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 中央苏区开始等五次反“围剿” :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又从1933年5月开始,陆续调集50兵力,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直接指挥这次“围剿”,并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碉堡政策,逐步推进,企图歼灭红1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其主要部署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3个师又3个旅,分第1、2、3路军,由北向南实施主攻。其中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旅,担任“围剿”的主力军,在第1、2路策应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州、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配合北路军作战。空军5个轰炸机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部队。此外,第19路军等部7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区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和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在“围剿”闽浙赣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同时,负有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和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博古等领导人排挤了毛泽东对红1方面军的领导,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国民党军加紧准备第五次“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不组织中央苏区人民和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却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组成的东方军和红1军团、红14师等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实行不停顿的进攻。
9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8日,北路军占领黎川。临时中央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国民党军,并命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地区北上,进攻国民党驻守之硝石,恢复黎川;命令红军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东移,攻击和钳制南城、南丰之间的国民党军主力,保障东方军对黎川地区国民党军的进攻。10月6～7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遭遇战中歼灭了国民党军3个团。接着进攻硝石,数日不克。13日,国民党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这时,国民党军已在硝石至资溪桥之间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企图首先完成黎川、硝石间的堡垒封锁线,吸引红军攻击而消灭之。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继续命令红军插到国民党堡垒地区的间隙中歼灭敌人。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军东方军等部在进攻国民党军重点扼守的资溪桥、潭头市、浒湾等据点的战斗中,以及红军中央军主力在由见贤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中,均受重大伤亡,被迫后撤。至此,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企图以阵地防御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正当红军部署防御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由江西向19路军进攻。在这个情况下,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威助国民党之根本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以便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并援助19路军。但是、临时中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保垒阵地,使红军丢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19路军以后,将其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继续对苏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临时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战法御敌。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在阵地防御和反击战中连连失利。4月上旬,国民党东路军和北路军集中力量进攻广昌。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急忙集中9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在18天的战斗中红军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千5百余人,广昌失守。7月上旬,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开始全面进攻。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以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8月,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高虎垴、半桥、万年亭等地防御战中,不得不放弃阵地。同时,红1、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地区以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但已改变不了红军的被动局面。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成、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速占上述地区,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这时,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的可能完全丧失。7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红军在苏区人民竭力支援下,英勇奋战,给了国民党军以有力打击。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指导,致使这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