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东北虽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但在一段时间里,东北问题并没有端上国共双方的谈判桌。在国民党方面,是根本不愿提,而将其定位为接收国家主权问题,目的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独占东北。在中共方面,是有意不提,以尽量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从实力出发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国民党按兵不动,中共则致力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双方暂时还能做到相安无事,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北的冲突比较,东北还不算国共冲突的热点地区。随着苏军逐步撤离东北,原先隔离国共武装不使之发生直接冲突的缓冲力量不复存在,东北国共冲突的可能性骤然上升,而国民党内政治情势的变化,使这一冲突很快便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和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不满于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限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导致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动向的这一变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不敢或不便再作主张,从而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动武大气候已成。而苏军的撤离,更使国民党不再有过去的担心,东北问题的焦点开始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
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的政策时,从未真正放弃过收复东北的想法,但他一方面顾虑苏联的反应,所谓投鼠忌器也,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力量不足,因此他迟迟未下令军队进入东北。随着苏军从东北撤离的最后期限的到来,虽然苏军还在找借口拖延,但蒋判断苏军撤离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蒋对东北接收的态度逐渐趋于积极。1946年1月19日,蒋要求熊式辉和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2月13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1]。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系统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总数将近25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月发布的停战令,由于国民党的坚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2]。这一条规定虽只涉及军队调动问题,但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恢复主权”,范围如何确定,军队如何调动,国共双方各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国民党如此坚持这条规定,已透露出其改变东北政策的信息。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显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3],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东北问题。随着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协议的签订,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而东北局势的不确定,蕴含着发生冲突的极大可能。随着苏军的即将撤离,中共势将直接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如果能在此时,为东北问题确立一个解决框架,无疑对巩固中共的地位,完成中共预定的战略任务,是非常有利的。何况,经过半年来的积极行动,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并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自信可以在政协决议的框架下,与国民党讨论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谈判的方针为: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4]。
由于东北在中共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东北局彭真、林彪等负责人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可利用停战稳定关内,同时自关内调兵出关,与中共争夺东北,这样对中共不利,因此他们建议应以各种手段“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5]。此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因此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指示东北局,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退出长春路及沿线若干大城市,在军事上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6]。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的基本方针。次日,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公诸于世。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整军谈判中向张治中不断提出东北问题,表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7]。整军协议签订当天,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战和整军应将东北包括在内,“因这是一严重问题。在上次的停战协议中,此点规定得尚不够明确,致你的提议未能在东北实现。现在整军和停战的协议都有了,以后就要赶紧把冲突停止”[8]。但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并未能得到国民党的应有回应。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而且有条约依据,不能受任何限制,同时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公布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后,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之,东北问题解决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党的态度。
在苏联即将从东北撤军之时,东北问题纠葛中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登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马歇尔使华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东北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来华不过两个月,就在停战与整军两事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但东北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极大可能,而且必然影响全国和平,使马的成功付之东流。如同马歇尔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所说:“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已经成就的一切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及早处理满洲正在恶化的局势。”[9]马氏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在停战与整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便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还在1月24日,马歇尔便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营口,并建议以后遇有同样事件时照此行事。这实际是将军事调处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2月20日,马歇尔重提向东北派遣军调小组的建议,又为国民党拒绝。这使马氏认识到,“国民政府似乎决心不使它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限制,并且倾向于以军事完全占领满洲全境,如遇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阻挠,则消灭中共军队”。马氏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把握消灭中共,相反,轻率动武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国民党不利[10]。问题在于,马歇尔对国民党在东北行动的后果估计不足,因此他当时尚无意压国民党让步。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大规模运送军队到东北,并发表对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反对意见的声明,使国民党寄希望于在未来的东北冲突中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氏的建议便更可能被国民党理解成一种姿态,而非强力。这反映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它既要伸展美国在东北的势力,对抗苏联的利益企图,就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从而也就不能不导致国共军事冲突,而东北冲突的结果,必然影响关内,促发全国内战,最终使马歇尔调停失败,并损害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
蒋介石对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映了国民党此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要求由国民党独占东北。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大环境下,这个态度很难再有松动的可能。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但提出五项条件,即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凡国民党军队接收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当马氏将此转达给周恩来时,周反问他,如此岂不等于中共军队将从全东北撤退?因此当然为中共所拒绝[11]。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与他连续会谈,解释中共对东北的要求是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周恳切地对马氏转达了延安的表示: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由于马氏前一阶段大体公平的调处,使中共对他压迫国民党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希望,然而马氏在东北问题上代表美国利益,显与中共立场有较大距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排除苏联插手,确保美国战略利益。针对马氏“对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还未释然”,周恩来特意解释说,“中共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有其共同点,但两者绝然是两个国家”;“至于外交方面,现正由政府和苏联直接办理,我们并未参加意见。因此在解决东北的问题上,我们力避接触到外交问题,而在东北的内政问题上,我们欢迎美国来帮助解决”[12]。但3月11日马歇尔离华当天,根据蒋介石的五点意见拟出的东北军调命令草案,因在铁路沿线接收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妥协,这也表明马氏此时尚不急于解决东北问题,或许他还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一个月后回到中国时,东北已经战火纷飞,并且最终牵动整个大局,使他辛辛苦苦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成了废纸,他本人的公正性和由此而来的声名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事实证明,马歇尔在东北调处问题上的大意或是故意,是美国人调处中国内战的工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东北问题未得合理解决引发的战火,则是全面内战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和时局由和而战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来,中共从国内外大势出发,准备在东北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是东北与关内的不同之处在于,关内是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而东北停战后势必要让出中共已占领的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并且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中共前所提之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需要东北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作为逼蒋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要求东北方面退出长春路沿线城市,其后又同意了东北局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同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会提出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无论是作为实际要价,还是谈判策略,作为对抗的一方,中共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3月中旬,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13]。问题在于,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缓和主张,以及中共心中“最难”的让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应有的回应,东北的军事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有对共强硬的表示。国共双方长期的对立与斗争,使双方内心的互相猜忌与疑虑很难一下子消失,国民党的举动,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对方的真实企图,从而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
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府军立即进驻,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外围作扇形攻势,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有北上长春的意图。与此同时,关于东北军调的谈判在美国调停下正在紧张进行。中共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14]。3月16日,中共中央两电周恩来,东北“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如国民党“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15]。表明中共决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3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16]。同日,东北民主联军攻下四平。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须:1.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决不让国民党军向长春前进;2.南满主力就现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国民党军,牵制其不得北进;3.如国民党军北进时,南满主力应转移至四平街地区,为保卫北满而战。随后,又在25日、27日连电东北局和林彪、彭真等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17]。这表明中共对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由和为主、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转为先战后和、在可能时最大限度地占领东北实地,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照关内现地停战的先例,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在此前后,由于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恶化,因此苏联对国民党态度也转为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18]。中共力争东北的方针因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增强了把握。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进行,周恩来和张治中以及马氏代表吉伦进行了反复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求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而中共认为如此则含义模糊,使国民党“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19]。因此,中共坚持接收只能限于苏军现时撤退的地区,同时国民党应承认停战,解决东北驻军配置及政治问题。3月16日,张治中同意接受中共要求,国方只接收苏军现时撤退地区,而如进驻中共军队驻地应经过商定,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否决。直到27日,国共美三方才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一事达成协议,规定:1.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政府军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驻留之地区;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作公平之调处。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政治问题另行商谈[20]。这个协议抹去了国共分歧的关键点,即国民党的接收要求和中共的政治要求,因而没能解决东北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更鼓动了交战双方抢占实地,使执行小组成了观战小组。根据协议,东北成立四个执行小组,其中第二十七小组驻沈阳,为中心小组。3月29日,美方白鲁德飞抵沈阳,与熊式辉讨论派出小组问题,遭到熊的强硬拒绝。因为熊有蒋介石的指示:“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因此熊有恃无恐。尽管白鲁德向熊表白:小组作用“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并不领情,回以“不便与小组会议”[21]。4月2日,参加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飞抵沈阳机场时被扣留了三个小时,导致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大多未能到达战地,说明东北军调根本无法进行,东北和平的前景日渐黯淡[22]。
4月1日,军政部部长陈诚接替去新疆的张治中出任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陈诚是主战派,他甫上任便对美方代表吉伦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因此他主张中共必须严格执行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示,尽管他个人与周恩来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23]。陈与张对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使谈判更不可能有进展。对于整军和东北局势,陈诚在召集部下讨论后决定谈判方针为:东北按停战协定调军不受限制,以此向美方说明并再运一二个军去东北;所谓东北国方的五个军为整编后之数字;中共规定在东北只驻一个军,然而现在超出远甚,希望停止秘密运兵并速整编;只要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部队驻地,并且中共不在东北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冲突自可停止;全国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而陷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按整编方案整军并规定驻地[24]。由于陈诚缺乏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讨论东北问题而无结果。4月8日,蒋介石致函美方代表转马歇尔: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事,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项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军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25]。同日,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陈诚指责“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美方代表吉伦附合陈的意见,他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再事调动,撤出铁路两侧一日行程。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26]会谈不欢而散,陈诚于会后干脆借口去上海治病,不再出席三人小组会议,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从此无形中断,表明国民党决心在东北武力接收。
由于中共军队攻占四平,切断了中长路,整个北满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3月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表示中共“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27]。然而两天之后,和平解决的希望便破灭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和政权“决不能承认”,“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28]。这无异于宣战声明。13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蒋的演讲,他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也将不停止抵抗,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假如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29]。难怪张嘉璈感叹,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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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和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不满于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限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导致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动向的这一变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不敢或不便再作主张,从而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动武大气候已成。而苏军的撤离,更使国民党不再有过去的担心,东北问题的焦点开始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
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的政策时,从未真正放弃过收复东北的想法,但他一方面顾虑苏联的反应,所谓投鼠忌器也,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力量不足,因此他迟迟未下令军队进入东北。随着苏军从东北撤离的最后期限的到来,虽然苏军还在找借口拖延,但蒋判断苏军撤离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蒋对东北接收的态度逐渐趋于积极。1946年1月19日,蒋要求熊式辉和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2月13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1]。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系统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总数将近25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月发布的停战令,由于国民党的坚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2]。这一条规定虽只涉及军队调动问题,但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恢复主权”,范围如何确定,军队如何调动,国共双方各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国民党如此坚持这条规定,已透露出其改变东北政策的信息。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显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3],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东北问题。随着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协议的签订,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而东北局势的不确定,蕴含着发生冲突的极大可能。随着苏军的即将撤离,中共势将直接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如果能在此时,为东北问题确立一个解决框架,无疑对巩固中共的地位,完成中共预定的战略任务,是非常有利的。何况,经过半年来的积极行动,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并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自信可以在政协决议的框架下,与国民党讨论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谈判的方针为: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4]。
由于东北在中共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东北局彭真、林彪等负责人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可利用停战稳定关内,同时自关内调兵出关,与中共争夺东北,这样对中共不利,因此他们建议应以各种手段“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5]。此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因此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指示东北局,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退出长春路及沿线若干大城市,在军事上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6]。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的基本方针。次日,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公诸于世。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整军谈判中向张治中不断提出东北问题,表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7]。整军协议签订当天,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战和整军应将东北包括在内,“因这是一严重问题。在上次的停战协议中,此点规定得尚不够明确,致你的提议未能在东北实现。现在整军和停战的协议都有了,以后就要赶紧把冲突停止”[8]。但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并未能得到国民党的应有回应。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而且有条约依据,不能受任何限制,同时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公布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后,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之,东北问题解决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党的态度。
在苏联即将从东北撤军之时,东北问题纠葛中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登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马歇尔使华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东北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来华不过两个月,就在停战与整军两事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但东北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极大可能,而且必然影响全国和平,使马的成功付之东流。如同马歇尔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所说:“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已经成就的一切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及早处理满洲正在恶化的局势。”[9]马氏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在停战与整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便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还在1月24日,马歇尔便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营口,并建议以后遇有同样事件时照此行事。这实际是将军事调处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2月20日,马歇尔重提向东北派遣军调小组的建议,又为国民党拒绝。这使马氏认识到,“国民政府似乎决心不使它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限制,并且倾向于以军事完全占领满洲全境,如遇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阻挠,则消灭中共军队”。马氏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把握消灭中共,相反,轻率动武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国民党不利[10]。问题在于,马歇尔对国民党在东北行动的后果估计不足,因此他当时尚无意压国民党让步。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大规模运送军队到东北,并发表对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反对意见的声明,使国民党寄希望于在未来的东北冲突中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氏的建议便更可能被国民党理解成一种姿态,而非强力。这反映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它既要伸展美国在东北的势力,对抗苏联的利益企图,就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从而也就不能不导致国共军事冲突,而东北冲突的结果,必然影响关内,促发全国内战,最终使马歇尔调停失败,并损害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
蒋介石对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映了国民党此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要求由国民党独占东北。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大环境下,这个态度很难再有松动的可能。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但提出五项条件,即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凡国民党军队接收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当马氏将此转达给周恩来时,周反问他,如此岂不等于中共军队将从全东北撤退?因此当然为中共所拒绝[11]。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与他连续会谈,解释中共对东北的要求是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周恳切地对马氏转达了延安的表示: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由于马氏前一阶段大体公平的调处,使中共对他压迫国民党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希望,然而马氏在东北问题上代表美国利益,显与中共立场有较大距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排除苏联插手,确保美国战略利益。针对马氏“对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还未释然”,周恩来特意解释说,“中共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有其共同点,但两者绝然是两个国家”;“至于外交方面,现正由政府和苏联直接办理,我们并未参加意见。因此在解决东北的问题上,我们力避接触到外交问题,而在东北的内政问题上,我们欢迎美国来帮助解决”[12]。但3月11日马歇尔离华当天,根据蒋介石的五点意见拟出的东北军调命令草案,因在铁路沿线接收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妥协,这也表明马氏此时尚不急于解决东北问题,或许他还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一个月后回到中国时,东北已经战火纷飞,并且最终牵动整个大局,使他辛辛苦苦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成了废纸,他本人的公正性和由此而来的声名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事实证明,马歇尔在东北调处问题上的大意或是故意,是美国人调处中国内战的工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东北问题未得合理解决引发的战火,则是全面内战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和时局由和而战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来,中共从国内外大势出发,准备在东北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是东北与关内的不同之处在于,关内是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而东北停战后势必要让出中共已占领的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并且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中共前所提之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需要东北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作为逼蒋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要求东北方面退出长春路沿线城市,其后又同意了东北局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同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会提出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无论是作为实际要价,还是谈判策略,作为对抗的一方,中共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3月中旬,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13]。问题在于,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缓和主张,以及中共心中“最难”的让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应有的回应,东北的军事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有对共强硬的表示。国共双方长期的对立与斗争,使双方内心的互相猜忌与疑虑很难一下子消失,国民党的举动,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对方的真实企图,从而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
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府军立即进驻,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外围作扇形攻势,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有北上长春的意图。与此同时,关于东北军调的谈判在美国调停下正在紧张进行。中共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14]。3月16日,中共中央两电周恩来,东北“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如国民党“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15]。表明中共决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3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16]。同日,东北民主联军攻下四平。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须:1.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决不让国民党军向长春前进;2.南满主力就现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国民党军,牵制其不得北进;3.如国民党军北进时,南满主力应转移至四平街地区,为保卫北满而战。随后,又在25日、27日连电东北局和林彪、彭真等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17]。这表明中共对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由和为主、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转为先战后和、在可能时最大限度地占领东北实地,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照关内现地停战的先例,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在此前后,由于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恶化,因此苏联对国民党态度也转为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18]。中共力争东北的方针因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增强了把握。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进行,周恩来和张治中以及马氏代表吉伦进行了反复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求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而中共认为如此则含义模糊,使国民党“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19]。因此,中共坚持接收只能限于苏军现时撤退的地区,同时国民党应承认停战,解决东北驻军配置及政治问题。3月16日,张治中同意接受中共要求,国方只接收苏军现时撤退地区,而如进驻中共军队驻地应经过商定,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否决。直到27日,国共美三方才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一事达成协议,规定:1.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政府军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驻留之地区;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作公平之调处。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政治问题另行商谈[20]。这个协议抹去了国共分歧的关键点,即国民党的接收要求和中共的政治要求,因而没能解决东北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更鼓动了交战双方抢占实地,使执行小组成了观战小组。根据协议,东北成立四个执行小组,其中第二十七小组驻沈阳,为中心小组。3月29日,美方白鲁德飞抵沈阳,与熊式辉讨论派出小组问题,遭到熊的强硬拒绝。因为熊有蒋介石的指示:“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因此熊有恃无恐。尽管白鲁德向熊表白:小组作用“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并不领情,回以“不便与小组会议”[21]。4月2日,参加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飞抵沈阳机场时被扣留了三个小时,导致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大多未能到达战地,说明东北军调根本无法进行,东北和平的前景日渐黯淡[22]。
4月1日,军政部部长陈诚接替去新疆的张治中出任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陈诚是主战派,他甫上任便对美方代表吉伦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因此他主张中共必须严格执行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示,尽管他个人与周恩来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23]。陈与张对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使谈判更不可能有进展。对于整军和东北局势,陈诚在召集部下讨论后决定谈判方针为:东北按停战协定调军不受限制,以此向美方说明并再运一二个军去东北;所谓东北国方的五个军为整编后之数字;中共规定在东北只驻一个军,然而现在超出远甚,希望停止秘密运兵并速整编;只要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部队驻地,并且中共不在东北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冲突自可停止;全国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而陷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按整编方案整军并规定驻地[24]。由于陈诚缺乏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讨论东北问题而无结果。4月8日,蒋介石致函美方代表转马歇尔: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事,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项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军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25]。同日,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陈诚指责“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美方代表吉伦附合陈的意见,他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再事调动,撤出铁路两侧一日行程。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26]会谈不欢而散,陈诚于会后干脆借口去上海治病,不再出席三人小组会议,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从此无形中断,表明国民党决心在东北武力接收。
由于中共军队攻占四平,切断了中长路,整个北满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3月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表示中共“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27]。然而两天之后,和平解决的希望便破灭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和政权“决不能承认”,“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28]。这无异于宣战声明。13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蒋的演讲,他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也将不停止抵抗,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假如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29]。难怪张嘉璈感叹,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30]。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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