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畜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

闻西边多骁勇，骑射击刺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桀，有韩存宝者，尤与之善，谷教之兵书，二人相与为金石交。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朝廷稍奇之。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乃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

予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

绍圣初，予以罪谪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吾兄弟。闻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今至梅州矣。不旬日必见，死不恨矣!”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复昔日元修也。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留之，不可。阅其橐中，无数千钱，予方乏困，亦强资遣之。

船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昔赵襄子厄于晋阳，知伯率韩、魏决水围之，城不没者三板，县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及襄子用张孟谈计，三家之围解，行赏群臣，以恭为先。谈曰：“晋阳之难，惟恭无功，曷为先之?”襄子曰：“晋阳之难，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礼，吾是以先之。”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者! 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宝，后遇予兄弟。

予方杂居南夷，与之起居出入，盖将终焉，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 闻谷有子蒙在泾原军中，故为作传，异日以授之。谷，始名榖，及见之循州，改名谷云。

《巢谷传》是作者被贬循州时写成的。绍圣元年 (1094)，苏辙因上书指摘时政，从朝迁显宦门下侍郎被贬出知汝州、袁州，又责授化州别驾，绍圣三年 (1096)，又被贬到雷州、循州。其兄苏轼也在此期间先后被贬到惠州、琼州、昌化等地。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处在这种政治困境中，“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而恰在此时，73岁高龄的巢谷以病弱之躯，千里迢迢从四川眉山步行到广东去探望苏轼、苏辙兄弟，并最终死于赴苏轼处的途中。苏辙深为老友的这种情义和精神所感动。感慨之余，写下了这篇感人至深的《巢谷传》。

北宋年间，党争激烈，更替频繁，苏轼、苏辙等人也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更迭执政而在宦海中沉浮，几次贬而又复，复而再贬，饱尝世态炎凉，历尽人世坎坷。作者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淡漠的，没有什么友谊、情义可言，想要找寻讲义气、重友谊的人，只能到古人那里去找了。对巢谷这样重朋友之义，不忘旧情的侠肝义胆之人，作者不由得赞叹为“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一边是笃于友情的患难之交，一边是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两相对照，孰优孰劣，自然是泾渭分明了。苏辙正是感慨于这种鲜明的对照而写出这篇传记的。与其说作者是为巢谷立传，毋宁说作者是企图弘扬巢谷这种义重如山的品德，来揭露和批判丑恶、冷酷的社会现实，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实际上，这篇传记已超出了一般人物传记的思想范畴，它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在写作这篇传记时，非常注意对素材的选择，剪裁精巧，以利于突出主题，从而刻画出人物性格。作者没有对巢谷的一生做更多的描写，而是将主要笔墨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移，不随波逐流，不为政治风云变幻所左右; 二是对朋友忠心耿耿，一诺千金，特别是在友人遭受政治迫害，境况困窘时，绝不做落井下石之事，依然故我，注重朋友情义。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为了表现巢谷为人坦诚、注重情义的品格，作者舍弃了那些无关宏旨的素材，集中笔墨突出写了两件事。一件是巢谷与韩存宝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和韩存宝对巢各的临终托咐;另一件事是巢谷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之间情深义笃的交往。这两件事都写得有声有色，富于艺术感染力，对于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有很大帮助。巢谷喜欢与杰出人物和骁勇之士结交，他云游到西北，结识了“熙河名将”韩存宝，二人情投意合，亲如兄弟，“为金石交”，表明二人友情像金石一样坚固。当韩存宝获罪朝廷，“自料必死”之际，他把自己的后事托咐给了可堪信赖的巢谷。巢谷把朋友的临终嘱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慨然允诺，隐名埋姓，跋山涉水千方百计把韩存宝的银两交给了他的家人，然后才逃避到江淮一带，“会赦乃出”。这件事表现了巢谷对朋友忠心耿耿，“重然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缓急可托者”。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又详细记述了苏辙与巢谷因同乡关系，幼年就相识，了解他的为人，非常敬佩他。特别描写了当苏轼、苏辙二人先后被贬官，谪居偏远之地时，巢谷怀念故旧，不为世俗风气所动，执意不远千里探望苏轼、苏辙兄弟，不惜将自己“疲瘠多病”“之躯葬送在探友途中。到此，巢谷忠于友谊，不畏流俗、义无反顾的性格已鲜明地表现出来。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者非常注意突出文章的重点，他把巢谷在政治斗争中的种种表现作为重点突出反映，使人物具有特定的思想高度。巢谷绝非一个普通的侠客，而是一个富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不移的政治态度、志节高远而又注重朋友之义的志士。苏轼、苏辙都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他们在新旧党争中受到打击，贬官谪居，士大夫们都不与他们来往，亲友们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巢谷不顾世俗所讥，千里寻访，更多的是表明自已的政治态度一如既往，既不因朋友官高位显而趋炎附势，也不因朋友处境维艰而断绝往来。实际上，巢谷是以自己的行动对遭受迫害的朋友表示一种慰藉，也是对变幻莫测、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抗议。巢谷慨然自眉山诵言，就说明他此行是有政治意义的，他毫不掩饰地公开声言就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歌颂和赞扬巢谷这样有清醒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大志大节，不为世俗所动，我行我素，珍重朋友之义的正直之士，揭露党争的黑暗残酷，批判世态炎凉的浅薄世风，正是这篇传记的主旨。

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不是站在文章之外纯客观地描写人物，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分素材融进文章之中，运用典型事例反映出作者对巢谷的一片钦佩之情和苏轼、苏辙兄弟与巢谷之间深厚的友谊，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感，因此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读者。用叙述和描写来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淡泊中寓深情的写作特点显示出作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苏辙是以写记叙文见长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比较简单的结构形式，不枝不蔓，徐而不疾，细细道来，便于表现主题，刻画人物。

在写作手法上，文章特别注意通过对比和陪衬手法的运用来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以巢谷坚持大志大节，珍视朋友情义，与那些士大夫和作者亲友对贬谪中的作者兄弟的冷落加以对比，非常深刻。既有利于刻画作者心目中的豪杰之士，又显露出世俗风气的败坏，人际关系的冷漠庸俗，也道出了作者胸中郁积的怨愤。作者对巢谷发出的：“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的赞叹，是很耐人寻味的。它即是对巢谷正义行为的赞赏和敬佩，也是对世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象巢谷这样的人在当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已很难找到，只有古代的人还讲究义气。这不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深刻的讽刺吗?

文章末尾，作者提到了春秋晚期赵襄子的家臣高恭能在水灾来临、境况窘迫中毫不懈怠，终不失人臣之礼的故事。初看似显突兀，其实，作者是以高恭来比拟巢谷，并且认为巢谷与高恭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苏辙很惋惜巢谷没能遇到像赵襄子那样能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使他只能“沉浮里中”，不受重用。所幸的是，巢谷先前遇到了韩存宝，后又遇到了苏轼、苏辙兄弟，总算有了一二知己，不至枉度此生。

《巢谷传》在语言上也较有特色，叙述语言平易流畅，人物语言个性化极强，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比如，巢谷不顾年迈千里迢迢去探望苏辙，并且还要渡海去探望苏轼时，苏辙极力加以劝阻，巢谷说道：“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 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把巢谷那种义无反顾，坚持己见的豪爽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完全符合巢谷这个人物的个性和当时环境，显得十分自然，毫无造作之感。

从整体上来讲，这篇传记体现了苏辙散文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风格质朴自然，又寓于深情，行文细致缜密，文笔简洁流畅，是一篇比较出色的人物传记文章，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创作中也是能卓立自成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