，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看了他的二十二篇文章后，赞不绝口，惹得不少士子竟相仿效，一时名动京师。苏洵文章如此有个性，恐怕同他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取士?用什么标准取士?在苏洵之前，已有不少人议论过了，就在苏洵的同时或稍前稍后，也有不少人撰文议论这些问题。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就涉及了用“士”的问题。在众多的这类文章中，苏洵的《广士》不仅立论鲜明、伟特，而且技巧圆熟、颇有力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文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很有借鉴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思想新颖，能道人之不敢道。苏洵的思想是倾向保守的，当然，同北宋顽固的保守派不同，他也有改革的某些设想。在如何取士上，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里是鄙薄孟尝君的。因为孟尝君养士，连“鸡鸣狗盗”之徒也敬养起来，而“鸡呜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因此，王安石否定“孟尝君能得士”这个传统的观点。与之相反，在取士的观点上，苏洵认为可以“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倒比王安石更富于改革的精神。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苏洵的发明，因为在汉末的曹操早就说过，只要有才能，即使是不孝的人也可以授之以职。这篇文章的思想充满改革精神，应该说是其突出的特点。

这篇文章另一个特点是古今对比，以古讽今。题目的“广士”，即主张打破当时的传统观念，摈弃出身、门第，甚至种族的界限，选拔真正的人才。文章开头就说：“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这真是震聩发聋的观点。这个观点容易产生误解，于是，苏洵予以界定：“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端出一个“贤字”。只要是“贤”，那么，“贵而贵取”、“贱而贱取。”相反，如果不“贤”，即使“绳趋尺步，华服华言”，也一律摈弃不用。“绳趋尺步”，指举动有法度的人;“华服华言”，指服饰华贵，夸夸其谈的人。显然，这是指僵化的儒者和富贵的子弟了。为什么? 因为“朝廷之政，郡国之事”，这些人不一定能管理好，而那些人虽生活在盗贼中，受教于夷狄里，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授任相应的职位。这里又提出个才字。可见，苏洵主张取士要取德、才兼备的人。

作者反复论辩，使论点鲜明、突出。然后用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是管仲，他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据《礼记·杂记下》：“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秦穆公用夷狄出身的由余，由余助穆公谋伐西戎十二国，终于称霸西戎。管仲与穆公用盗贼和夷狄的时候，反对者不少，但他们没有迁就众人的议论，对是和非果敢地作出了决定。在事实面前，人们认为他俩的决策正确，没人听说他俩因任用盗贼和夷狄，别人就鄙视他们。可是，今天一些有德有才的人，只因是盗贼和夷狄便遭非议，最后也不能获得重用，议古是为了证今，指出古人能做的事，今人却不敢为。用问句作结，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管仲是古之贤相，穆公是古之贤王，他们敢用盗贼、夷狄，说明他们有眼光，有魄力，今人所以不能任用或不敢任用，只能说明用人者的无胆无识。这些内容都在一问之中表现出来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选用人才的另一个问题： 势。势，权势也。平民百姓、贫寒读书人，只要“贤”就任用; 公卿子弟如果“贤”就任用; 武夫、健卒、巫医、方技、胥史 (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贱吏 (地位卑微的小官) 等等，只要“贤”也加任用。总之，古人用人是重贤不重势。今天呢?作者对应地写道： 平民、寒士以一张抄袭来的无病呻吟的文章，就能骗得很多的俸禄; 官宦人家的子弟饱食终日，无才无德，凭借出身，也能当官; 武夫、健卒只因洒扫有力，跟随大员日久，也能“领藩部、执兵柄”，即能在藩部当首领，执掌兵权。巫医、方技只要一句话合大臣的意，就被举荐为官吏。这些人的当官、不是因为“贤”，也不是因为“功”，只是因为今天当官的邪门歪道多了。而真正有德有才的“贤史贱吏”常被忽视而得不到录用，使之老死于一般杂务工作，而且真正贤能的人，有功劳的人，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岂不知贤良优秀的胥吏得不到培养的机会，那么儒生、武士更不及他们了。

这里把“势”分析了。有德有才的因无权势者的提拔，老死蒿莱; 无德无才的人因受权势者的赏识，反得高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揭露了当时吏治的腐败。前一部分提出“贤”，这一部分提出“势”。因为“势”主宰一切，所以贤者上不去，不贤者反而上去了。这是量才用人上的极大弊端。

第三部分文章更深入一层： 论述胥吏所以能任职的理由。汉代，平津侯公孙弘、乐安侯李蔡，都是一代儒宗。却不能为朝廷立功。而才智出众、震耀四海的却都是胥吏中的贤者。如颇有政绩的赵广汉，是河北的郡吏;清廉自守的尹翁归，仅是山西的狱吏;善于惩治盗贼的张敞，不过是太守的“卒史”;刚直著名的王尊，是河北涿县的书办。这些人都“雄隽明博”，即威武隽拔、贤明有识。出可以为将，入可以为相，为什么胥吏中有此人才?因为胥吏从小学法律，长大学诉讼知识。老奸巨猾、大姓豪门都害怕他们。官场的弊端，都很熟悉。让他们当官，那么“豪民滑吏”的种种捣鬼术，都没法逃脱他们的手心。选择有才能的人做官，以礼对待他们，他们只想爬上高位，也会不想再做坏事。即使有做坏事的，也是极少数了。

分析古之胥吏后，苏洵对当时的胥吏又对比分析，指出弊病是使用时不选择，又拿他们当狗猪，长官动怒，不问有罪无罪，胡乱鞭笞他;长官高兴时接纳他们，一会儿又拿他们当仇敌。这样，平民都不愿做吏，士君子更不愿做吏了。怎么能使今之胥吏象两汉时的胥吏呢?办法是唯才是择，待之以礼、原谅其小过，惩戒其中恶大不可赦免的人，然而考察其贤否，他们中有功的就升迁，不让沉埋在繁杂的事务里，他们追求功名，自己尊重自己，不敢“丐夺”，即硬夺，那么奇才绝智的人自然就产生了。

这一部分又用古今胥吏对比，探讨了古之胥吏能堪大用的理由及今之胥吏不出人才的缘故，并总结了从胥吏中培养官员的方针、方法。

最后，他指出人的秉性有差异，有人就学不会章句、名数、声律之学，即指写诗作文;有的是因生活不幸没条件学这些，但是，却有别一种才情。如果只用考进士一条途径择取人才，就会使另一部分奇才绝智的人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如果让胥吏中的有才之士也能谋得高位，那么，就会使另一部分有才能的人也能脱颖而出。用进士制策从上网罗人才，用从胥吏中选拔的方法从下网罗人才，那么，天下就不会有遗才了。

《广士》就是如此采用剥笋的方式，层层深入地论证了另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和方法，颇有说服力。苏洵自己多试不第，当他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轻巧地考中进士后，他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因此，苏洵在文章中表现的思想，除了概括现实中的见闻外，还归纳了自己多试不第的感受，发觉专用“进士制策”一条途径，必将把一些有才能的人排斥在外。从写作而言，文章论证的三个层次都是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以古的“所是”，谈今之“所非”，古人做得好，今人却不好，以古证今，针砭时弊。至于条理的清晰，语言的简洁、有力，有目共睹，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