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昭文相公执事：

洵本布衣书生，才无所长，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与百执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报盛德，而不获其所。今者先帝新弃万国，天子始亲政事，海内倾耳侧目之秋;而相国实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将何以处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盖汉昭即位，休息百役，与天下更始，故其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泽下布于海内。窃惟当今之事，天下之所谓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辄敢以告于左右：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官室游观，无所增加，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

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民之有钱者，皆莫肯自输，于是有威之以刀锯，驱之以笞箠，为国结怨，仅而得之者。小民无知，不知与国同忧，方且狼顾而不宁;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不下，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

窃惟先帝平昔之所以爱惜百姓者，如此其深; 而其所以检身节俭者，如此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计其既殁之意，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窃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库之中，财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尽公力而为之，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犹且获讥于圣人; 况复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徇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惑矣!

然议者必将以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洵亦以为不然。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则是过也。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子思曰：“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诫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诫必信; 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则略之。

昔者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 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而后世安于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议，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议，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窃观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时君之不达，欲以金而厚其亲子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俛而从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礼，而遂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 洵恐世之清议，将有任其责者。

如曰诏敕已行，制度已定，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 盖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为九丈之坟，而用汉氏长陵之制，百事务从丰厚，及群臣建议以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之陵，高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夫君子以为政，与其坐视百性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胜区区之心，敢辄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诛。幸甚! 幸甚!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皇帝继位。宰相韩琦自任山陵使，主持修建仁宗陵园，大兴土木，实行厚葬。苏洵此时任霸州文安县主簿，是个八品小官，正在与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听到此事，写了这篇《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对宰相韩琦的作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信首称韩琦为“昭文相公执事”。相公是对宰相的称呼，古代拜相同时封以公爵，故称相公。韩琦官职宰相之外，又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所以苏洵称之“昭文相公”。执事是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后来书信中用做敬称，意思是不敢直接与对方讲话，请手下人予以转达。书信开始，苏洵先叙与对方的交情，感谢对方的提掖之力。宋朝取士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恩荫制度(皇族、贵官到一定时候有多寡不等的官缺空额可以任用自己的子孙，亲属和门客等。)苏洵不善科举，又无福荫，走的是古代游说之士献书达官，交结公卿，用才学打动当权人物，从而求得引荐的入仕之路。这种求仕方法确曾有所奏效，得到张方平、欧阳修诸人的盛口称赞，极力推荐，一时名动京师，公卿大夫争相结交，韩琦也延为坐上之客，但是知其才而不为用。所以迁延数年，直到嘉祐五年，才被授予试秘书省校书郎的九品小官，还是“试”职。一年以后，苏洵上书韩琦，要求“别除一官”。嘉祐六年七月，苏洵再被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从九品官上到八品官。这就是信中所说的“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与百执事之末。”对此苏洵表示一直想“仰报盛德，而不获其所。”言下之意此信正是为了报恩而写。但文章开始，却从当前形势谈起，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今者先帝新弃万国，天子始亲政事”，当此“海内倾耳侧目之秋”，身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的相国，“将何以处之?”引起思索，为下文的进言造势。

第二段，仍不直说，从古代天子即位谈起，举出汉昭帝即位所行之政“休息百役，与天下更始(除旧布新)”及其“天子未曾逾月，恩泽下布于海内”的效果，定出调子。然后说出自己认为当前“最急”、“天子之所宜先行”的事。行文却又一盘旋，不肯作一点平直叙述、话锋转到先帝身上，举出先帝“以俭德临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宫室游观，无所增加，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的行为为先人之言，然后指出当前“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的做法，作为对照。文中不言韩琦(韩琦实主其事)，而曰“有司”，巧妙地避去了直指之弊。接着才吐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的主题。行文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千回百转，直把对方引领到极窘极难之境地，才轻轻吐出真意，使自己立于牢固不拔之地。

宋朝奉行儒学，孟子是儒家亚圣，他所主张的民本思想遂也成为士林中尊奉的治国之准则。苏洵在第三段便从立国之本的百姓身上说起，给韩琦敲警钟。文章谈到，仁宗皇帝去世后，赦书颁下，地方上要赏赐兵士，又没有钱，便从百姓中取。而百姓“皆莫肯自输”，于是对百姓“威之以刀锯，驱之以笞箠”，使得民怨沸腾，“为国结怨”。接着话题转到当前，说老百姓因前事尚未安定，“狼顾而不宁”的时候，修筑山陵的一切“配率之科”(各种有关费用)，又使百姓难以承担，这样下去，“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是婉曲地表明会有农民起义事件发生，以此对韩琦大兴土木，广摊费用提出警告。

第四段把视线又从下转到上面来，称先帝“爱惜百姓”是“如此其深”，“检身节俭”是“如此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计其既殁之意，则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抬出先帝之意，为己立言。再对举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以拂戾其平生之意”，以先君对臣下，“爱惜百姓”、“检身节俭”对“过当逾礼”、“拂戾其意”，顺逆之势自现，作者也亮出自己观点：“窃所不取也。”反对厚葬。但是苏洵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 至此又反跌一步，说即使府军之中财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犹且获讥于圣人”; 而况如今“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循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惑矣!”退后又进，直逼对方无地。显得意念坚定，正气浩荡，忧民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第五段，作者考虑到对方可能提出的理由，主动出击。有人也许会站在帝王之尊的地位来说话：“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对于这种言论。苏洵不愧是个策论高手，采用太极揉手，顺而接之，说：“洵亦以为不然。”并且加以引进：“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则是过也。“将对方矛头让出，又加上一把力，说自己也是反对墨子俭葬之过的。(墨子曰：“古者圣人制为葬坦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复恶。”) 使对方力量落空，重心失据，再有力地回击：“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挫退这种攻击。接着引用子思的话，说明对待死者重要的是“尽其诚信”，而附葬财物这类“外是者则略之”可也。

第六段，举出华元厚葬其君与汉文帝俭葬两例典故，从正反两方面引史训为鉴。据《左传》记载，华元葬宋文公“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君子谓华元“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斥之不臣。汉文帝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恭俭之主，临死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之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死葬霸陵，《史记》载霸陵陵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此即苏洵文所称“木不改列，藏无金玉”(“木不改列”指不挖山治坟，草木不动)。由于汉文帝、景帝以俭治德临天下，到武帝时，汉王朝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势大张，进入封建社会空前繁盛时期。文章将上述理论一一收束归纳，指出实行薄葬，“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议，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接下，文章锋芒渐渐亮出，“意在沛公”却又婉转盘旋，引而不发。称“古者厚葬”，皆因“时君之不达”，想用金器厚其亲于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只好“��俛而从之”。今日之事却不然，“太后至明，天子至圣”，是“有司信近世之礼，而遂为之者。”这个“有司”涵指韩琦，千秋之罪，尽归于他。而苏洵表示“是深可惜也。”语意稍露，即深加叹惋;接着又忽纵其缰，直言吐快：“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此处所指“不世之功”指仁宗皇帝无子嗣，皇储久虚不定，是韩琦大力进促之下，得立其侄为皇太子，不久仁宗去世，皇太子继位，是为英宗，韩琦拥立之功最大。所以苏洵说他既已立此不世之功，为什么还爱“一时之劳”(指大修山陵事)，且这种“劳”又是“无所建明”(无功德名目可表)之事。段末一句“洵恐世之清议，将有任其责者。”从功业利害关系分析后，又从舆论方面促其考虑，其言甚重。

苏洵写此文时，厚葬的诏敕已行，制度已定，面对这种情况，考虑到韩琦可能动心，却可能又成命难收，犹豫不决，所以最后一段紧追不放，进一步进言。说如果“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举出唐太宗葬高祖的先例。当初葬高祖准备用汉长陵之制，立九丈高坟，“百事务从丰厚”，因遭到群臣反对，遂改为按汉光武之陵的规模，高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援引此例后，用“君子”以说之，说君子执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坚持不能出令再改，还不如改令以救百姓之急。话尽于此不再多言，信末表示向往之情，告罪之意，留待对方自去寻思。

韩琦当时权高位重，素有威望声誉，收到苏洵此信，深为触痛。尤其责以华元不臣之言使他读罢脸为“变色”(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但因苏洵讲得有理，还是对厚葬中过分奢靡的地方略加削损，对苏洵的意见有所接受。从这篇文章中，也很能反映苏洵具有的民本思想，反复要求韩琦“救百姓之急”，“纾百姓目前之患”。为此不惜得罪宰相，敢以“过当逾礼”，“拂戾”先帝，甚至以臣子最忌讳的华元“不臣”的罪名去套韩琦，其铮铮铁骨，刚烈敢为的浩然正气驰溢辞间，令人仰怀。

苏洵研究战国纵横之说，颇有心得，其中游说之术他归结为五谏法，即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在这篇上书中可以说全都用了出来：举汉昭帝即位，采用休息百役，布恩泽于海内，仁宗先帝以俭德治天下，爱惜百姓，这是理谕之。以府库空虚，取于民则“海内必将骚然”;“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礼”，是势禁之。说韩琦“既已立不世之功”，又“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是剖析利害，属利诱之。举华无厚葬其君被遭“不臣”之讥，是隐讽之，又是激怒之。苏洵深谙说谏之理，虽言辞激切，指责甚明，行文却回旋盘折，极尽委曲变化之能，使韩琦“动心”且又“忍性”，最后“谢之，为省其过甚者”。(《东都事略》) 时人评述苏洵之文有战国纵横家之风，观此文可以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