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节选)

非 攻 上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 为上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把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 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非 攻 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施、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 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子墨子言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 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虚数于千,不胜而入; 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 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何以知其然也?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 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
        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土地之博,人徙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则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 攻 下

        子墨子言曰: 今天下之所誉善者,其说将何哉?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必曰: 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 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参乎天地,至今不废。此则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其众。 夫无兼国覆军, 贼虐万民, 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曰:“将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习,师不众,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争之不疾,孙之不强,植心不坚,与国诸侯疑。与国诸侯疑,则敌生虑而意赢矣。“偏具此物,而致从事焉,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弊也;幔幕帷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矣。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道路辽远,粮食不继傺,食饮之时,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 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战! 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
        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诰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 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 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 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悦。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
        

公 输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齐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见公输般。
        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闻大王将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 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哉! 虽然,公输般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般。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拙,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 吾请无攻宋矣。”
        ……
        

备城门

        禽滑厘问于子墨子曰:“由圣人之言,凤鸟之不出,诸侯畔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厘对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 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敢问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
        ……
        

号 令

        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王公。
        ……
        

杂 守

        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 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
        [鉴赏]
        《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71篇。到了宋代,《墨子》就只有61篇了。现仅存53篇。
        墨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儒术,因不满于儒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众讲学。《淮南子·要略训》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诸子之一墨家学说的创始人。
        《墨子》问世后,由于它与儒家是尖锐对立的二大学派,因此遭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遗弃,二千多年来,几乎没人传述,直到清代始有人校释疏理。现存的《墨子》,总的说来,是一部墨学丛书,它是墨子及其弟子论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的言论。
        在政治方面,墨子主张尚贤,他认为: 尚贤是政治的根本。他反复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旧制度,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的新原则。墨子认为,只要有贤能,不管亲疏远近、贫富贵贱,都要任用他。即使是务家做工的人,有贤能就要提拔他。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即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也要把他撤下去,使他贫贱。墨子的这种主张反映了自由平民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对立,是有进步意义的。
        墨子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相爱,才能安定,如果交相恨就会混乱,他把能不能兼相爱看成决定社会安定不安定的唯一条件。墨子从兼爱观点出发,主张“兼”,反对“别”。他说的“兼”,就是爱别人象爱自己一样。他把合乎这个原则的君叫做“兼君”,合乎这个原则的士叫“兼士”。他说的“别”,就是把自己与别人区别看待,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墨子把这样的君叫做“别君”,把这样的士叫做“别士”。“别君”、“别士”是墨子所反对的。由于墨子不了解社会治乱的根源,他要大家都来“兼相爱、交相利”,在当时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只是一种善良的幻想。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在《非命》中明确提出:“言必有三表(即三法)”。他说的“三表”就是:一要考察古代圣王的经验,二要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三要从政治实施中考察它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用这三表作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这可见墨子是根据经验和客观效果来判断事物的真假是非。他反对主观,相信客观。他的认识论是唯物的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在《天志》、《明鬼》、《尚同》等篇中又主张尊天事鬼、上同于天等等,则是他唯心主义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反映。
        在经济方面,墨子主张:“强本节用”。所谓“强本”,就是增加农业生产;所谓“节用”,就是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在《节用》、《节葬》等篇中,墨子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在军事方面,墨家力主“非攻”,反对战争。今存《墨子》53篇中有13篇是军事学的专著。这13篇是《非攻》、《公输》、《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前2篇是阐述非攻的思想,后11篇是讲战争中攻守城池的方法。这后11篇,在汉代,可以分出来单独成书,也叫《墨子》,刘歆的《七略》把它归入“兵技巧家”。从《墨子》的军事篇中可以看出,在军事方面墨子善守御,他的战略思想,他的守城之法,很值得研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精华。
        一、提倡“非攻”的战争观
        墨子主张“非攻”。“非攻”,就是遣责侵略战争,这是墨子学说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认为:攻是劫夺,杀人不义。进攻者对自己也是“夺民之财,废民之利”,“计其所得不为所失之多。这是它“兼爱”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实质是体现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
        墨子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对于发动攻伐的国家来说,要造成生产的荒废,人民的大量死亡,财物的大量耗费;而对于遭受侵略的国家来说,人民被杀戮,国家被灭亡,其结果是天下危乱,民生不能安定。所以,既不合于“圣王之道”,又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
        墨子在《非攻》篇中还列举和批驳了好战者的种种谬论,如扩张可以强国成霸业,是以“义”统一天下等等,指出危害别国而得利,决非可行之道;以“义”统一天下,更是虚假的。墨子对好战的诸侯提出了警告,要他们“鉴之于夫差、智伯之事”,记取杀身亡国的下场。
        墨子的“非攻”,是指责侵略无罪之国,至于计灭暴虐害民的君主,使社会得以安定,他叫作“诛”,是赞同的。
        当然,墨翟想用“非攻”说服当时诸侯放弃兼并掠夺,从而制止战争,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但墨家为了反对进攻而总结创造的各种守御器材和方法,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则是很有价值的。
        二、有备无患的防御思想
        墨子从“非攻”战争观出发,战略上主张有备无患,积极防御。
        墨子认为:“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因此结论是:“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贝也”。在这里,墨子首先指出了居安思危,保持戒备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墨子根据许多诸侯国遭到灭亡的惨痛教训而得出的一条经验,如“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其次,指出了战争准备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而任何战争的胜负都有赖于物质条件。再次,指出了各项物资准备的内容:城防、兵器、粮草。其中粮食是占第一位的,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周期长,积蓄也更为困难。此外,还提出了不仅在物质上要作好准备,思想上也要做好准备,要上下一心;外交上要“遍礼四邻诸侯”,政治上要“悦忠行义”,都要为防御作准备。可见墨子的防御,不是单纯的军事守御,而是把军事跟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备思想体系。
        三、颇具特色的守城之法
        墨子的积极防御思想,促使其对城防研究极为重视。在《墨子》53篇中纯军事著作有13篇,而《备城门》以下11篇,全是论述城防的。其中既包括守城的思想和原则,又包括城郭沟池的修筑方法,守城杀敌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守城兵力的部署和指挥等,形成了十分完整的城防体系。
        那么,墨子关于城防研究有何特色呢?
        一是“驱全国之为以敌之”,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他提出:“千丈之城,必郭迎之”,就是防守大城,必须出兵拒敌于城外,在得到敌人进攻的警报后,应立即“去郭百步,城垣,树木大小尽伐除之”,把城外的空井全部填死,不使敌人用来汲水;或投毒,使敌人不能饮用。凡是能用来攻城之物,如粮食、布帛、金钱、牧畜、铜铁等都应收入城内。在紧急情况下,运不到城里的木材,就烧掉它,不让敌人得到。在对付敌人进攻之时,要“守城者以致伤敌为上”,并根据当时流行的十二种攻城手段和方法,采取不同的守御器械,其核心在于歼敌有生力量,如对付敌人用云梯攀城墙,除砍断敌人云梯外,要“里而射之,技机籍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利用各种手段不断地大量地杀伤敌人。其它的如制作连弩车以备高临;制悬牌以抗击敌密集冲锋,目的都在于有效地杀伤敌人。
        二是重视城郭沟池的整体性和各种战斗、生活设施的配套。墨子不光强调城郭要高而厚,而且更注重根据敌人攻城的不同手段,修建不同式样,不同规格的城楼,并十分重视障碍物的构筑。如在城外壕内设置竹签防敌偷渡,在城外一定距离内堆积柴木阻敌行动等。为能长期坚守,墨子还特别强调各种战车、生活设施的配套。不仅明确各种战斗器械的数量、位置,而且对城上相隔一定距离开挖暗沟(排水沟)若干,修建厕所,备粮食薪樵,置备汲水饮水器,置灶凿井,无不一一明文规定,对城内道路的修建管理,也都有具体要求。
        三是注意把当时最新科技成果用于防御器材制作和防御方法的改进。在《备城门》以下诸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力学、机械学、声学、数学、化学等原理的应用,鼓架的三足,是最浅显的重心知识的运用;桔皋就是杠杆;鹿就是滑车;屈胜可上可下,发梁可以擒敌,连弩车每次能射出矢箭数十,都是根据机械原理制作的。辒车、烟矢等,类是今日的防弹衣、钢盔、探照灯、手榴弹、坦克和火箭的雏形。特别是《备穴》中以穴对穴,即挖地道以对付敌人隧攻的方法,如用缶听来探测敌人的隧攻,凿穴每步6尺以下3尺以上保持30度的斜坡,用瓦窥(瓦管)边挖边向前铺设,里面放置炭和糠,并有牛皮做的风箱,与敌之隧道相遇时,点火以烟薰之,还有用铁锁悬辒以压伤隧攻之敌的方法,都十分巧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墨子特别强调“守备缮利”,就是针对敌人攻城的手段和方法,制作各种新式的守城器械。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研究制造并运用最先进的武器。无怪乎《汉书·艺文志》载:“兵技巧十三家”下注“省,墨子重”。墨子作为古代的兵技巧家,是与其本人做过工匠,长于机械制造,本身就是机械专家分不开的。
        此外,墨子在《备城门》以下诸篇里,还有许多精彩的关于守城的指挥、联络、兵力部署等论述,其中不乏创新之举。如墨子九据公输盘,实际上用的就是演变到现在的沙盘兵棋对阵。(在西方国家,普遍把十九世纪普鲁士国王皇宫的战棋游戏看作兵棋沙盘对阵的发源地。其实,墨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用之子模拟战争)。这些论述,既总结了以前诸侯国守城御敌的经验,又大大发展创新,使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刘向在《新序》里叙述汉以前用兵情况时说:“战则称孙、吴,守则称墨翟”可见,墨子当时的善守,与孙、吴齐名,墨子在守城御敌的研究上,不愧为一代集大成者。
        四、“尚贤使能”的治军之道
        墨子对于军队建设,虽没有专门论述,但从分散于其它各方面论述之中来看是很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统一指挥,治理混乱
        墨子认为,要避免纠纷混乱,使社会安定,军队稳定,必须统一指挥,即“尚同”。所谓“尚同”,就是将人们的意见,一级一级地统一于最高层,最高统帅统一指挥:步调一致,整齐化一。他认为,国家和军队发生混乱,其原因在于不“尚同”。指出“然计百姓国家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与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圣主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并说“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世成功,重名于后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尚同为尚政也!”(《尚同》)。为实现尚同,他采取的措施是,赏贤罚暴,赏罚分明。在《尚同》中指出:“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诸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2.尚贤使能,选拔将领
        尚贤使能,为墨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诸子百家中,远为其它诸子所不及。
        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治理军队乃至国家的一条根本措施。他说:“尚贤者,治之本!”他在反复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任人唯亲的旧制度上,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而下之”的任人唯贤观念。并指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中)。尚贤使能,既反映了当时人民参政议政的要求,又反映了墨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3.配备有力助手
        墨子认为,国君诸侯必须选择自己的近臣,将领必须配备有力助手。不断地受到良好的熏染影响,形成良好的小气候和内部环境,这就是“所染”,并指出:“听染当”可以“王天下”“功名蔽天地”“故古圣王治天下者也,其所论差以左右翼者皆良”。配备有力助手与尚贤使能、选拔将领是完全一致,相互补充,一个是选择上级,一个是上级选择下级,二者共同形成墨子选人用人的任人唯贤的思想特色。
        墨子议及军事的论述还很多,此处就不一一评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