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上韩枢密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2022-07-12 可可诗词网-苏洵 https://www.kekeshici.com

苏洵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它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大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 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月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

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涉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 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 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 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 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亭,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士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耰畚筑,列于两河之壖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睊睊狼顾,莫肯效用。

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 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各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 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 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

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 何乱之敢生? 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 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 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所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维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耶?

这篇文章是苏洵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写给枢密使韩琦的书信。有关写作背景可参阅《上田枢密书》赏析。

这篇选文《上韩枢密书》虽应属“书说类”,实际上却是一篇论辩文字。苏洵的上书大多如此,“不为空言而期于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其优点就在于言之有物,不乏实际内容。

阅读这篇选文应对宋代的军事制度有所了解。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宋太祖赵匡胤鉴于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用包括集中军权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度。他首先“杯酒释兵权”,将禁军掌握在自己手中,又采用“强干弱枝”的办法,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天子卫队,守京师),厢军(诸州的守军)、乡兵(地方守兵)、蕃兵(少数民族地区驻防)四种,其中禁军约二十万(京师屯十万,外地屯十万),约占天下军队的三分之二,而且较其它部队待遇优厚、训练有素。平时,军队驻防地区一两年一变;统兵将领也不固定,由皇帝临时指派,造成“兵无常帅,将无常师”(《文献通考》卷152)的状况,以防止武将专擅反叛。又设立枢密院主军政,掌征发军队之权却不直接指挥军队,三帅(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虽有握兵之权却无发兵之权。这样“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苏洵《审势》),将全国的军权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赵匡胤还着力推行“养兵”政策,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凡某地发生灾荒,中央政府即在该地募兵。这样既加强军队实力,又防止了饥民起义造反,以局部缓和阶级矛盾。宋初统治者这一系列治军措施虽消除了藩镇之祸,但因着眼点是在“防内虚外”,又由于“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缺乏战斗力,成了“谓之兵而不知战者”。随着阶级、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对外族入侵的妥协投降,形成北宋中期“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特点。这时,国内政局也日益败坏,冗官、冗兵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冗兵而言,由于执行“养兵”政策,“灾荒不断,募兵不止,”兵员总数与日俱增,至宋仁宗皇祐(1049-1054) 初年,职业兵人数已达到一百四十万人,“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成了沉重的社会负担。

苏洵为人“好为策谋……颇喜言兵” (曾巩《苏明允哀词》),他针对“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的现实情况,提出“兵民合一,寓兵于民”的主张(《兵制》)。他认为,这样既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又可防止“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的兵变,一举而两得。在这篇上书中,他大胆地对宋代开国皇帝的“养兵”政策提出质疑,论述了“养兵不用之可畏”,反映出他面对现实头脑是清醒的,看法是深刻的。苏洵反对对外妥协投降,他激愤于“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岁帛”(《审势》),主张整顿军备,积极用兵。为此,要改革兵制,信用武将,严肃治军,以克服文臣充武将,“将不知兵”和“士兵骄惰无用”的现象。这些思想,在这篇上书中也有反映。苏洵在文中以贾谊自比,而且时人也多以贾谊相称许。其原因: 第一,贾谊有“用世之才”,非一般腐儒可比,这反映了苏洵如贾谊一样的自负; 第二,贾谊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提出许多改革制度的设想,这符合苏洵“布衣以为帝王师”的愿望; 第三,贾谊遭际汉文帝这个好贤之主、“明天子”,所以引贾谊自比,也无谤上之嫌。

以下着重谈本文的章法结构。

文章先阐明论点,“用兵决胜”不难与“养兵不用”可畏二者对起,然后详细论证。先用“水”作比喻来虚说(“今夫水”中“今”是表假设的连词)“激之山,放之海……天下之人能之”数语,引喻“用兵决胜”之易;“委江河、注淮泗……自禹之后未之见也”数语,引喻“养兵不用”之危险。两段各承论点的一个方面,成一反一正的对比。接着是实写,先总说一句:“夫兵者,聚天下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用承接式排比句给“兵”的概念下个定义,而后仍分正反两面说。“天下之未安……施之于当杀”一段,扣住“用兵”,说明“非难”;“及夫天下既平……于是天下之患,杂然而出矣”一段,扣住“养兵”,说明“可畏”。两段对照相偶。每段内又用递进式、承接式和并列式的排比句使意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步步为营。这种句式在对偶中又用排比,显得严谨整饬,语势顺畅,如借风扬帆,顺流而下。下文又荡开一笔,用虎、豹、蝮 (蛇)、蝎为喻虚写,与上文若断若续。

这种反正相对,虚实相间的说理论辩方法,古人称之为“开合”。在讲道理时先引其他事物来比喻是开,归到正题直接论述是合。在论证过程中由开而合,由合而开,反复进行。这里所说的时断时续,是指说理时用许多互不相关的事物来证明论点,使这些本无联系的事物统一于论点。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举例说:“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续矣。”文章本来谈兵,而一会儿说水,一会说蛇蝎猛兽,就是用这种方法。所谓“擒纵”,是指在论辩中先退让一步,欲擒故纵,承认对方论点再加以驳斥。如本文中先承认北宋开国“传四世而天下无变”,然后又说“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造成可怕的混乱局面,种种将乱的征兆。这就是用“擒纵”的写法。

象苏洵这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反正开合,对比对偶的论辩文法,被后人不断效仿,逐渐程式化,到宋徽宗时已出现“专尚俪偶”的文风,“虽无两意,必欲厘之为二,以就对偶”(《宋史·选举志》);最终发展到明清的八股文章,成了僵死的形式。

苏洵这篇上书还据史实来论证,先说汉高祖刘邦,后说宋太祖赵匡胤,方法仍然用一反一正,两相对照。两段文字都从“天下未安”说到“天下既平”。从“用兵”讲到“休兵”。汉兴后从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到文帝刘恒的四世中战乱不止,欲罢不能;而宋开国后从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到仁宗赵祯的四世中却“天下无变”。苏洵强调了其中原因,并不是因为宋初执行了“养兵”政策,而是因为没有分封功臣,釜底抽薪地消弥了地方割据势力,才有四世的太平。这里又用“决河”为喻说明汉高祖定鼎后休兵之难,回应上文关于水的议论,文脉贯通,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见缝插针,务求严谨。

老苏的话没有说尽,但不难觉察:汉传四世,通过削藩出现了“文景之治”,天下安定,国家强盛,主动发兵击匈奴,通西域;而宋传四世却积贫积弱,受外族侵凌;军纪涣散,兵不可用,“一日有急……不可使也。”下文紧接着举出三件事来作“不可使”的佐证:一是西川筑城,官吏卒徒玩忽偾事,矜夸邀功;二是耒汴京路上见军卒治游,言谈无所讳忌;三是这年汴京防洪,士卒不肯效用。“可畏”之至。

宋政府养兵百万,平时用于挽粮船,修河堤,守陵寝,养马匹,有些只是年老坐食。其中禁军最为骄惰无用,有的让别人替他背行李背粮食;有些终日游逛,衣服举止,不类军兵。养兵之费却压在百姓头上,正象苏洵所说:“(士兵)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老百姓)无终岁之畜者,兵食之矣!”(《兵制》)冗兵不但加重了财政负担,还经常酿成卒伍之乱,如仁宗庆历间的贝州卒乱,王则称王建号“据城凡六十六日。”(《宋史纪事本末》)

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军队如此腐败,使苏洵忧心忡忡,情不自禁发出“天下之势,今何如也”的慨叹。文章从这里转入议论治军的问题,仍然是起承转合,对起对照的写法。

首先是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由谁来负。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所以用“御将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将之职也……不可以累天子也。”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指责狄青。“狎昵士卒,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这里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将。有宋一代,统治阶级一贯重文轻武,特别猜忌、歧视武将,对狄青,更是不公正到了顶。仁宗皇祐五年 (1053),狄青讨侬智高、平广南,以功为枢密使。“庞籍及台谏朝士皆论青不可长省府,帝不听。”(《宋史纪事本末》)这班人的理由是北宋开国以来没有武将担任枢密使的先例。狄青在军中,就“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宋史·狄青传》) 及掌枢密,更深孚将士爱戴。这就是更加触犯了朝廷的忌讳,一班文臣猜忌更甚,深恐重演一幕“陈桥兵变”。于是群起而攻之。即使十分爱材的欧阳修也难以免俗。狄青在舆论压力下,在“嫌疑之谤”中当了四年枢密使,虽对朝廷忠心耿耿,“虽未见显其过”,(欧阳修语) 却终于在嘉祐元年(1056) 即苏洵上书的这一年被排挤出京师。苏洵因不明真相,担心士卒爱戴狄青“而忘天子”,因狄青是行伍出身就说他只是“边将材也”,“不知治内之道”。这是盲从了时议,与世俗同一口吻,也不合他信用武将的主张。不过他说狄青“惧谤”倒是事实。其实,北宋冗兵骄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独究狄青一人。只因狄青刚刚“下野”,打“死老虎”总是省力气的。

但是,苏洵也并不是只惯于“打死老虎”的人。下边他就指点当朝太尉韩琦 (宋代枢密使掌军政,相当汉代的太尉) 如何收拾局面,要求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严肃军纪,整顿军队的责任来。苏洵本人也明明知道这些措施不是解决北宋冗兵问题的治本之法 (他认为根本办法是“兵民合一”),但对于无权改变“养兵”政策的韩琦也不能提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指望他一举解决“养兵不用之可畏”的难题,只要求他尽职尽责,自己也把话说得恰到好处。能使骄纵懈怠的军队得到些整顿总不无小补。

首先是打消韩琦的顾虑。“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苏洵认为这不足为虑,虽严肃军纪,也不至激变。他举一件史实为例子来证明。唐肃宗乾元二年 (759)“秋,七月上召 (郭) 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与部下谋驱逐李光弼,“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资治通鉴》卷221)

下边一段文字,苏洵从巩固封建君主统治出发,让“天子”扮成士卒的父母,将相充当严师的角色;“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其惰”,皇帝唱红脸,枢密只好唱白脸。苏洵一再强调韩琦应该不树私恩,不邀令名,任劳任怨,尽心竭力演好他的角色。“非太尉吾谁望耶?”在韩琦身上寄托了整顿军队、增强武备的全部希望,饱含深沉感慨。这样结尾显得作者很诚恳,完全出于对韩琦的推崇信任,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避免因一番直言引起对方不快。楼迂斋评此文:“议论精切,笔势纵璜,开合变化,曲尽其妙。词严气劲,笔端收敛顿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识天下之势,而议论颇从韩非、孙武等书来。”(《三苏文选》)

苏洵擅长策论,曾巩评论他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非常恰切。苏洵的论辩纵横恣肆而又结构井然,语言简洁晓畅而颇具气势。这的确是他风格中两个明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