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北问题不仅仅是国共之争,而且是美苏两强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苏两强的角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之间互为联系互相争夺的大舞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雅尔塔会议时期的美苏妥协气氛决定了有关东北的战后安排。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两大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出来,冷战的阴云在凝聚。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利用美苏的妥协,争取了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表现之一是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持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管制日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在此背景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是否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后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也一再提及美军舰运输问题。国民党决策者很快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1]。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2]。其后,王世杰便对苏联强调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3]。王的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要求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恐怕并没有与苏联为难之意,但是美苏矛盾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4]。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失利,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5日、6日、9日,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三人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5]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甚而反美之路,这无异于要国民党脱离其执政二十年的基本轨道,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东北问题受到美苏矛盾的影响,但在处理上,则沿袭了以往的一贯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国,也就是苏联极其不满的“以夷制夷”。国民党这样做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本世纪初,美国便极力想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就现实而言,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虽然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才得以在东北各港登陆无望时,以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东北接收不利之后,国民党早先对苏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遂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国民党首先通知了美国,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蒋在函中提出增运五个军赴华北,“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6]。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其后,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7]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的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然后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
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美苏矛盾一时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只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国完全听从自己的调遣。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符合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在得知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之后,杜鲁门虽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8],但除了派遣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一事外,并未见有对苏强硬的表示,对国民党而言,这多少有些口惠而实不至。
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而中共在东北最初的发展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初入东北之时,苏联方面并未认可[9],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10]。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延安、沈阳、莫斯科之间在东北问题上从此建立起密切的热线联系。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后,与苏军建立了经常联系,苏军由驻沈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和该军军委委员杜曼宁出面,东北局则由彭真牵头,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参加。据伍修权回忆,他在沈阳“一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11]。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陈云在回顾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时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12]。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的帮助体现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让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权。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步枪2万支,机关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了500万发弹药[13]。但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14]。有一个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三个月内,就接收了步枪6万支,机关枪2800挺,弹药1200万发[15]。比较权威的数字当来自中共中央方面,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十万,炮三百)”,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16]。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17]。看来,十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还是大体相符的。在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从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的号召机关,同国民党争夺。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通过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省市县委员会为工作支柱,出关及新发展部队为武装手段,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当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而此时国民党除了在长春有一个足不出都门的行营外,在东北疆域内尚无多少武力,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按计划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并公告中外后,苏联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它还要顾忌条约的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间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18]。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称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在空运部队等问题上也有松动,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苏军可延缓撤退一至二个月[19]。同日,长春苏军代表两次约见留在长春、负责与苏军联络工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称苏军将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政权,取缔反政府活动,禁止反政府宣传,长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在长春向张嘉璈表示“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20]。国民党在随后提交的接收计划中,要求苏方保证长春和沈阳空运的安全,协助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物质协助等,苏方虽予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21]。与此同时,苏联也相应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暂时从军事移到了政治。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怎么走,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部分军方将领主战,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22]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23]。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雅尔塔协议已充分表明了苏联的意图,而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为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间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过分地对苏妥协而引起非议;内心里它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它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24]。所以,除了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再照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25]。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26]。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此时考虑首先解决华北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27]蒋介石的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
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态度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谈,苏方对解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及空运等事作出了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28],但实际还是诺而不行。为了打开僵局,使国民党能够顺利接收,张嘉璈返长前,于11月30日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为此他表示可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态度,告张可就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29]。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何况张此举事先并未与蒋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30]。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见后述),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保证中国决不反苏。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作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可以说,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作出任何令其满意的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已经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一无所获[31]。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成果,但它在两个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苏联为了不在外交上给国民党留下口实,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企图借此尽可能掠夺东北资源、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32]。然而此时国民党改变初衷,实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映,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增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一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它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的是国民党的手脚。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这对国民党真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33]。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34]。直到12月下旬,国民党才决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6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此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黑龙江和合江两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为只有若干保安部队随行,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人员大都坐困省城,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辽北省总共任命了三个县长,“其他各县县长均无法到任”,“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35]。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36]。此时苏联还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但蒋介石因对苏联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37]。然蒋介石坚持己见,即军队只能尾随苏军的撤退行动,不能超越苏军防线,因此国民党军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个师进驻沈阳附近的新民和铁西区外,其余部队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继续交涉东北接收问题的同时,中共也在积极进行争夺东北的预定计划。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公开后,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38]。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为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作苏联的工作,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对形势的看法毕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苏联与中共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如在国共之间作一抉择的话,苏联恐怕还是宁要共而拒国,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种情报[39],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他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40]当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41],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连发两电,一电指示:“彼方(指苏联——作者)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一电要求: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42]。此两电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已和苏联有过交涉,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退而沿用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中共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对苏联提出了若干条件,主要是为了让中共有时间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43]。随着以后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协调,“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44],因此中共与苏联之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国民党的方针上存在着某种默契。
由于东北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状况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军队的整顿,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工作方便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表现出某些矛盾与摇摆。
锦州一战之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一带,进行整顿。东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说明根据情况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时,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45]。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东北局也相应指示下属照此执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城市,毕竟使中共的公开活动受到影响,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东北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内部多数人倾向于首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陈云、高岗、李富春、罗荣桓等均认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训军队、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林彪则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46]。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47]。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阜新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进行了争论。会后,东北局在给各部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指示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48]。这又表明东北局并未完全放弃夺取城市的计划。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49]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50]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这在当时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51]。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以后又有过相应变化,而在东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东北局抚顺会议,“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52]。
分享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雅尔塔会议时期的美苏妥协气氛决定了有关东北的战后安排。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两大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出来,冷战的阴云在凝聚。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利用美苏的妥协,争取了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表现之一是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持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管制日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在此背景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是否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后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也一再提及美军舰运输问题。国民党决策者很快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1]。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2]。其后,王世杰便对苏联强调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3]。王的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要求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恐怕并没有与苏联为难之意,但是美苏矛盾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4]。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失利,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5日、6日、9日,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三人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5]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甚而反美之路,这无异于要国民党脱离其执政二十年的基本轨道,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东北问题受到美苏矛盾的影响,但在处理上,则沿袭了以往的一贯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国,也就是苏联极其不满的“以夷制夷”。国民党这样做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本世纪初,美国便极力想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就现实而言,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虽然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才得以在东北各港登陆无望时,以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东北接收不利之后,国民党早先对苏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遂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国民党首先通知了美国,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蒋在函中提出增运五个军赴华北,“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6]。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其后,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7]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的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然后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
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美苏矛盾一时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只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国完全听从自己的调遣。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符合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在得知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之后,杜鲁门虽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8],但除了派遣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一事外,并未见有对苏强硬的表示,对国民党而言,这多少有些口惠而实不至。
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而中共在东北最初的发展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初入东北之时,苏联方面并未认可[9],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10]。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延安、沈阳、莫斯科之间在东北问题上从此建立起密切的热线联系。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后,与苏军建立了经常联系,苏军由驻沈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和该军军委委员杜曼宁出面,东北局则由彭真牵头,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参加。据伍修权回忆,他在沈阳“一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11]。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陈云在回顾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时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12]。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的帮助体现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让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权。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步枪2万支,机关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了500万发弹药[13]。但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14]。有一个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三个月内,就接收了步枪6万支,机关枪2800挺,弹药1200万发[15]。比较权威的数字当来自中共中央方面,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十万,炮三百)”,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16]。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17]。看来,十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还是大体相符的。在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从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的号召机关,同国民党争夺。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通过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省市县委员会为工作支柱,出关及新发展部队为武装手段,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当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而此时国民党除了在长春有一个足不出都门的行营外,在东北疆域内尚无多少武力,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按计划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并公告中外后,苏联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它还要顾忌条约的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间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18]。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称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在空运部队等问题上也有松动,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苏军可延缓撤退一至二个月[19]。同日,长春苏军代表两次约见留在长春、负责与苏军联络工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称苏军将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政权,取缔反政府活动,禁止反政府宣传,长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在长春向张嘉璈表示“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20]。国民党在随后提交的接收计划中,要求苏方保证长春和沈阳空运的安全,协助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物质协助等,苏方虽予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21]。与此同时,苏联也相应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暂时从军事移到了政治。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怎么走,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部分军方将领主战,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22]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23]。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雅尔塔协议已充分表明了苏联的意图,而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为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间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过分地对苏妥协而引起非议;内心里它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它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24]。所以,除了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再照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25]。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26]。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此时考虑首先解决华北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27]蒋介石的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
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态度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谈,苏方对解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及空运等事作出了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28],但实际还是诺而不行。为了打开僵局,使国民党能够顺利接收,张嘉璈返长前,于11月30日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为此他表示可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态度,告张可就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29]。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何况张此举事先并未与蒋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30]。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见后述),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保证中国决不反苏。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作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可以说,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作出任何令其满意的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已经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一无所获[31]。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成果,但它在两个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苏联为了不在外交上给国民党留下口实,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企图借此尽可能掠夺东北资源、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32]。然而此时国民党改变初衷,实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映,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增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一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它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的是国民党的手脚。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这对国民党真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33]。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34]。直到12月下旬,国民党才决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6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此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黑龙江和合江两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为只有若干保安部队随行,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人员大都坐困省城,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辽北省总共任命了三个县长,“其他各县县长均无法到任”,“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35]。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36]。此时苏联还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但蒋介石因对苏联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37]。然蒋介石坚持己见,即军队只能尾随苏军的撤退行动,不能超越苏军防线,因此国民党军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个师进驻沈阳附近的新民和铁西区外,其余部队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继续交涉东北接收问题的同时,中共也在积极进行争夺东北的预定计划。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公开后,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38]。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为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作苏联的工作,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对形势的看法毕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苏联与中共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如在国共之间作一抉择的话,苏联恐怕还是宁要共而拒国,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种情报[39],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他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40]当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41],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连发两电,一电指示:“彼方(指苏联——作者)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一电要求: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42]。此两电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已和苏联有过交涉,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退而沿用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中共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对苏联提出了若干条件,主要是为了让中共有时间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43]。随着以后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协调,“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44],因此中共与苏联之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国民党的方针上存在着某种默契。
由于东北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状况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军队的整顿,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工作方便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表现出某些矛盾与摇摆。
锦州一战之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一带,进行整顿。东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说明根据情况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时,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45]。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东北局也相应指示下属照此执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城市,毕竟使中共的公开活动受到影响,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东北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内部多数人倾向于首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陈云、高岗、李富春、罗荣桓等均认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训军队、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林彪则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46]。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47]。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阜新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进行了争论。会后,东北局在给各部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指示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48]。这又表明东北局并未完全放弃夺取城市的计划。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49]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50]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这在当时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51]。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以后又有过相应变化,而在东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东北局抚顺会议,“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52]。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100645.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