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而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莫非田、季之党也，历数君不忘其诛，而卒之简公弑，昭、哀失国。小人之党，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於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 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 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 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 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

苏轼《续<朋党论>》作于何年不详。根据文章的内容揣测，大约是他早期的作品。苏轼中年以后，曾多次对自己少作的“科人习气”深表不满，而这篇文章广引史事，逞才驰词，虽有《孟子》、《战国策》遗风，却也不无脱离实际的书生空论之嫌。由于苏轼这类论说文能够兼顾逻辑性和可读性，又有着雄奇奔放的气势和自然流畅的语言，艺术技巧较高，因此在封建社会中深得士子们的喜爱，成为他们学作试文的范本。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借鉴的。

《续<朋党论>》，顾名思义，乃是承欧阳修的《朋党论》而作。宋仁宗庆历三年 (1043)，范仲淹等推行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为主要内容的新政，欧阳修也以知制诰的身份建议实行按察法，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意见。这些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旧官僚的反对。而“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斯年，苏轼8岁，人乡校。到他成年之后，有感于老师欧阳修在辩析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时提出的进用君子之朋，黜退小人之朋以避免“乱亡其国”的观点之难于实施，进一步提出了“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和“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的观点，在立论上别开生面。

文章以欧阳修的话“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发端。用的是开门见山法，起笔破题。这样写的好处在简洁明快，不生枝蔓。为了抒发“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的论点，先以权移人之祸和国有党之危作铺垫，旋即冒出权之所归，君子安得不危，回扣上文，于流转中显出严谨的法度。以下又以君子事君和小人事君的不同方式、不同结果，详细论证，揭示了“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的奥秘，这就使“争则小人者必胜”的论点，无懈可击了。文章又说：“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为最难”，使“争则小人者必胜”的论点愈加深化。再以引经援古的例证法详细申说。其一为齐田氏，其二为鲁季孙。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小注云：“田氏自景公以来、擅权用事。及简公立，宠阚止使为政，欲尽逐田氏。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甲午，遂弑简公。鲁昭公伐季氏，平子请以五乘七，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后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齐，卒于乾侯，乃立定公。定公卒，乃立哀公，哀公患三家，将欲因诸侯以劫之。后三家攻公，公遂奔卫，复如邹越，卒于有山氏。并见左传及史记世家。”苏轼用春秋齐鲁两国的士大夫结党乱政的故实，证明小人之党难除，是十分贴切的。接下来，又以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证明君子之党易尽，和小人之党难除形成对比，一反一正，前后呼应，论征周密完整。“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文章到此意转。苏轼抓住孔子的“有仁德的人实行仁德便心安，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聪明人认识到仁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实行仁德(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机敏地展开论述。冉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作者眼中都是为功利观念所支配的“智者”，而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的栾盈士匄之争，亦包括无视“随所用耳”的政治教训。苏轼不仅看到了君子之党易尽，小人之党难除的静态，还看到了君子小人依一定条件可能转化的动态。这就自然引伸出“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的观点。文章先从正面论述转化条件，“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再引曹参“慎无狱市”说，借古道今，申张自己的策略“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史记·曹相国世家》云：“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宋朱翌《猗觉寮杂记》解释“狱市”：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奸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可见，苏轼的说法是封建统治者的经验之谈，包含着“欲速则不达”的辩证思想。然后从反面冒出牛李党争，李德裕以力取威，“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以突出“反为所噬”，正反结合，比照鲜明，悠扬宛宕，说理透彻。

《续〈朋党论〉》在艺术表现上，文字平顺，气势旺盛，以严密生动的分析说理见长。说它严密，首先表现在前前后后适当地引用了欧阳修、孔子的话和《左传》、《史记》、《后汉书》、《唐书》中的材料，援古证理，借此奠定了立论的依据，增强了说服力，同时显示出典雅富赡的气派。苏轼用典很注意剪裁。如“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一句，出自欧阳修《五代史唐六臣传后》：“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可以看出，作者撮其大要，力求行文的简洁。又如写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一笔带过，而述栾盈士匄之争对话详引，这些地方都体现出富于万篇，贫于一字的功力。苏轼为了避免用典过繁影响文章达意的疏畅，有时于不知不觉处暗用故实。如“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出自《后汉书·黄霸传》：“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由于此处不能作论据，便巧妙地以自己的话的方式带过了。苏轼用典还注意正反结合，于对比中生深意。如写曹参治“狱市”的通达，李德裕“一夫之力”的鲁莽，准确、生动地突出了“反为所噬”的道理。《续<朋党论>》分析说理之严密还表现在论证的充分、圆满。最典型的例证是第一自然段对“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的解释。“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这段解释把君子、小人和人主的心态以及相互关系揭示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为封建官场的真实写照，具有足以警世的认识价值。苏轼还注意到论证的连锁效应，一个问题前呼后应，反复申说，使文章的构思整体化。如第一自然段的“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第二自然段的“斥其一则援之者众，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第四自然段的“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第五自然段的“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把小人的阴暗心理和治理小人的经验、教训娓娓道出，好似串珠连缀，每一个局部都是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续<朋党论>》分析说理的生动性主要表现在引类比喻的形象化方面。如，把小人比喻为“不种而生，去之复蕃”的恶草，用来说明小人去之为最难，又如用“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矣”的譬喻和齐田氏、鲁季孙的史例相配合，虚实相生，说理昭晰。再如从“善除盗者”到“善除小人者”的类比推理，也用得非常生动贴切。此外，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反问句，既增强了气势又加重了感情色彩。

这篇文章对柳宗元、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的看法，反映出苏轼思想上的保守倾向。“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的议论，似是书生之见。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所说苏轼论说文的毛病“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则”，在这篇文章中也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