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右轼启： 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 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薪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 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 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就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为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 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轼谨启。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奉命知礼部贡举，担任主考官。苏轼、苏辙以及著名古文家曾巩等都参加了这次贡试。在通过皇帝御试赐进士及第之后，苏轼向以欧阳修为首的主考官范镇、梅挚和参试官梅尧臣等人写了致谢信、欧阳内翰，指欧阳修，此时欧担任掌内命的翰林学士，故称内翰。

这篇文章分为两大自然段，第一段不但对唐宋古文运动作出精辟的评论，而且站在文学现实主义立场上对形式主义的文风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第二段则抒发了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通读全文，觉得前后风格稍有不同。前半部立意高宏，行文奔腾倾注、波澜层出，诚如沈德潜所云：“东坡之才大，一泻千里，纯以气胜。”后半部以议论、记叙抒情为主，显示出摇曳多姿的委婉。但都实现了苏轼散文自然奔放，屈伸自如的主要特征。

文章开头，便以脱俗之立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明明是一篇文论，却偏要宏观到天下之事难于改为上，起点高屋建瓴，旋即转向五代之余文教风俗的日以涂地，干脆爽利地指出本文的放矢之的。从国家万事难于改革缩写到文学一事积重难返，利用逻辑上的属种关系烘托文章主旨，这就比一般的开门见山显得挺拔峭劲。承下来，又以宋仁宗的慨然太息，澄源疏流之愿，壮大声势，同时，含蓄地暗示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君带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至此仅三句话，行文自然烫贴，而东坡之才气已经锋芒毕露。以下从“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到”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诚如苏轼在《文说》一文估价自己的文章时所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其雄健飞驰的笔势，“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的流转，真是精采绝伦。在分析这段文字之前，有必要谈谈苏轼撰写本文时的文化背景。中唐韩俞、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到了晚唐已渐趋衰歇，代之而起的是形式华丽、内容空虚的颓靡之风，北宋开国一百年内，文章体裁仍沿袭五代余习，骈辞骊句、论卑气弱，而“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又风靡一时。此其一也。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过“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口号，但是韩俞的文章却以雄健奇崛见长，他的后继者如皇甫湜、孙樵等又进一步发展了他追求奇异险怪的倾向，走上更为生涩冷僻的狭隘道路，以致流弊于北宋士大夫，此其二也。欧阳修正是在文坛陷入泥淖的艰难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揭橥诗文革新运动的大纛。他十分注重奖掖后进，培养人才，使王安石、曾巩、三苏父子等得以脱颖而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扭转了文坛的不良风气。中断了二百余年的古文运动再次获得历史性的胜利。苏轼和欧阳修的观点一致，反对晚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而主张“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 同时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他在《评杜默诗》中，对这种新弊进行了尖锐的讽刺：“默之诗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门前老龙，天子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东京学究饮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同、马异极矣，苦更求奇，便作杜默。”他在《凫绎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说：“昔吾先君……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日：‘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若，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中“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可以看作《谢欧阳内翰书》抨击形式主义文风的指导思想。无论高标三代两汉，还是针砭学韩而不至者，都是为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而服务的。从写作技巧上看，苏轼行文详略得当。以驳“新弊”为主，以斥”余风”为辅”。同时又用对比的方式把两者申联起来，从整体上展现”五代之余，文教衰落”的全貌。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采用论说体，但并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强烈感情。如“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这段文学，便表现出对形式主义文学的泡制者误人子弟、贻害千秋的劣行的极大愤慨。苏轼善于近义词的复叠使用，如“雄俊魁伟、敦厚朴直”、“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增加了文章的色泽而并不显得堆砌。他还善于排比具有对仗意味的句子，如“招来”、“罢去”;“追两汉”、“复三代”;“求深”、“务奇”;“余风”、“新弊”;“大者”、“小者”等等。语言文字在外部形式上交织缝合，而句与句之间在内在意义上又前后贯通。如同血脉的流注一样，这就使得文章具有浩大的气势、鲜明的节奏。刘大魁《论文偶记》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用这句话说明《谢欧阳内翰书》语言表达形式上的技巧造成的”纯以气胜”的美感是十分恰当的。

如果说本文第一自然段表现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在主考官面前真诚地显示自己的高卓见识以求志同道合的共鸣，那么，本文第二自然段则以抑扬顿挫的笔调娓娓道出不胜感激的心曲，绝无庸俗的攀附之意，颇有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推波助澜愿与欧阳内翰同舟共济的献身精神。文章以“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总领，与第一自然段的开头“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对应，起笔便高; 在这里，用严肃的历史定评的方式，把欧阳修承继先贤，启迪后学堪称宋代之韩愈的文坛领袖地位突现出来。同时为后文“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的麾卒壮志埋下伏笔。说“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古人屡有描述，《冷斋夜话》云：“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王应麟指出：“欧阳公与梅圣俞书曰：快哉!快哉!……东坡看人文字，于所酷爱者，但称快而已，亦得于公也”(《困学纪闻》)。可见欧公爱才的性格和对苏轼精神素质的沾溉。而粘出“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在文意上为一承。不爱才的人便不能觉悟学者，又何以收拾先王之遗文。衔接巧妙，很自然地牵出称谢欧阳内翰之意。接下来文意忽转，曲折尽致，味道醇厚。“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为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轼也远方之鄙人”是对“必得天下之奇士”的反接;“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于自谦中含蕴讥讽;面对群嘲聚骂的压力，苏轼把欧阳修拔擢人才的眼光和魄力与诸考官众星拱月般的团结视为自己坚定信念的基础，复言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的条件，这就从正反、主次等几个角度把贡试得中的情况说圆了。这里面交织着谦逊、自信、愤慨、嘲讽、感激、钦敬多重感情。款款叙议，情从事生，行文的层次亦错落有致。于是，冒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的论点以扣谢欧阳内翰之意，并用古之乐毅去燕，范蠡离越的故实作旁证，回溯自己于士论汹汹中跃然登榜的本事，便十分顺理成章了。当我们读到：“夫岂惟轼之事，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当会恍悟，原来东坡作文早有成竹在胸，第一自然段的宏论激言，正是想在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充当一名重要角色的自荐书。为事业所需，执弟子之礼。而驳难“用意过当”，挥斥皇甫湜之流，也是针对当时追求奇僻险怪的场屋积习有感而发。这就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欧阳发(欧阳修之子)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欧阳文忠公全集》附五)。苏轼仅“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一句便尽情尽意。这是庆幸“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终未发生的心音，也是“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