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夜,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人声鼎沸,炮竹四起,一片欢腾。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请求转达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1],饱受战争的苦难和折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的亿万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这是八年来,重庆市民第一次可以不必担心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自由地聚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的人流中,人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在奔走相告,传递着日本投降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街头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人的潮水几乎吞没了全部的马路。”[2]他们尽情地欢笑,他们有理由高兴,因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无数艰辛,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衷心庆贺的一天,是永载史册的一天。当晚,重庆各报的号外均书醒目大字: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的《大公报》在社评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同胞们!战争是要结束的了,整整八年的大战要过去了。强大的敌人,要屈服了。我们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欢呼!昨夜,山城已为欢呼的声浪久久淹没。我们受了八年苦难的压缩的心,好像原子弹一样,已经爆炸了,爆炸了!”[3]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从后方到前线,从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所到之处,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在沦陷区,受尽了日伪统治带来的屈辱与压抑的民众,也在衷心欢呼抗战的胜利[4]。唯有日本豢养下的南京、华北和东北伪政权的大小官僚处于一片混乱慌张之中,在他们的主子投降之际,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便纷纷作鸟兽散。8月16日,南京伪政权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声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虽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诸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国民政府应予取消,并为处理善后计,设置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待将来中央政府之接收。至地方行政机关,则依然继续存在,担当局面之维持,军事委员会则改为治安委员会,其所属军队,将以全力维持治安以待将来之收编”[5]。陈公博和周佛海分任该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6]。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亦电告重庆称,将“尽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统候中央明令派员接收”[7]。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族偕伪满众臣,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逃离长春,13日到达中朝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17日夜,在这个偏僻小镇一座灯光昏暗的简陋小屋内,上演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最后一幕。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8]。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的伪满政权终告灭亡。19日,溥仪飞回沈阳,准备逃往日本,但被苏军扣留,解往苏联。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诏书矢口不提“投降”两字,对于日本挑起侵略战争,造成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诏书中毫无反悔认罪之意,仍声称“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除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并“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诏书解释为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9]。如此一来,侵略者倒成了悲天悯人、仁义道德之辈,颠倒黑白莫过于此。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的心态,不服输不认输,期待来日。然而,无论日本的心态如何,日本投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做出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文称:“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0]。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称:“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11]蒋介石的演讲,标志着中国官方对抗战结束的正式表示,也拉开了驻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序幕。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根据中方指令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指示其有关投降程序及区域划分的规定。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指示日军投降的备忘录交今井带回南京,命令日军:自即日起立即接受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12]。
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1.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由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疾官兵,并各依例优待,供以年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2.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勋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3.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官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模者,得先申请废止,以相符合约法的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4.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民食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次年7月又改为分两年平均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其余减租轻息,以及一切安缉事宜,并责成各级政府暨各主管机关照二五减租决议及其他政纲政策中有关民生之各项规定,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别条议办法,次第实施[14]。当天,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及有六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纪念游行。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在抗战中蒙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数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一页,也使所有中国人永志难忘。然而,雄伟的紫金山和中山陵终于洗刷了侵略者强加的耻辱,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全中国人民俯首认降。当天上午,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院内,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得庄严得体。会场门前牌坊上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字样,进门后的大牌坊上书“和平永奠”大字。“会场前面一片草园,绿草如毯,当中康庄大道,两边每隔十公尺,彩扎竹杆,悬五十同盟国国旗,犹如联合国家,聚首一堂,洋洋喜气,弥漫全场”;“葱翠雄壮之紫金山第二峰,屏峙与侧背。而国父陵寝所在之紫金山第一峰,更以虎踞龙蟠之姿态,映入吾人眼帘,真乃毓秀钟灵,宜吾民族有此光荣际会也”[15]。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投降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出席观礼的有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及会场礼仪警卫人员计一千余人。签字仪式于上午9点整开始,首先由何应钦命冈村宁次交出证明文件,其后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至席前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签字盖章后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日军投降书声明:在联合国规定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历二十分钟结束。据记者现场报道,“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退场时,“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16]。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以自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赢来了这胜利的一天。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都将得到中华民族永远的尊敬与纪念;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党派、团体与个人,都将永载于万千年的中国史册。
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的无畏精神;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所有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光荣。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这又说明,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观察战后中国的现实,抗战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在长期抗战之中,中国饱经了战争的苦难与创伤,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战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在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的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后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 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就战后重建问题,提到“目前急待共同进行的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关于后者,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17]。然而这个文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共对战后中国发展道路意见不一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则只字未提。当天,蒋介石也发表广播演讲,比上述文件更为具体地提到: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18]。这一演讲对国民党战后政治意图的表达更为明确,即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
比较起来,中共的战后声明比国民党坦率得多,也切实得多。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宣言提出六项要求: 1.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 5.承认各党派合法,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 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各项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19]。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面临的急迫问题的不同表态,将两党分歧一下子摆在了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而最先引发两党争执的就是受降问题。
分享到：
这是八年来,重庆市民第一次可以不必担心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自由地聚会,“这是一个兴奋的不眠之夜”。街上的人流中,人们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在奔走相告,传递着日本投降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街头上是一片狂欢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人的潮水几乎吞没了全部的马路。”[2]他们尽情地欢笑,他们有理由高兴,因为他们为这一天付出了无数艰辛,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衷心庆贺的一天,是永载史册的一天。当晚,重庆各报的号外均书醒目大字: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的《大公报》在社评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同胞们!战争是要结束的了,整整八年的大战要过去了。强大的敌人,要屈服了。我们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欢呼!昨夜,山城已为欢呼的声浪久久淹没。我们受了八年苦难的压缩的心,好像原子弹一样,已经爆炸了,爆炸了!”[3]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从后方到前线,从战时首都重庆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延安,所到之处,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欣鼓舞。在沦陷区,受尽了日伪统治带来的屈辱与压抑的民众,也在衷心欢呼抗战的胜利[4]。唯有日本豢养下的南京、华北和东北伪政权的大小官僚处于一片混乱慌张之中,在他们的主子投降之际,他们惶惶然不可终日,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在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便纷纷作鸟兽散。8月16日,南京伪政权举行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声称“国民政府自汪主席领导以来,即努力于中国之独立完整,兹者虽其方法有所不同,然既已见诸和平之实现,故作为完成其使命者国民政府应予取消,并为处理善后计,设置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以待将来中央政府之接收。至地方行政机关,则依然继续存在,担当局面之维持,军事委员会则改为治安委员会,其所属军队,将以全力维持治安以待将来之收编”[5]。陈公博和周佛海分任该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6]。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亦电告重庆称,将“尽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统候中央明令派员接收”[7]。8月11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家族偕伪满众臣,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逃离长春,13日到达中朝边境临江县的大栗子沟。17日夜,在这个偏僻小镇一座灯光昏暗的简陋小屋内,上演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最后一幕。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表示,“事到如今,对满洲国来说,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应由皇上自动退位,来给满洲帝国以最后的终结”[8]。随后,溥仪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的伪满政权终告灭亡。19日,溥仪飞回沈阳,准备逃往日本,但被苏军扣留,解往苏联。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诏书矢口不提“投降”两字,对于日本挑起侵略战争,造成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诏书中毫无反悔认罪之意,仍声称“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除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并“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诏书解释为是因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9]。如此一来,侵略者倒成了悲天悯人、仁义道德之辈,颠倒黑白莫过于此。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的心态,不服输不认输,期待来日。然而,无论日本的心态如何,日本投降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侵略者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人类文明与正义做出的贡献也必将永远为历史铭记。
8月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文称:“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日本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0]。当天,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讲称:“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11]蒋介石的演讲,标志着中国官方对抗战结束的正式表示,也拉开了驻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的序幕。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21日,日本驻华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根据中方指令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由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指示其有关投降程序及区域划分的规定。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指示日军投降的备忘录交今井带回南京,命令日军:自即日起立即接受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听候本总司令派员接收[12]。
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日本投降文书,正式声明:“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方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次日即成为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1.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由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凡阵亡将士家属及残疾官兵,并各依例优待,供以年时之抚慰,予以生活之保障,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2.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勋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3.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官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模者,得先申请废止,以相符合约法的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4.凡我曾经陷敌各省,应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其他后方各省为今年军粮民食所赖,准俟明年亦予豁免(次年7月又改为分两年平均豁免),全国兵役,自本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其余减租轻息,以及一切安缉事宜,并责成各级政府暨各主管机关照二五减租决议及其他政纲政策中有关民生之各项规定,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别条议办法,次第实施[14]。当天,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大会及有六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的纪念游行。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这座中国的历史名城,在抗战中蒙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数十万军民惨遭屠杀,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痛的一页,也使所有中国人永志难忘。然而,雄伟的紫金山和中山陵终于洗刷了侵略者强加的耻辱,高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睹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向全中国人民俯首认降。当天上午,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现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院内,日军投降仪式会场布置得庄严得体。会场门前牌坊上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字样,进门后的大牌坊上书“和平永奠”大字。“会场前面一片草园,绿草如毯,当中康庄大道,两边每隔十公尺,彩扎竹杆,悬五十同盟国国旗,犹如联合国家,聚首一堂,洋洋喜气,弥漫全场”;“葱翠雄壮之紫金山第二峰,屏峙与侧背。而国父陵寝所在之紫金山第一峰,更以虎踞龙蟠之姿态,映入吾人眼帘,真乃毓秀钟灵,宜吾民族有此光荣际会也”[15]。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上校,东南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日本方面投降代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等。出席观礼的有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及会场礼仪警卫人员计一千余人。签字仪式于上午9点整开始,首先由何应钦命冈村宁次交出证明文件,其后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小林浅三郎至席前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签字盖章后再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宁次。日军投降书声明:在联合国规定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中国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历二十分钟结束。据记者现场报道,“冈村宁次进入席前,脸色惨白,眉头高耸”;“签字时,手臂微抖,签字盖章后,低头俯视有五十秒钟之久”;退场时,“冈村翻着脸……形容惨淡,几乎像要哭了”[16]。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也是最精彩、最壮观的一幕。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以自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奋斗,赢来了这胜利的一天。所有为抗战胜利献出自己生命的志士仁人,都将得到中华民族永远的尊敬与纪念;所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的党派、团体与个人,都将永载于万千年的中国史册。
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的无畏精神;这也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所有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光荣。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旗帜,这又说明,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观察战后中国的现实,抗战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在长期抗战之中,中国饱经了战争的苦难与创伤,遭受了空前的破坏,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战后恢复重建工作极其繁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仍然严峻地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在如何对待抗战胜利成果的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在如何进行战后恢复重建、改善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国两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向何处去? 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就战后重建问题,提到“目前急待共同进行的复员,最近必须完全实施的宪政,有许多大事要做。关于前者,要为军人布置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关于后者,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17]。然而这个文件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国共对战后中国发展道路意见不一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加剧,以至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则只字未提。当天,蒋介石也发表广播演讲,比上述文件更为具体地提到: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致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18]。这一演讲对国民党战后政治意图的表达更为明确,即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
比较起来,中共的战后声明比国民党坦率得多,也切实得多。8月25日,中共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宣言提出六项要求: 1.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 5.承认各党派合法,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 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各项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19]。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面临的急迫问题的不同表态,将两党分歧一下子摆在了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前,而最先引发两党争执的就是受降问题。
发布时间：2023-03-21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100603.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