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作。卷数因版本差异而不同,有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三种。清末郑观应撰。成书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生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卒于一九二一年。广东香山人。曾在英国太古洋行中担任过高级买办,以商股代表参加洋务派控制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并出任过总办等要职。其著作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
        《盛世危言》的书名及内容编排曾屡经改动。最初原名《救时揭要》,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版;后来增订成上下本三十六篇,改名《易言》,于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年)复经增补修改,始定名《盛世危言》出版,后又一再增订印行,出版过《盛世危言》二、三编,一九二一年还出版了《盛世危言后编》。《盛世危言》及其续集除了阐述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外,还辑录了许多其他人物的著作,实际上也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文章汇编的性质。
        《盛世危言》全书包括《自序》、《通证》、《礼政》、《吏政》、《刑政》、《户政》、《兵政》和《工政》八个部分,下又分八十篇,论述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见解。
        在《自序》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
        在《通论》里,作者认为“器由道出”,而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这个道只被中国人懂得,是“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由“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又认为,“天道是会变的,提出了“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的观点,指出当时是由“郡县之天下”,“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并主张设议院,认为议院“用人行政,一秉至出”,“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中国要“富国强兵”,必自设立议院始。在《教养》篇中,作者还充分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国家兴亡的原因。他说“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替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并用这一理论来说明“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的必要。
        在《户政》部分中,作者还主张仿西方设立官、商银行,发行银行券,用机器铸造金币、银币,禁止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他指出:“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充分肯定了银行对促进商务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商为纲,也是“以商立国”的,我们如果要“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提出了“兵战”和“商战”两个概念,把兵战称为“有形之战”,又叫“形战”,把商战称为“无形之战”,又称“心战”。认为“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并因此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决胜于商战”的口号。为了生产与洋货竞争的精美商品,作者还论述了发展机器工业的必要。指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因为工业落后,所以在商战中总是失败,强调“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为了有效地进行商战,作者还提出了许多护商主张,如保护关税、设立商部、商人有权自由投资,提高商人地位等等。
        在《兵政》部分,作者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强调“当今之世,……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并特别警惕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指出“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修西伯利亚铁路的目的是为了“便用兵”,“兴商务”,提出“防俄宜先”。
        《盛世危言》在当时曾广泛地流行于国内、一部分还流传到日本、南朝鲜等国。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这本书,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盛世危言》版本很多。能够反映写作时间先后的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图书集成局印行的《盛世危言》及二、三编。《盛世危言后编》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八)。早期版本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书业德纪刻本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偫鹤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