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九一八”后,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反苏行径,认为日本入侵是中苏绝交招来的恶果,要求中苏复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主张恢复中苏邦交的,不仅有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舆论界,还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上层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吁下,从1932年4月起,国民政府派代表与苏联政府代表开始商议复交问题。为避免日本从中破坏,谈判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由双方出席国际缩军会议的代表(中方是颜惠庆,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举行。到12月12日,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宣布正式恢复邦交。
“九一八”后,中苏两国面对着共同敌人的侵略与威胁。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集重兵,滋事寻衅,日本军部扬言要实行“北上”方针。这样,苏联远东地区就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共同的利害和命运,是中苏两国捐弃前嫌,迅速恢复邦交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复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国关系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他不急于联苏,怕联苏不利其“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推行。同时,蒋介石也不了解苏联对他当年反苏持何态度,担心“四一二”后这段历史是他改善对苏关系的障碍。
1935年后,蒋介石加快了联苏步伐,这与下述情况有关。首先,由于华北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急需寻找外援。鉴于“九一八”后美英对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又考虑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中国难以从海路获得外援;而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其次,蒋通过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闽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实力减弱。在蒋介石看来,到达陕甘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蒋便放心地改善对苏关系,加快联苏步伐。再次,了解到苏联的友好态度和联华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蒋介石器重并亲自接见的自由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计划访欧,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再次召见他,嘱其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苏联政府,蒋廷黻是作为他的代表访苏,请苏联通力协助。蒋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接见他,向他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友好情意。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廷黻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苏联还因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蒋廷黻问: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知“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蒋廷黻接着说,中苏两国在1924年—1927年紧密合作后,关系破裂了,“在关系破裂期间,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他问“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斯托莫尼亚科夫在回答这个敏感问题时说:1927年后中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在中国执政当局,但是我们“不要追究往事”,“也不要感情用事”。他强调:“在确定我们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斯托莫尼亚科夫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后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的观点,我将马上将我们的谈话报告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影响。”蒋廷黻向苏方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蒋介石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情况,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1]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见后,立刻致电蒋介石报告访苏情况,建议蒋实行联苏方针,电文中说:中苏“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2]。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3]。
为加快联苏,蒋介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5年4月,蒋派其亲信邓文仪以陆军上校军衔去莫斯科,任驻苏使馆首席武官。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职责外,还奉蒋命秘密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秘密谈判的序幕。邓还两次会晤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布留赫尔(即1927年前在广州的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将布留赫尔提出的中国应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建议派人直接呈报蒋介石。年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陈立夫去苏联,希望与苏缔结反日军事同盟。陈立夫由张冲陪同前往。为躲避日本特务耳目,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陈立夫化名李辅臣,张冲化名江融清。圣诞节前,他们乘船先到法国,后转至德国柏林,待命去莫斯科。后来,蒋认为时机不到,命陈等“返国与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4]。
随着中苏邦交的恢复和关系的改善,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1934年,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2月,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应邀访苏,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评论说:“在近来游俄的各国戏剧家中,没有人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的成功,这非是夸大的话。”这位大使认为,梅兰芳在苏演出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他的戏剧天才”外,还“因为他是中国的戏剧家,是我们人民一向有最大的同情之大国的戏剧家”[5]。1935年10月26日,“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约三百人出席成立大会,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担任协会会长,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以及颜惠庆、鲍格莫洛夫担任名誉会长,十五名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任协会理事,著名教授张西曼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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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中苏两国面对着共同敌人的侵略与威胁。日本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集重兵,滋事寻衅,日本军部扬言要实行“北上”方针。这样,苏联远东地区就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共同的利害和命运,是中苏两国捐弃前嫌,迅速恢复邦交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复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国关系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在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他不急于联苏,怕联苏不利其“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推行。同时,蒋介石也不了解苏联对他当年反苏持何态度,担心“四一二”后这段历史是他改善对苏关系的障碍。
1935年后,蒋介石加快了联苏步伐,这与下述情况有关。首先,由于华北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急需寻找外援。鉴于“九一八”后美英对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实不至,又考虑到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中国难以从海路获得外援;而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其次,蒋通过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退出闽赣和鄂豫皖等苏区,在长征过程中实力减弱。在蒋介石看来,到达陕甘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蒋便放心地改善对苏关系,加快联苏步伐。再次,了解到苏联的友好态度和联华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蒋介石器重并亲自接见的自由主义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计划访欧,搜集有关历史资料。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再次召见他,嘱其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告知苏联政府,蒋廷黻是作为他的代表访苏,请苏联通力协助。蒋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接见他,向他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友好情意。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廷黻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苏联还因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蒋廷黻问: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知“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斯托莫尼亚科夫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和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争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蒋廷黻接着说,中苏两国在1924年—1927年紧密合作后,关系破裂了,“在关系破裂期间,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他问“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斯托莫尼亚科夫在回答这个敏感问题时说:1927年后中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在中国执政当局,但是我们“不要追究往事”,“也不要感情用事”。他强调:“在确定我们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斯托莫尼亚科夫郑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影响。”蒋廷黻听后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谢意后说:“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的观点,我将马上将我们的谈话报告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影响。”蒋廷黻向苏方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蒋介石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情况,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1]
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见后,立刻致电蒋介石报告访苏情况,建议蒋实行联苏方针,电文中说:中苏“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2]。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3]。
为加快联苏,蒋介石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35年4月,蒋派其亲信邓文仪以陆军上校军衔去莫斯科,任驻苏使馆首席武官。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职责外,还奉蒋命秘密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秘密谈判的序幕。邓还两次会晤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布留赫尔(即1927年前在广州的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将布留赫尔提出的中国应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建议派人直接呈报蒋介石。年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陈立夫去苏联,希望与苏缔结反日军事同盟。陈立夫由张冲陪同前往。为躲避日本特务耳目,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陈立夫化名李辅臣,张冲化名江融清。圣诞节前,他们乘船先到法国,后转至德国柏林,待命去莫斯科。后来,蒋认为时机不到,命陈等“返国与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4]。
随着中苏邦交的恢复和关系的改善,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1934年,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2月,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应邀访苏,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评论说:“在近来游俄的各国戏剧家中,没有人能像梅兰芳博士那样的成功,这非是夸大的话。”这位大使认为,梅兰芳在苏演出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他的戏剧天才”外,还“因为他是中国的戏剧家,是我们人民一向有最大的同情之大国的戏剧家”[5]。1935年10月26日,“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约三百人出席成立大会,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担任协会会长,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以及颜惠庆、鲍格莫洛夫担任名誉会长,十五名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任协会理事,著名教授张西曼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发布时间：2023-02-19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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