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
[原文] (节选)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间。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别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诉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 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邱、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 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暂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鸟足与言地利哉! 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 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 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 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 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 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 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 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司,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曾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昨于平日,岂通论哉! 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 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 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 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找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 则疆域之盘错、 山泽之巧匿, 与夫耕桑水泉之利、 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 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 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异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鉴赏]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爱国学者和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辑著的一部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全书130卷,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万字。现有嘉庆十七年龙氏刻本、中华书局重印商务《万有文库》本等版本行世。清人许鸿磐作《方舆考证》100卷,对顾书有所补订。
顾祖禹 (公元1631年—公元1692年,一说公元1624年-公元1680年)。字瑞五,号景范,自署为常熟人(因从母氏),实则世居无锡宛溪,故自号宛溪,人亦称宛溪先生。明亡后,随父移家常熟,隐居不仕。他愤恨明末官吏腐败无能,有“关河天险”而不能守,于是在十分贫因的生活条件下,用21年时间(29～50岁),博览群书,考证史事,参考“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方志,并实地考察许多地区,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写成了《读史方舆纪要》。
这部巨著以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为纵线,以明代国土疆域和行政区划为轮廓,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周边地域、各要塞城堡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历代郡县的变迁和各地的山川险要、战守形势,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和古代军事史的重要文献。该书问世后一直为兵家所重,被誉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近代有名的改革者梁启超称赞该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史方舆纪要》的主旨是在于使时人与后世看清地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所谓方舆,就是指地理形势。该书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其核心就是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它指出,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无论“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须“审天下之大势”而后定,否则,不免于败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择都,拱卫首都乃是军事建设的重心。以明代北京为例,主张多层设防:近畿三辅;内三关;蓟州(今天津蓟县)、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点相互为援;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与三卫(今河北东北部、长城外及辽宁西部一带),以及三齐(今山东淄博、平度、泰安一带)、秦晋之地,皆需驻兵,构成多层藩篱。该书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了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与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这两部分形成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与战史浑然一体的独特风格,构成全书的主体。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概况说明,总论天下大势、分论各省形势、山川险易、物产户口、边腹要地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地图、除一省一图外,另有总图、京师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等;表、列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作者之所以要综述如此浩繁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些内容“皆不可以不知也”。认识地理形势的重要性,“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即制敌取胜),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可以说是顾祖禹成书的根本目的。《读史方舆纪要》论述人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强调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指出,尽管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但它的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同一地形在不同情况下会起不同的作用,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作者以函关、剑阁这两处“天下之险”为例,在分析战国、秦末和三国蜀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了“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增楼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水朽株,皆可以为敌难”的结论。这就是说,如得其人,到处有可以利用的地形; 如不得其人,哪怕有高山大泽和固若金场的城池作依靠,也是注定要败亡的。因此,作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不能只凭地利决定胜败;要求明白“险易无常处”之理,灵活运用地形。
《读史方舆纪要》还对如何了解和运用地理形势提出了可取的见解。作者认为,了解地形贵在“先知”,即预先对地理情况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善用兵者的前提。他说:“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只有平日掌握了“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的基本情况,理顺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临时再借助乡导,这样才不会上敌人的当。“先知”的具体办法是书本与乡导相结合,先从书本上把所有形胜、险易情况基本摸清,对“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灼然知之,而后广泛借助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这里作者在肯定孙子“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同时,也肯定了地理书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在对地理形势的运用问题上,作者指出用兵贵在随机应变,而不能受地理的束缚。他说:“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他对蒙古人灵活运用地形、不可捉摸的用兵方法极为赞赏,认为“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主张对千秋不易的城廓山川,要做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
《读史方舆纪要》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它对于旧籍中的错误记载,没有能够都给予纠正,亦不免间有失裁之处;二是作者生逢明亡不久,深怀故国之思,因此过于强调地理因素对于朝代兴衰存亡的意义和作用,进而深诋“《明一统志》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袭失伦,源流不备”,也未免过当;三是书中错误的地方亦自不少。诚然,作为一部规模浩繁的地理巨著,也在所难免。
总 叙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间。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辩别攻守,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诉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 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邱、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 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暂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鸟足与言地利哉! 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敌不能与我战。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 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 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 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 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或曰:“审如子言,则乡导之于地利重矣。然则子之书其可废乎?”
曰:“何可废也! 孙子言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辕也,东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尝无沮洳之地; 东南多水,而未尝无险仄之乡。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 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司,乃欲执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何也?乡导用之于临时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是故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不然,曾瞒之智,犹惕息于阳平;武侯之明,尚迟回于子午。乃谓求地利于临时,而不求地昨于平日,岂通论哉! 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径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资于临时者也。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 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 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任,而非可问之于乡导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既已灼然知之,而后博求之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岂徒寄耳目于仆夫云尔哉! 此吾书所以必不可废也。
“且不独行军之一端也。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找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 则疆域之盘错、 山泽之巧匿, 与夫耕桑水泉之利、 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 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 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然则孙子之说固未当乎?”
曰:“非也。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异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鉴赏]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爱国学者和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辑著的一部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全书130卷,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万字。现有嘉庆十七年龙氏刻本、中华书局重印商务《万有文库》本等版本行世。清人许鸿磐作《方舆考证》100卷,对顾书有所补订。
顾祖禹 (公元1631年—公元1692年,一说公元1624年-公元1680年)。字瑞五,号景范,自署为常熟人(因从母氏),实则世居无锡宛溪,故自号宛溪,人亦称宛溪先生。明亡后,随父移家常熟,隐居不仕。他愤恨明末官吏腐败无能,有“关河天险”而不能守,于是在十分贫因的生活条件下,用21年时间(29～50岁),博览群书,考证史事,参考“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方志,并实地考察许多地区,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写成了《读史方舆纪要》。
这部巨著以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为纵线,以明代国土疆域和行政区划为轮廓,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周边地域、各要塞城堡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历代郡县的变迁和各地的山川险要、战守形势,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和古代军事史的重要文献。该书问世后一直为兵家所重,被誉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近代有名的改革者梁启超称赞该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史方舆纪要》的主旨是在于使时人与后世看清地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所谓方舆,就是指地理形势。该书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其核心就是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它指出,战守攻取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无论“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须“审天下之大势”而后定,否则,不免于败亡。如“立本”之要在于择都,拱卫首都乃是军事建设的重心。以明代北京为例,主张多层设防:近畿三辅;内三关;蓟州(今天津蓟县)、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点相互为援;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与三卫(今河北东北部、长城外及辽宁西部一带),以及三齐(今山东淄博、平度、泰安一带)、秦晋之地,皆需驻兵,构成多层藩篱。该书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了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十五省的府、州、县形势与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这两部分形成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与战史浑然一体的独特风格,构成全书的主体。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概况说明,总论天下大势、分论各省形势、山川险易、物产户口、边腹要地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地图、除一省一图外,另有总图、京师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等;表、列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作者之所以要综述如此浩繁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些内容“皆不可以不知也”。认识地理形势的重要性,“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即制敌取胜),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可以说是顾祖禹成书的根本目的。《读史方舆纪要》论述人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强调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指出,尽管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但它的本身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同一地形在不同情况下会起不同的作用,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作者以函关、剑阁这两处“天下之险”为例,在分析战国、秦末和三国蜀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了“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增楼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水朽株,皆可以为敌难”的结论。这就是说,如得其人,到处有可以利用的地形; 如不得其人,哪怕有高山大泽和固若金场的城池作依靠,也是注定要败亡的。因此,作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不能只凭地利决定胜败;要求明白“险易无常处”之理,灵活运用地形。
《读史方舆纪要》还对如何了解和运用地理形势提出了可取的见解。作者认为,了解地形贵在“先知”,即预先对地理情况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是善用兵者的前提。他说:“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以定入魏之谋;先知井陉之狭,而后可以决胜赵之计。”“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只有平日掌握了“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的基本情况,理顺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临时再借助乡导,这样才不会上敌人的当。“先知”的具体办法是书本与乡导相结合,先从书本上把所有形胜、险易情况基本摸清,对“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之处”灼然知之,而后广泛借助于乡导,“从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这里作者在肯定孙子“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的同时,也肯定了地理书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得吾书,亦不可以用乡导”,“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在对地理形势的运用问题上,作者指出用兵贵在随机应变,而不能受地理的束缚。他说:“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他对蒙古人灵活运用地形、不可捉摸的用兵方法极为赞赏,认为“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主张对千秋不易的城廓山川,要做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
《读史方舆纪要》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它对于旧籍中的错误记载,没有能够都给予纠正,亦不免间有失裁之处;二是作者生逢明亡不久,深怀故国之思,因此过于强调地理因素对于朝代兴衰存亡的意义和作用,进而深诋“《明一统志》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袭失伦,源流不备”,也未免过当;三是书中错误的地方亦自不少。诚然,作为一部规模浩繁的地理巨著,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