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行，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至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才，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宋仁宗嘉祐元年 (1057)，苏轼、苏辙兄弟赴京参加礼部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参评官是梅尧臣。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夏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考试之后，苏轼写了这封信给梅尧臣，向其表达了自己对欧阳修、梅尧臣的崇敬和感激。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成员，直讲为学官名，即国子直讲。始于唐代，主要协助博士、助教讲授经术。

文章首先由古人说起。“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鸱鸮》为《诗经·豳风》中的篇名，是我国最早的禽鸟诗。诗中以一只哀怨辛劳的雌鸟在艰苦处境中，辛勤劳瘁地营筑巢室时发出的哀鸣，“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控诉了统治者对劳苦民众的剥削、压迫，诗有兴托而《尚书·金滕》、《毛诗传疏》却认为此诗是周公平定东方叛乱之后，由于周成王误解他，写给成王向其表白心迹的诗。苏轼显然是赞同后一种观点。《君奭》是《尚书》中的篇名，武王死后，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当时流言说周公有野心篡位，召公也将信将疑。于是周公写了《君奭》、向召公表白，愿与召公互戒互勉，共同辅佐成王。因此苏轼每读至此，“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后来从《史记》中又读到了孔子受厄的事。孔子被陈，蔡的大夫围困于郊外，断粮断炊，却依然安然讲学，“弦歌之声不绝”。孔子问弟子颜渊、子路：“不是犀牛，不是猛虎，却奔波于旷野，是我奉行的道不对吗? 为什么落得这种地步?”颜渊回答道：“您的道是至大无比的，所以天下容纳不下，但是这又有何妨呢?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您的君子本色。”孔子为之释然。虽然孔子师徒当时汲汲传道的行为，为天下所不容，但他的弟子们却安然处之，知足自乐。苏轼对此感触颇深： 象召公这样的贤者，象管叔、蔡叔这样的同胞手足、骨肉至亲，却不能够理解周公的用心，反而怀疑他企图篡位。周公徒有富贵，但是却没有知已，这种富贵有什么用呢?孔夫子当时虽然困顿贫贱，然而却有众多弟子的理解，“天下之贤才”都与之共享其乐。苏轼认为“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这一段作者引经据典，援引两处古例，说明徒有富贵，而无人理解，不如处境贫贱而遇知已，表现了封建文人重名节，轻富贵，通达脱俗的精神境界。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当他闻知欧阳修的大名，听说他品行高尚，学识渊博，有如孟子、韩愈之徒。也听说了梅圣俞的大名，知道他是欧阳文忠公的同道挚友，等到后来长大成人，能够看他们的文章诗词，才从他们的文词中看出他们的为人超脱世俗，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有心前往拜见，但是自忖自己学习诗、词、赋刚刚入门，才疏识浅，没有资格进见他们。因此到京师一年多，未敢前往拜见这些当世大贤。这里苏轼向梅尧臣倾述了自己对欧、梅二人仰慕已久，而又没有前去拜见的原因。尔后，苏轼又讲到最近的这次考举，“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入试，时逢欧阳修知贡举，实行科举改革，推行朴实平易古文，打击那种求深务奇的浮艳文风。苏轼兄弟的文章以两汉文辞为宗师，文章质朴无华，语言平易自然，因此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好评。梅尧臣将之推荐给欧阳修，欧阳公阅毕大喜，连声称道：“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头地也!可喜!可喜。”并断言苏轼最终会超过他：“更之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与梅圣俞书》)唐宋举士，时兴温卷之风。唐朝举子入京，“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到宋代沿袭唐风，则苏轼却“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同嘱)”，一举成名，除了自己的才学之外，与欧阳公，梅公这样的“伯乐”的提携发现是分不开的。自己仰慕已久的前辈贤者，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恩师，苏轼此时的感激与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他进而说道：“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苟且求得富贵，白白沉沦于贫贱，这些都不足取，只有成为欧阳公、梅公这样两位大贤的学生弟子，才是值得庆幸的。与这样的幸运相比，即使侥幸做了一个小官，“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不如做大贤人的弟子乐。知足者常乐的道理，是古代的贤人、名士追求的思想境界。文章收束归源，又收回到梅尧臣身上：“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梅尧臣公为北宋著名诗人，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然而他虽“名满天下”，在仕途上却一直不顺，不过做了国子直讲这个五品小官，但是梅尧臣却毫不介意，“容色温然而不怒”，泰然处之，他的文章也写得“宽厚敦朴”，没有流露出丝毫怨言，苏轼认为这表明梅公真正领悟了人生的哲理，因此愿意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苏轼与梅尧臣相差35岁，梅是其父苏洵的朋友，两个人常有书信交往。苏洵于嘉祐元年率二子赴京师进谒欧阳修等，后返回四川，欧阳修将其文章推荐给朝廷。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苏洵写信给梅圣俞，表示自己不能赴京。苏洵曾作有《老翁井铭》和《老翁井》诗，盛赞家乡有老人泉、老翁井。诗中说到：“井中老翁误年华，白翠石沙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圆水生花，翁今与世两何与? 无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无使世人知有翁。”梅圣俞接到苏洵拒绝赴京应试的书信后，作《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劝苏洵进京，诗曰：“泉上有老人，隐见不可常; 苏子居其涧，饮水乐未央。渊中必有鱼，与子同徜徉;渊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 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旁。”苏轼在其《书梅圣俞》诗中亦说：“先君与圣俞游时，予与子由年甚少，圣俞极称之家有‘老人泉’。”苏洵听从了梅圣俞的劝告，准备人京赴试，因病未果，可见梅公对苏洵的影响之大。作为后生晚辈，在对恩师表达自己的推崇和感激之时，“初遇知已”时的欢欣喜悦之情也难以抑制，这些都在文章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文章第一段引经据典，论述古人，看似与主题无关，实则是为后文作铺垫，周公胸怀治邦济世之才，诚心辅佐成王，都不为世人理解，与其共事的召公对他存有戒心，连亲兄弟都怀疑他。而孔夫子师徒虽厄于陈、蔡，却知足自乐。在这一贫一富，一不遇之悲，一知己之乐的强烈对比之中，作者“周公之富贵”，“不如夫子之贫贱”的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文章用典贴切，对比鲜明，文理明快畅达，议论雄辩有力。作为一封道谢信，本文感情充沛，态度诚恳，文章饱含对前辈恩师的感激之情，又充满后生学子渴望追随前辈，学习圣人之道的精神，行文挥洒自如，毫不雕饰。语言平易自然、明白晓畅，颇能显现出苏轼坦诚、开朗的个性，以及苏文如行云流水的风格，是书信体散文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