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平激战同时,国、共、美三方在谈判桌上就东北以及全国政治军事问题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讨价还价,其中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东北停战问题。
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周恩来在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便是拖,陈诚故意不积极,沈阳小组派不出,白鲁德颇有困难,说接收不在渝商定三人去沈无益。吉伦亦改口强调国方接收被破坏,只好打进长、哈,扫清南满。”[1]实际上,各方都在等候东北作战的结果,谈判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达成,但即将派往东北的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接到密令,小组应通知政府军有权执行: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政府军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上、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政府军得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2]。这实际是由美方出面保证国民党的顺利接收,无奈国民党自信其军事实力,对美国人的好意不领情,小组未能派出。4月8日,三人小组就东北问题开会,吉伦提出美方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再有调动,并从长春路和苏军占领城市中撤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闭口不谈中共关心的政治军事问题,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承认政府无条件接收,中共纵然被打也得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能停止冲突。这是二十天来我方不能接受的方案。”[3]中共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助蒋的表现,但此时中共还希望马歇尔回来后,能在东北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未放弃努力。
马歇尔回美国后,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的发展。然而他离开中国时间不长,战争却急剧升级,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4月6日,罗伯逊急电马歇尔,告以“形势极为严重,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为防止你的使命遭到严重危害,务请立即返回中国”[4]。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而此时中国的局势与他离开时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氏对东北战火的蔓延极为不安,认为如此打下去,势必影响关内,导致整个和平局面的破裂,而且他担心政府军战线过长,军事上未必有利。但他对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也很不以为然,无论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的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5]。这种在东北和战问题上的两难自始即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马氏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最终没有成功。
马歇尔返华后,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的支持。4月19日,蒋介石接见马氏,“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国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若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法,则将贻误大计,必根本失败而后已”[6]。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要他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以利谈判的进行[7]。22日,周恩来与马氏会见,周介绍了马氏离华期间的情况,强调国民党既要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周表示:“我对你此次重来中国抱了很大的期待”,“我相信公正的办法是自可找出的”[8]。马氏对双方的回答是在23日搞出了一个调停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政府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蒋介石对马的方案很不满意,认为“在在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并指责“美方协助我对东北之海运不力,且自下月起将减少运输舰至十四艘,使我后方联络线有随时断绝之虑,因之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9]。结果马氏同意为国民党运足九个军到东北,而他的这种作法只能鼓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拿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东北军队调动根据整军方案规定,长春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由政府军接收中共不得阻挠,中共军队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国共协议解决。蒋之所以重提1月停战协定,伏笔是坚持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权,而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则认为,“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新的问题,这是现况所造成的,是四个月来因为不停战造成的结果……现在局势既已如此,而苏军又走了,便已无接收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先停下来再说”[10]。马氏也知道蒋的要求中共不可能同意,因此他迟迟未将其转达给中共。
4月28日,马歇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蒋在会谈中对马氏“说明美国以往对共党之调处政策,虽采取消极与怀柔方法,因当时共党尚在华北,未与俄国打成一片,故美国尚可以声威制之。今后共党在东北已与俄国联成一气,对美国既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积极支助我国政府,则必不能贯彻其协助我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蒋在会谈中除了重提他的要求之外,强硬地表示:“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他若干要求。”[11]马歇尔对蒋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他同样不满中共占据长春,因此他在2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将蒋介石24日的方案和关于长春的要求转达给周,表示他已尽其所能,筋疲力尽,但他看不出在目前的调解中还能做什么,他的立场因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只能退出调停,由国共直接商谈。周恩来强调苏军已从东北撤退,因此不再有接收问题,如果蒋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如同赌博,很危险。马氏与周的会谈历三小时,言谈之间,周感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12]。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表示只说对了一半,他的“颓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东北的战火将使他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但他说已尽其所能则又未必如此。他手中还有牌而且是可以使国民党让步的王牌。这张牌不仅他知道,周恩来也明告他了。5月3日,周恩来给马歇尔发去备忘录说:“你今天手边实尚有其他的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因为今天政府之能在东北发动这样大的武装冲突,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对其军队所给予的运输便利,几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方面而言,美海空军在运输上的协助对目前东北的严重局势实起决定作用。为此,延安要我正式地向你做这样适时的建议,即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帮助政府军运兵及军火去东北。”[13]问题在于,马歇尔不愿轻易动用这张牌,这和他当初得到的授权有关系,也和他本人的想法有关,他此时也希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拿下长春,压一压中共。如周恩来所说:“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14]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争的机器并不是任由某个人调遣的,马歇尔不久便明白了这一点,这张牌他最终还是打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国共双方都不再领他的情了。
5月10日,马歇尔应国民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位和弱点,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份备忘录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的部署应根据中共未来行动之不可预测和苏联可能的反应,以及后勤和运输状况而定,因此他建议政府军应集中于东北南部尤其是沈阳附近;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中共军队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之间,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方指挥所,至于东北的政治问题也与中共军队的分布相关,中共可能在北部诸省占据一定位置。他提醒蒋介石,政府军如从长春北进,不仅将妨碍谈判,而且也无力消灭中共军队,反将使自身遭受打击。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有严重的弱点,中共则占据着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国民党必须迅速作某种妥协,否则将陷于军事、财政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15]。马氏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他为国民党设计的方案是军事上确保南满,政治上力争北满,这与美国当初的立场比是一种双重后退。它既承认了国民党控制南满的事实,在中共看来是从美国自诩公正立场的后退;它也承认了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是从美国力图通过国民党控制全东北立场的后退。但在马氏看来,这总比陷入未来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潭好得多。
由于马歇尔对东北战事暂时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照常进行,无疑鼓励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马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指挥所以换取中共撤出长春的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响应。5月1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见,重申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介石进言,并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周恩来在会见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因此,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16]。而毛泽东仍认为:“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17]因此,毛此时还有让出长春、有条件妥协的意图。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电文提出让出长春的三个方案,力争双方不驻兵、由中间派任市长的方案[18]。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各方调停终未成功。国民党政府军于5月18日攻下四平,23日进入中外瞩目的长春,以长春作筹码的种种调停方案失去了意义。不过由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它事先声称的目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再度趋于积极。他极力向蒋介石兜售他的设想,即确保南满,再图北满。23日,马氏与蒋会谈,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布停战令,军调部派人进驻长春。然而蒋氏夫妇当天飞赴东北视察,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长春,使蒋颇为自负,故提高了他的要价。24日,宋美龄给马歇尔连发了二封信,开出了蒋的要价: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信中还提出整编后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在新黑龙江省或合江省,东北政治问题留待军事问题解决后再谈。蒋介石亦同时有函给宋子文,要他向马歇尔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故意刁难,无论大小问题皆未能解决一件,徒使政局动摇,人心不安,以致国家危殆”;“故此时不得不提最低限度之办法,并对共党作最后之试验也”,如果中共不提要求,马氏可以暂不与中共谈判[19]。
蒋介石的态度引起了马歇尔的极大不满。他之所以放任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是因为他原本相信蒋的解决长春问题便可停战的诺言,但蒋现在不愿罢手,使马氏处境尴尬,“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周恩来在和马歇尔的会谈中几次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蒋的要求去办,“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20]。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战事扩大到华北,他不能不重视周恩来的警告,因此也不得不从原先袒护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对国民党施以压力。26日,他给蒋回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并由军调小组进驻长春。29日,马氏要求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如此他将退出调停。马氏并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告诫他们中共军队主力并未被击垮,国民党军队如再向前进,后方将受威胁,不如适可而止,在有利条件下寻求解决办法。马歇尔的态度和蒋介石的要价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温和派的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以军事再进之转多可虑”,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氏要求,因为马氏对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出力不少,我方似应顾虑马受共党在美国攻击,而助长东北战事”[21]。蒋仍未改变其态度,28日他提出东北苏军撤退地区应由国民党接收,赋予美方以修复铁路恢复交通问题的决定权,整军协定先在东北实行,如作到了这些,则可停止军事行动,军调小组人员可进驻长春[22]。
马歇尔在压国民党让步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共可能的让步,由于对停战、恢复交通和整军问题中共原则上均不反对,因此马氏对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周恩来5月30日明告马氏,不同意美方决定权,理由是美方“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而且周恩来在和马氏的谈话中,虽然还对马氏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也坦率地批评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制止”。这是中共对马歇尔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预兆[23]。处于两难之中的马氏,面对蒋介石的顽固和中共的坚决,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先逼国民党让步再说。6月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与马歇尔会见,马氏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国民党的全盘战略中,东北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当抗战胜利之初,蒋企图借苏美之力收复东北的计划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于关内,尤其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由于关内不便大打,蒋又重新关注于东北,导致东北战火的扩大。长春打下后,蒋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北进还是另作考虑。他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飞赴东北,不无就此实地考察之意。最初,他受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影响,有意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在当时,这一计划军事上并无问题,中共已有了退出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北进不仅仅是纯军事问题,蒋介石对美苏的反应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同时考虑:“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24]马歇尔果然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的原订方案。
6月4日,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在马氏的压力下,蒋表示可考虑停战半个月。马歇尔则不容蒋犹豫,次日再次见蒋,终于使蒋同意东北停战。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25]打了将近半年的东北战场总算暂时平静了下来。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26]。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据黄克诚反映,“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怨战情绪……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27]。因此中共部队亟须休整,以利再战。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28]。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29]。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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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周恩来在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便是拖,陈诚故意不积极,沈阳小组派不出,白鲁德颇有困难,说接收不在渝商定三人去沈无益。吉伦亦改口强调国方接收被破坏,只好打进长、哈,扫清南满。”[1]实际上,各方都在等候东北作战的结果,谈判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达成,但即将派往东北的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接到密令,小组应通知政府军有权执行: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政府军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上、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政府军得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2]。这实际是由美方出面保证国民党的顺利接收,无奈国民党自信其军事实力,对美国人的好意不领情,小组未能派出。4月8日,三人小组就东北问题开会,吉伦提出美方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再有调动,并从长春路和苏军占领城市中撤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闭口不谈中共关心的政治军事问题,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承认政府无条件接收,中共纵然被打也得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能停止冲突。这是二十天来我方不能接受的方案。”[3]中共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助蒋的表现,但此时中共还希望马歇尔回来后,能在东北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未放弃努力。
马歇尔回美国后,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的发展。然而他离开中国时间不长,战争却急剧升级,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4月6日,罗伯逊急电马歇尔,告以“形势极为严重,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为防止你的使命遭到严重危害,务请立即返回中国”[4]。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而此时中国的局势与他离开时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氏对东北战火的蔓延极为不安,认为如此打下去,势必影响关内,导致整个和平局面的破裂,而且他担心政府军战线过长,军事上未必有利。但他对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也很不以为然,无论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的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5]。这种在东北和战问题上的两难自始即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马氏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最终没有成功。
马歇尔返华后,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的支持。4月19日,蒋介石接见马氏,“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国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若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法,则将贻误大计,必根本失败而后已”[6]。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要他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以利谈判的进行[7]。22日,周恩来与马氏会见,周介绍了马氏离华期间的情况,强调国民党既要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周表示:“我对你此次重来中国抱了很大的期待”,“我相信公正的办法是自可找出的”[8]。马氏对双方的回答是在23日搞出了一个调停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政府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蒋介石对马的方案很不满意,认为“在在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并指责“美方协助我对东北之海运不力,且自下月起将减少运输舰至十四艘,使我后方联络线有随时断绝之虑,因之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9]。结果马氏同意为国民党运足九个军到东北,而他的这种作法只能鼓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拿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东北军队调动根据整军方案规定,长春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由政府军接收中共不得阻挠,中共军队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国共协议解决。蒋之所以重提1月停战协定,伏笔是坚持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权,而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则认为,“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新的问题,这是现况所造成的,是四个月来因为不停战造成的结果……现在局势既已如此,而苏军又走了,便已无接收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先停下来再说”[10]。马氏也知道蒋的要求中共不可能同意,因此他迟迟未将其转达给中共。
4月28日,马歇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蒋在会谈中对马氏“说明美国以往对共党之调处政策,虽采取消极与怀柔方法,因当时共党尚在华北,未与俄国打成一片,故美国尚可以声威制之。今后共党在东北已与俄国联成一气,对美国既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积极支助我国政府,则必不能贯彻其协助我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蒋在会谈中除了重提他的要求之外,强硬地表示:“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他若干要求。”[11]马歇尔对蒋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他同样不满中共占据长春,因此他在2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将蒋介石24日的方案和关于长春的要求转达给周,表示他已尽其所能,筋疲力尽,但他看不出在目前的调解中还能做什么,他的立场因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只能退出调停,由国共直接商谈。周恩来强调苏军已从东北撤退,因此不再有接收问题,如果蒋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如同赌博,很危险。马氏与周的会谈历三小时,言谈之间,周感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12]。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表示只说对了一半,他的“颓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东北的战火将使他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但他说已尽其所能则又未必如此。他手中还有牌而且是可以使国民党让步的王牌。这张牌不仅他知道,周恩来也明告他了。5月3日,周恩来给马歇尔发去备忘录说:“你今天手边实尚有其他的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因为今天政府之能在东北发动这样大的武装冲突,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对其军队所给予的运输便利,几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方面而言,美海空军在运输上的协助对目前东北的严重局势实起决定作用。为此,延安要我正式地向你做这样适时的建议,即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帮助政府军运兵及军火去东北。”[13]问题在于,马歇尔不愿轻易动用这张牌,这和他当初得到的授权有关系,也和他本人的想法有关,他此时也希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拿下长春,压一压中共。如周恩来所说:“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14]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争的机器并不是任由某个人调遣的,马歇尔不久便明白了这一点,这张牌他最终还是打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国共双方都不再领他的情了。
5月10日,马歇尔应国民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位和弱点,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份备忘录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的部署应根据中共未来行动之不可预测和苏联可能的反应,以及后勤和运输状况而定,因此他建议政府军应集中于东北南部尤其是沈阳附近;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中共军队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之间,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方指挥所,至于东北的政治问题也与中共军队的分布相关,中共可能在北部诸省占据一定位置。他提醒蒋介石,政府军如从长春北进,不仅将妨碍谈判,而且也无力消灭中共军队,反将使自身遭受打击。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有严重的弱点,中共则占据着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国民党必须迅速作某种妥协,否则将陷于军事、财政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15]。马氏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他为国民党设计的方案是军事上确保南满,政治上力争北满,这与美国当初的立场比是一种双重后退。它既承认了国民党控制南满的事实,在中共看来是从美国自诩公正立场的后退;它也承认了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是从美国力图通过国民党控制全东北立场的后退。但在马氏看来,这总比陷入未来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潭好得多。
由于马歇尔对东北战事暂时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照常进行,无疑鼓励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马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指挥所以换取中共撤出长春的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响应。5月1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见,重申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介石进言,并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周恩来在会见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因此,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16]。而毛泽东仍认为:“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17]因此,毛此时还有让出长春、有条件妥协的意图。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电文提出让出长春的三个方案,力争双方不驻兵、由中间派任市长的方案[18]。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各方调停终未成功。国民党政府军于5月18日攻下四平,23日进入中外瞩目的长春,以长春作筹码的种种调停方案失去了意义。不过由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它事先声称的目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再度趋于积极。他极力向蒋介石兜售他的设想,即确保南满,再图北满。23日,马氏与蒋会谈,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布停战令,军调部派人进驻长春。然而蒋氏夫妇当天飞赴东北视察,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长春,使蒋颇为自负,故提高了他的要价。24日,宋美龄给马歇尔连发了二封信,开出了蒋的要价: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信中还提出整编后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在新黑龙江省或合江省,东北政治问题留待军事问题解决后再谈。蒋介石亦同时有函给宋子文,要他向马歇尔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故意刁难,无论大小问题皆未能解决一件,徒使政局动摇,人心不安,以致国家危殆”;“故此时不得不提最低限度之办法,并对共党作最后之试验也”,如果中共不提要求,马氏可以暂不与中共谈判[19]。
蒋介石的态度引起了马歇尔的极大不满。他之所以放任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是因为他原本相信蒋的解决长春问题便可停战的诺言,但蒋现在不愿罢手,使马氏处境尴尬,“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周恩来在和马歇尔的会谈中几次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蒋的要求去办,“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20]。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战事扩大到华北,他不能不重视周恩来的警告,因此也不得不从原先袒护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对国民党施以压力。26日,他给蒋回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并由军调小组进驻长春。29日,马氏要求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如此他将退出调停。马氏并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告诫他们中共军队主力并未被击垮,国民党军队如再向前进,后方将受威胁,不如适可而止,在有利条件下寻求解决办法。马歇尔的态度和蒋介石的要价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温和派的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以军事再进之转多可虑”,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氏要求,因为马氏对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出力不少,我方似应顾虑马受共党在美国攻击,而助长东北战事”[21]。蒋仍未改变其态度,28日他提出东北苏军撤退地区应由国民党接收,赋予美方以修复铁路恢复交通问题的决定权,整军协定先在东北实行,如作到了这些,则可停止军事行动,军调小组人员可进驻长春[22]。
马歇尔在压国民党让步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共可能的让步,由于对停战、恢复交通和整军问题中共原则上均不反对,因此马氏对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周恩来5月30日明告马氏,不同意美方决定权,理由是美方“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而且周恩来在和马氏的谈话中,虽然还对马氏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也坦率地批评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制止”。这是中共对马歇尔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预兆[23]。处于两难之中的马氏,面对蒋介石的顽固和中共的坚决,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先逼国民党让步再说。6月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与马歇尔会见,马氏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国民党的全盘战略中,东北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当抗战胜利之初,蒋企图借苏美之力收复东北的计划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于关内,尤其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由于关内不便大打,蒋又重新关注于东北,导致东北战火的扩大。长春打下后,蒋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北进还是另作考虑。他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飞赴东北,不无就此实地考察之意。最初,他受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影响,有意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在当时,这一计划军事上并无问题,中共已有了退出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北进不仅仅是纯军事问题,蒋介石对美苏的反应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同时考虑:“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24]马歇尔果然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的原订方案。
6月4日,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在马氏的压力下,蒋表示可考虑停战半个月。马歇尔则不容蒋犹豫,次日再次见蒋,终于使蒋同意东北停战。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25]打了将近半年的东北战场总算暂时平静了下来。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26]。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据黄克诚反映,“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怨战情绪……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27]。因此中共部队亟须休整,以利再战。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28]。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29]。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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