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战场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自抗战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便一直冲突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战场暂时得以平静,及至全面内战爆发,华北的战火再度燃起。不同的是,中共在华北战场一度占据着军事主动地位。
1.北线作战
华北北线国民党军分为第二(山西)、第十一(河北)、第十二(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战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华北除了晋南和豫北有攻势外,其他地区暂取守势。中共方面,赋予华北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四个纵队主力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将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可西接陕甘宁,东接东北,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此一计划“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1]。就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中共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显然脱离了实际,同时高估了己方力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晋绥军区贺龙等负责人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则兵力不易集中,建议先打大同,再战平汉路,末战正太路。大同位于国民党华北三个战区的结合部,其兵力调动不易迅捷,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晋北作战,大同已陷于孤立,如攻下大同,则晋绥到晋察冀的交通得以畅通,并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大同为著名煤都,三面环山,筑有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的三个师及零散部队两万余人。楚溪春判断中共部队为有备而来,而大同至太原铁路已断,增援不能北上,东西援军则分属另两个战区,能否及时赶到难以预料,因此作了困守的准备,事先即储存了大量粮弹。大同城池设防坚固,阎锡山部队接收后,增挖深12米、宽16米外壕一道,并以暗道通入城内,同时筑有侧防工事,控制壕内。城外要点均以碉堡和壕沟构成防线[2]。防守部署考虑到“若将兵力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虑”,因此要求“选择要点而占领之”,主动放弃了若干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划定责任区据守[3]。尽管大同守军成分复杂,建制混乱(两万人的部队,单位则有七八个之多),但在一定的协调准备之下,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作为大同攻击战的序战,7月20日,中共晋察冀部队开始攻击应县,但历时20天攻击四次未克(后来直至大同战役结束也未能攻下),此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贺龙等人,提出:“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同时,他还请自北平回晋察冀的罗瑞卿向聂、贺等人转达了他的先打平汉路的意见[4]。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和意见未能引起前线将领应有的注意。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大同已成孤城,守军战斗力不强,估计一个月内可以解决战斗。会后调集了晋察冀五个旅和晋绥四个旅的兵力,以四个旅攻城,五个旅打援,战役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实际上这九个旅并非全建制参战,尤其是攻城部队总人数不到两万人,与大同守军人数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由于整个作战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又是两个方面联合作战,联络不能得心应手,为失利埋下了伏笔。
8月初大同攻击战打响。中共部队经一周作战,基本攻克了外围据点,守军收缩至城郊。14日,中共部队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但“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5]。直到9月4日,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因为阎锡山困守太原,自顾不暇,8月9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告以“大同部队应归兄指挥,如此则调配补给皆易生效,如兄以为可,则中即电阎长官照办,此乃有益大局之事,兄自无须推辞也。……至如何空运交警部队及武器增援,请兄主持定夺,概可照办”。次日蒋电阎锡山称:“大同情势日急,该处作战似由绥远方面负责指挥为便,……中意大同方面之指挥,就近暂归第十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为宜。”[6]此在蒋为一举两得,既可促傅速援,解大同之围,又可在傅、阎间打入一个楔子,便于居间运用。此着果然生效。傅作义因大同划归自己指挥,增援颇为积极,而阎锡山因大同危在旦夕,对这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也不便表示什么。8月底,傅作义在先派出一个交警大队空运大同后,下达了增援大同的作战计划,“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附近,予以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中路以暂三军攻击平绥路之卓资山,北路以暂骑第十二、十四纵队攻击集宁,南路以三十五军攻击归绥丰镇公路上之香火地,俟后会合攻击丰镇,解大同之围[7]。
9月1日,傅作义各部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未估计傅部会全力援大同,打援准备不足,部队猝不及防,5日傅部暂三军占领卓资山,由于其他各部距离尚远,傅改令暂三军攻击集宁。面对傅部积极东援的态势,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对大同暂取围困之势,集中七个旅四万部队打击傅军。7日,暂三军绕道进抵集宁城下,发起攻击,而中共部队因联络不畅,8日晚才得知此信息,随后各部陆续到达集宁四周,自10日起双方在集宁城郊展开激战。傅部一面抵抗,一面攻城,各据点有反复争夺至五六次者,由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9日,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到达卓资山集结,然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向集宁前进,暂三军陷于苦撑之境,由于空军的支持,也由于中共部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其得以稳住阵脚。
12日,傅部三十五军一○一师开始东进增援,暂三军一部攻入集宁城内,此时中共部队如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集宁暂三军,则形势有利,但此时前指决定调兵打击三十五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因为是临时决定,部署、协同、联络等问题均不能及时解决,甚至连对手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结果打援计划未能实现,集宁战场也陷于胶着。这是中共部队此役关键的一次失误,傅作义其后总结时认为:“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一个是侥幸。”[8]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3日中共前指决定撤出集宁。聂荣臻认为“我如仍以重兵屯驻于大同坚墙之下,已属不利”,因而“决心撤除围攻大同之部队,以便迅速休整,准备执行新任务”[9]。大同遂于16日撤围。
大同、集宁作战,中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集中兵力并确定作战重点。中共在大同战场的兵力本居一定优势,但由于重在攻城,且对国民党军队守城决心与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攻城战术有误,导致久攻不克。在集宁作战中,又未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轻率分兵,导致战场形势胶着,不得不撤出战斗。聂荣臻这样评价大同战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虽然我们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10] 当时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认为:“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11]
中共大同作战失利,立即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之中。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订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以收复张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截断共匪国际通路之目的,以十一、十二两战区主力,分沿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向张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分别进出赤峰、围场及独石口各附近,策应张垣攻势,并遮断匪北窜退路,将匪包围而歼灭之”[12]。根据此一计划,东线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第十六军由南口、五十三军由怀柔进攻张家口,九十四军集结于沙河,准备出击怀来南侧,对张家口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军率先出动,于9月29日起,从南口、青龙桥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
自大同作战失利后,中共即已估计国民党军将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面对对手的东西夹击战略,兼之己方部队因大同之战伤亡较大,甚为疲劳,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本“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然而,由于华北方面初战不利,中共中央指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13]。遵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二个纵队置于东线,以一个纵队置于西线,另以一个纵队出击平汉路,准备以防御作战结合运动作战,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9月30日,国民党第十六军进占平绥路要点康庄,并经整顿后于10月3日开始猛攻怀来,中共部队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发起运动反击,致十六军苦战一周而仍无进展。此时,五十三军经激战于11日占领延庆,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进至怀来南之长城线。就在东线激战之时,西线傅作义部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傅作义曾于9月24日飞大同视察后致电蒋介石,称:“大同守军经四十余日之苦战,均已疲惫不堪,且该部素乏攻击训练,势难再赋予第二任务。”[14]傅明知蒋已令其攻击张家口而如此说,一面是对他增援大同期间第十一战区不予配合行动表示不满,一面也是借机向蒋提高要价,而蒋也只有重施故伎,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诱使傅积极行动。
傅作义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积极部署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企图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而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顷,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15]。他采取声东击西战法,一方面令部下在大同扩大番号,采办军需,造成将由大同沿平绥路正面东援的假象,而以董其武指挥三十五军的二个师和暂三军一个师及骑兵集团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进行演练准备,并以三十五军和暂三军各一个师为二梯队在大同随时准备增援。傅充分发挥骑兵在塞外的作用,令董部绕由长城外荒芜之地向张家口以北疾进,保证了行动的迅捷与出人意外。由于中共事先估计傅部出动将在怀来攻下之后,援军将走平绥路,而且援军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西线部队大部位于平绥路待命,不料傅部避开铁路,由北面直扑而来,9月27日袭占兴和,10月6日占尚义,8日傅部骑兵直下张北,中共守城部队只有一个连,不得不退出。张北位于张家口以北不过百余里,此处一失牵动张家口形势顿趋紧张。东西线中共部队临时调动已缓不济急,10日傅部进至长城要隘狼窝沟,张家口完全处于其威胁之下,当晚中共晋察冀各机关仓促撤离,次日,傅部进入张家口。
张家口既失,平绥路阻击战也失去意义,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国民党西线部队于12日占宣化,东线部队于13日占怀来,14日在宣化东会师,打通了平绥路。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展,至11月初,北线先后攻占了商都、新明、康保、宝昌等地,使热、察、绥三地交通得以贯通;南线则占领了蔚县、广灵、阳原等地,使大同周边态势得以改善。
张家口作战实际是大同、集宁作战的延续,对国民党而言,打下张家口是其既定目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同和张家口先后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调动了早就想向华北中心腹地发展的傅作义的积极性,傅则运用了适当的战略战术,并充分发挥了奇兵的作用[16]。因为傅作义的部队多年跟随他,彼此熟悉,指挥运用得当,协同能力明显好于所谓中央军[17]。几仗打下来,傅作义颇为自负,他在部队长会议上声称:“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18]他还特意让其新闻处副处长阎又文捉刀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自吹自擂:“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19]
对中共而言,张家口是中共所占的有数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有了撤离的准备,但在东线阻击成功的情况下,为傅作义部所乘,导致张家口的过早丢失,确有失误之处。内战开始,华北几仗中共部队打得都不理想,“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20]。事后总结,罗瑞卿的意见可为代表:失利原因,“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作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21]。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及在此前后占领安东等城,使当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控制区城市数达到63座,可称其进攻的顶点。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张家口收复后,冀察热绥以及晋北均可联系起来,对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当有记者问及内战前景时,陈诚自负地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22]。但张家口之战的影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共以国民党军是否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能否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得意之余,宣布如期召开国大,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口之战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
大同、张家口作战是华北战场北线的西路,华北战场北线的东路是热河作战,不过热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国共双方在此的作战都由东北方面负责,而又与华北密切相关。
承德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攻击重点之一,还在上年底,承德即发生激烈战斗,只是由于停战令的颁布,才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为此,东北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一直心有不甘。关内打响之后,国民党在东北方面暂时维持了和局,而将东北部分兵力转用于热河,企图拿下承德,截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之间的联系,并保证东北的侧翼安全。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热河的行动调动了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又加上了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三个军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则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七个旅,就军事实力而言,显然不及对手,因此中共也没有准备在承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硬拼。8月下旬,第十三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28日,十三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第十三军负责热河守备,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转向冀东卢龙、迁安方面进攻,第十一战区出动第十六、九十二军由平北之怀柔、密云向平谷、遵化进攻,九十四军由唐山向丰润、玉田进攻,整六十二师由滦县向乐亭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中共部队,安定东北后方和平津侧翼。至9月底,国民党军在冀东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张家口作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以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出动配合作战。10月7日,十三军攻占围场,然后转向西进,12日占领多伦,17日占领沽源,与察境之国民党军打通联系,同时九十三军于10日占领了热河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然而就全盘战局而言,热南冀东的作战并不是国共双方关注的重点。
2.南线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主要指以豫东、豫北、鲁西南为中心,包括晋南部分地区的作战地域。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刘峙所辖兵力为主,并得到徐州绥署薛岳部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承担该线作战任务。由于该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北线、华东和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双方在此线的作战,除了攻与防之外,还有牵制、配合其他战场作战的目的。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根据其全盘部署,赋予晋冀鲁豫刘邓部的任务是,“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开(封)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一波)负担”[23]。此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徐州和郑州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分散国民党军兵力,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区的联系,从而配合华东以至全国战场的作战。根据这个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首先出击豫东。
国民党在豫东的兵力部署极为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和六十八师及一些地方部队,分布在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豫东广大地区。“惟因正面过广,处处形成空隙;且地当徐、郑两绥署之结合部……仓促应变,难期发挥统合战力”[24]。8月10日夜,刘邓以三个纵队分左、右两路向陇海路沿线突然出击,当夜左路攻占砀山,右路攻占兰封,控制了百余公里铁路沿线地区。随后继续南下豫东,半月内连占杞县、虞城、通许等地。迫使国民党调华东战场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在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分从东西两面驰援。在国民党东西对进的军事压力下,加之“作战半月,伤亡五千余,已感疲惫,亟待休整”[25],刘邓部队遂撤回陇海路北,结束了此次作战行动。
陇海路两侧战事虽告一段落,但蒋介石判断“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因此于8月底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发起对中共冀鲁豫区的攻势[26]。国民党军队摆出钳形攻击态势,东线以徐州绥署所属之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五军、整十一师及新二十一旅,自虞城、砀山一线向北出动;西线以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区孙震部整三、四十七师为左翼兵团,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为右翼兵团,自考城、兰封一线向北出动,另以整四十一师自长垣东进,掩护北侧安全,各部进攻的中心目标是中共冀鲁豫区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为了显示进攻决心,刘峙将郑州绥署前进指挥所设于攻击出发地考城,将第四、五绥区司令部由许昌和驻马店前移至兰封和开封,就近督导攻势。8月底9月初,东西两线部队开始攻击前进。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刘邓以整三师为打击重点。因为西线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及东线(两个师不过1.7万余人),整三师又是其中唯一的嫡系部队,如能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聚而歼之,估计其余各部将知难而退。为此,刘伯承、邓小平调回原在豫北的一个纵队,集中全部主力四个纵队,预备在鲁西南歼灭整三师。恰于此时,刘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攻击途中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他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到二十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相距至少也在三十公里开外。事为中共部队侦知后,刘邓立即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地区,提前开始围歼整三师的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诱使整三师进入定陶西南天爷庙预设地区,以第二、六纵队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三师被围,急令各部迅速增援,但为晋冀鲁豫阻击部队所阻,整四十七师离整三师不到十里,仍未能会合。整三师方面,战至6日晨,大部被歼,师长赵锡田见增援无望,于当日午后率余部突围,结果于混乱中全军覆没,赵本人被俘[27]。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追击,又歼灭退却中之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至9月8日,国民党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定陶战役,国民党损失一个整编师及二个旅,共1.7万余人,被中共誉为“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28]。此役之败,国民党指挥无能、协调不周、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刘峙轻率下令改变攻击目标,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而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增援部队又迟迟不能到位(最近者不过相距五公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结局。国民党统帅部恼怒于刘峙的指挥无能,于9月14日下令免去他的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
由于中共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9月初起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接着,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北、南两路,沿菏泽、济宁公路自西向东行动,作战目标进一步指向巨野、嘉祥。由于整十一师态势稍为突出,部署较分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以一个纵队牵制第五军,集中三个纵队寻歼整十一师。9月29日,第五军首先与阻击部队接战,晋冀鲁豫二纵以龙堌集为核心,顽强抵抗十天,第五军前进不过十余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三、六、七纵从10月3日开始攻击整十一师,因整十一师几次变更部署,攻击扑空。6日,晋冀鲁豫三、七纵猛攻张凤集,与守军1团展开逐屋争夺,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均有惨重损失。奉令解救的第五军激战竟日,终未有大的进展。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对第五军进展缓慢甚为不满,如果不是整十一师战斗力较强,必定重演定陶战役之一幕。结果整十一师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于次晚以两个团接应张凤集守军余部突围而出,全师集中一处,方免被歼之命运。此后,国民党统帅部感到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将其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郑州绥署于10月下旬集中八个整编师兵力,继续在鲁西南追踪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甄城以南歼其一个旅后,主力避其锋芒,主动撤过黄河,至濮阳一带休整。
在晋南战场,郑州绥署所属的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四个师,北渡黄河自运城沿同蒲路北进,期与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在晋南作战,任务是夺取同蒲路南段若干县城,沟通与晋绥区的联系[29]。7月上旬,胡宗南部进入山西,连续占领同蒲路上之闻喜、侯马、曲沃等地。陈赓部首先于7月中旬歼其一个旅,接着于8月下半月在同蒲路南段临汾以北地区,连续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又于9月24日在临汾、浮山公路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一师第一旅五千余人。不出3月,陈赓部三战三捷,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陈赓因而和粟裕一道被誉为中共新起的军事家。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为巩固平汉、陇海两路安全,策应鲁西南作战,由整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四个师,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等地,再于10月中旬占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城,下旬占领鹤壁,结束了豫北作战。
华北南线以鲁西南为中心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二十五座,并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抑制在黄河以北,但国民党军队为此被牵制诸多兵力,战略上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其战史承认:“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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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线作战
华北北线国民党军分为第二(山西)、第十一(河北)、第十二(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战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在华北除了晋南和豫北有攻势外,其他地区暂取守势。中共方面,赋予华北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四个纵队主力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将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可西接陕甘宁,东接东北,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因此,中共中央强调此一计划“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1]。就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中共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显然脱离了实际,同时高估了己方力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
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和晋绥军区贺龙等负责人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则兵力不易集中,建议先打大同,再战平汉路,末战正太路。大同位于国民党华北三个战区的结合部,其兵力调动不易迅捷,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晋北作战,大同已陷于孤立,如攻下大同,则晋绥到晋察冀的交通得以畅通,并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大同为著名煤都,三面环山,筑有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易守难攻。守军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的三个师及零散部队两万余人。楚溪春判断中共部队为有备而来,而大同至太原铁路已断,增援不能北上,东西援军则分属另两个战区,能否及时赶到难以预料,因此作了困守的准备,事先即储存了大量粮弹。大同城池设防坚固,阎锡山部队接收后,增挖深12米、宽16米外壕一道,并以暗道通入城内,同时筑有侧防工事,控制壕内。城外要点均以碉堡和壕沟构成防线[2]。防守部署考虑到“若将兵力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虑”,因此要求“选择要点而占领之”,主动放弃了若干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划定责任区据守[3]。尽管大同守军成分复杂,建制混乱(两万人的部队,单位则有七八个之多),但在一定的协调准备之下,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作为大同攻击战的序战,7月20日,中共晋察冀部队开始攻击应县,但历时20天攻击四次未克(后来直至大同战役结束也未能攻下),此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贺龙等人,提出:“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同时,他还请自北平回晋察冀的罗瑞卿向聂、贺等人转达了他的先打平汉路的意见[4]。然而毛泽东的提醒和意见未能引起前线将领应有的注意。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大同已成孤城,守军战斗力不强,估计一个月内可以解决战斗。会后调集了晋察冀五个旅和晋绥四个旅的兵力,以四个旅攻城,五个旅打援,战役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实际上这九个旅并非全建制参战,尤其是攻城部队总人数不到两万人,与大同守军人数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由于整个作战准备时间不够充分,又是两个方面联合作战,联络不能得心应手,为失利埋下了伏笔。
8月初大同攻击战打响。中共部队经一周作战,基本攻克了外围据点,守军收缩至城郊。14日,中共部队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攻击,由于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但“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5]。直到9月4日,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因为阎锡山困守太原,自顾不暇,8月9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告以“大同部队应归兄指挥,如此则调配补给皆易生效,如兄以为可,则中即电阎长官照办,此乃有益大局之事,兄自无须推辞也。……至如何空运交警部队及武器增援,请兄主持定夺,概可照办”。次日蒋电阎锡山称:“大同情势日急,该处作战似由绥远方面负责指挥为便,……中意大同方面之指挥,就近暂归第十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为宜。”[6]此在蒋为一举两得,既可促傅速援,解大同之围,又可在傅、阎间打入一个楔子,便于居间运用。此着果然生效。傅作义因大同划归自己指挥,增援颇为积极,而阎锡山因大同危在旦夕,对这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也不便表示什么。8月底,傅作义在先派出一个交警大队空运大同后,下达了增援大同的作战计划,“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附近,予以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中路以暂三军攻击平绥路之卓资山,北路以暂骑第十二、十四纵队攻击集宁,南路以三十五军攻击归绥丰镇公路上之香火地,俟后会合攻击丰镇,解大同之围[7]。
9月1日,傅作义各部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未估计傅部会全力援大同,打援准备不足,部队猝不及防,5日傅部暂三军占领卓资山,由于其他各部距离尚远,傅改令暂三军攻击集宁。面对傅部积极东援的态势,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对大同暂取围困之势,集中七个旅四万部队打击傅军。7日,暂三军绕道进抵集宁城下,发起攻击,而中共部队因联络不畅,8日晚才得知此信息,随后各部陆续到达集宁四周,自10日起双方在集宁城郊展开激战。傅部一面抵抗,一面攻城,各据点有反复争夺至五六次者,由于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9日,傅部主力三十五军到达卓资山集结,然因情况不明,未能及时向集宁前进,暂三军陷于苦撑之境,由于空军的支持,也由于中共部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使其得以稳住阵脚。
12日,傅部三十五军一○一师开始东进增援,暂三军一部攻入集宁城内,此时中共部队如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集宁暂三军,则形势有利,但此时前指决定调兵打击三十五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因为是临时决定,部署、协同、联络等问题均不能及时解决,甚至连对手的位置也不十分清楚,结果打援计划未能实现,集宁战场也陷于胶着。这是中共部队此役关键的一次失误,傅作义其后总结时认为:“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一个是侥幸。”[8]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13日中共前指决定撤出集宁。聂荣臻认为“我如仍以重兵屯驻于大同坚墙之下,已属不利”,因而“决心撤除围攻大同之部队,以便迅速休整,准备执行新任务”[9]。大同遂于16日撤围。
大同、集宁作战,中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集中兵力并确定作战重点。中共在大同战场的兵力本居一定优势,但由于重在攻城,且对国民党军队守城决心与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攻城战术有误,导致久攻不克。在集宁作战中,又未能集中兵力一鼓而下,轻率分兵,导致战场形势胶着,不得不撤出战斗。聂荣臻这样评价大同战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起初虽然我们部署了五个旅准备对付傅作义的增援,但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再加上后来集宁方面战场指挥的错误,就导致了这次战役的失利。”[10] 当时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认为:“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11]
中共大同作战失利,立即导致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处于危境之中。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订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以收复张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截断共匪国际通路之目的,以十一、十二两战区主力,分沿平绥路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向张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分别进出赤峰、围场及独石口各附近,策应张垣攻势,并遮断匪北窜退路,将匪包围而歼灭之”[12]。根据此一计划,东线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第十六军由南口、五十三军由怀柔进攻张家口,九十四军集结于沙河,准备出击怀来南侧,对张家口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军率先出动,于9月29日起,从南口、青龙桥向怀来方向攻击前进。
自大同作战失利后,中共即已估计国民党军将向张家口发起进攻,面对对手的东西夹击战略,兼之己方部队因大同之战伤亡较大,甚为疲劳,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本“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然而,由于华北方面初战不利,中共中央指示“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13]。遵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二个纵队置于东线,以一个纵队置于西线,另以一个纵队出击平汉路,准备以防御作战结合运动作战,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
9月30日,国民党第十六军进占平绥路要点康庄,并经整顿后于10月3日开始猛攻怀来,中共部队一面节节抵抗,一面发起运动反击,致十六军苦战一周而仍无进展。此时,五十三军经激战于11日占领延庆,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进至怀来南之长城线。就在东线激战之时,西线傅作义部却坐山观虎斗,按兵不动。傅作义曾于9月24日飞大同视察后致电蒋介石,称:“大同守军经四十余日之苦战,均已疲惫不堪,且该部素乏攻击训练,势难再赋予第二任务。”[14]傅明知蒋已令其攻击张家口而如此说,一面是对他增援大同期间第十一战区不予配合行动表示不满,一面也是借机向蒋提高要价,而蒋也只有重施故伎,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诱使傅积极行动。
傅作义在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积极部署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企图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而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顷,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15]。他采取声东击西战法,一方面令部下在大同扩大番号,采办军需,造成将由大同沿平绥路正面东援的假象,而以董其武指挥三十五军的二个师和暂三军一个师及骑兵集团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进行演练准备,并以三十五军和暂三军各一个师为二梯队在大同随时准备增援。傅充分发挥骑兵在塞外的作用,令董部绕由长城外荒芜之地向张家口以北疾进,保证了行动的迅捷与出人意外。由于中共事先估计傅部出动将在怀来攻下之后,援军将走平绥路,而且援军数量不会很大,因此西线部队大部位于平绥路待命,不料傅部避开铁路,由北面直扑而来,9月27日袭占兴和,10月6日占尚义,8日傅部骑兵直下张北,中共守城部队只有一个连,不得不退出。张北位于张家口以北不过百余里,此处一失牵动张家口形势顿趋紧张。东西线中共部队临时调动已缓不济急,10日傅部进至长城要隘狼窝沟,张家口完全处于其威胁之下,当晚中共晋察冀各机关仓促撤离,次日,傅部进入张家口。
张家口既失,平绥路阻击战也失去意义,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国民党西线部队于12日占宣化,东线部队于13日占怀来,14日在宣化东会师,打通了平绥路。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展,至11月初,北线先后攻占了商都、新明、康保、宝昌等地,使热、察、绥三地交通得以贯通;南线则占领了蔚县、广灵、阳原等地,使大同周边态势得以改善。
张家口作战实际是大同、集宁作战的延续,对国民党而言,打下张家口是其既定目标,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同和张家口先后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调动了早就想向华北中心腹地发展的傅作义的积极性,傅则运用了适当的战略战术,并充分发挥了奇兵的作用[16]。因为傅作义的部队多年跟随他,彼此熟悉,指挥运用得当,协同能力明显好于所谓中央军[17]。几仗打下来,傅作义颇为自负,他在部队长会议上声称:“无论如何今天和共产党作战,比过去和日本人打仗,容易的太多了。”[18]他还特意让其新闻处副处长阎又文捉刀起草了一份《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自吹自擂:“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19]
对中共而言,张家口是中共所占的有数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有了撤离的准备,但在东线阻击成功的情况下,为傅作义部所乘,导致张家口的过早丢失,确有失误之处。内战开始,华北几仗中共部队打得都不理想,“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20]。事后总结,罗瑞卿的意见可为代表:失利原因,“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作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21]。
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以及在此前后占领安东等城,使当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控制区城市数达到63座,可称其进攻的顶点。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作了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张家口收复后,冀察热绥以及晋北均可联系起来,对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当有记者问及内战前景时,陈诚自负地说,如果迫不得已而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22]。但张家口之战的影响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中共以国民党军是否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能否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得意之余,宣布如期召开国大,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此再无挽回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家口之战是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标志性战役之一。
大同、张家口作战是华北战场北线的西路,华北战场北线的东路是热河作战,不过热河位于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国共双方在此的作战都由东北方面负责,而又与华北密切相关。
承德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攻击重点之一,还在上年底,承德即发生激烈战斗,只是由于停战令的颁布,才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前进,为此,东北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一直心有不甘。关内打响之后,国民党在东北方面暂时维持了和局,而将东北部分兵力转用于热河,企图拿下承德,截断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大区之间的联系,并保证东北的侧翼安全。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热河的行动调动了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又加上了第十一战区的第五十三军,共三个军的兵力,而中共部队则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七个旅,就军事实力而言,显然不及对手,因此中共也没有准备在承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硬拼。8月下旬,第十三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28日,十三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第十三军负责热河守备,五十三军和九十三军转向冀东卢龙、迁安方面进攻,第十一战区出动第十六、九十二军由平北之怀柔、密云向平谷、遵化进攻,九十四军由唐山向丰润、玉田进攻,整六十二师由滦县向乐亭进攻,企图全面解决冀东中共部队,安定东北后方和平津侧翼。至9月底,国民党军在冀东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张家口作战期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以第十三军和九十三军出动配合作战。10月7日,十三军攻占围场,然后转向西进,12日占领多伦,17日占领沽源,与察境之国民党军打通联系,同时九十三军于10日占领了热河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然而就全盘战局而言,热南冀东的作战并不是国共双方关注的重点。
2.南线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主要指以豫东、豫北、鲁西南为中心,包括晋南部分地区的作战地域。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刘峙所辖兵力为主,并得到徐州绥署薛岳部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承担该线作战任务。由于该区域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北线、华东和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双方在此线的作战,除了攻与防之外,还有牵制、配合其他战场作战的目的。
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根据其全盘部署,赋予晋冀鲁豫刘邓部的任务是,“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开(封)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一波)负担”[23]。此一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徐州和郑州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分散国民党军兵力,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区的联系,从而配合华东以至全国战场的作战。根据这个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个纵队首先出击豫东。
国民党在豫东的兵力部署极为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和六十八师及一些地方部队,分布在陇海路开封至黄口段及豫东广大地区。“惟因正面过广,处处形成空隙;且地当徐、郑两绥署之结合部……仓促应变,难期发挥统合战力”[24]。8月10日夜,刘邓以三个纵队分左、右两路向陇海路沿线突然出击,当夜左路攻占砀山,右路攻占兰封,控制了百余公里铁路沿线地区。随后继续南下豫东,半月内连占杞县、虞城、通许等地。迫使国民党调华东战场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在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分从东西两面驰援。在国民党东西对进的军事压力下,加之“作战半月,伤亡五千余,已感疲惫,亟待休整”[25],刘邓部队遂撤回陇海路北,结束了此次作战行动。
陇海路两侧战事虽告一段落,但蒋介石判断“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因此于8月底下令徐州、郑州两绥署发起对中共冀鲁豫区的攻势[26]。国民党军队摆出钳形攻击态势,东线以徐州绥署所属之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率第五军、整十一师及新二十一旅,自虞城、砀山一线向北出动;西线以郑州绥署所属第五绥区孙震部整三、四十七师为左翼兵团,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为右翼兵团,自考城、兰封一线向北出动,另以整四十一师自长垣东进,掩护北侧安全,各部进攻的中心目标是中共冀鲁豫区的中心城市菏泽和定陶。为了显示进攻决心,刘峙将郑州绥署前进指挥所设于攻击出发地考城,将第四、五绥区司令部由许昌和驻马店前移至兰封和开封,就近督导攻势。8月底9月初,东西两线部队开始攻击前进。
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刘邓以整三师为打击重点。因为西线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及东线(两个师不过1.7万余人),整三师又是其中唯一的嫡系部队,如能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聚而歼之,估计其余各部将知难而退。为此,刘伯承、邓小平调回原在豫北的一个纵队,集中全部主力四个纵队,预备在鲁西南歼灭整三师。恰于此时,刘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是因为攻击途中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他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到二十余公里,与其他部队相距至少也在三十公里开外。事为中共部队侦知后,刘邓立即决定改变原定作战时间与地区,提前开始围歼整三师的行动。
9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诱使整三师进入定陶西南天爷庙预设地区,以第二、六纵队为右集团,第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实施向心攻击。刘峙得知整三师被围,急令各部迅速增援,但为晋冀鲁豫阻击部队所阻,整四十七师离整三师不到十里,仍未能会合。整三师方面,战至6日晨,大部被歼,师长赵锡田见增援无望,于当日午后率余部突围,结果于混乱中全军覆没,赵本人被俘[27]。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追击,又歼灭退却中之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个旅。至9月8日,国民党军退回进攻出发地。定陶战役,国民党损失一个整编师及二个旅,共1.7万余人,被中共誉为“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28]。此役之败,国民党指挥无能、协调不周、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刘峙轻率下令改变攻击目标,导致战线出现漏洞,而在一部被围的情况下,增援部队又迟迟不能到位(最近者不过相距五公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结局。国民党统帅部恼怒于刘峙的指挥无能,于9月14日下令免去他的郑州绥署主任职务,改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郑州绥署主任。
由于中共的攻击重点在西线,东线国民党军的行动较为顺利,9月初起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12日攻占定陶,20日攻占菏泽,完成了预定作战目的。接着,第五军和整十一师北、南两路,沿菏泽、济宁公路自西向东行动,作战目标进一步指向巨野、嘉祥。由于整十一师态势稍为突出,部署较分散,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以一个纵队牵制第五军,集中三个纵队寻歼整十一师。9月29日,第五军首先与阻击部队接战,晋冀鲁豫二纵以龙堌集为核心,顽强抵抗十天,第五军前进不过十余里。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三、六、七纵从10月3日开始攻击整十一师,因整十一师几次变更部署,攻击扑空。6日,晋冀鲁豫三、七纵猛攻张凤集,与守军1团展开逐屋争夺,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均有惨重损失。奉令解救的第五军激战竟日,终未有大的进展。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对第五军进展缓慢甚为不满,如果不是整十一师战斗力较强,必定重演定陶战役之一幕。结果整十一师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于次晚以两个团接应张凤集守军余部突围而出,全师集中一处,方免被歼之命运。此后,国民党统帅部感到鲁西南作战地域分属两个绥署在指挥上的不便,将其全部划归郑州绥署指挥。郑州绥署于10月下旬集中八个整编师兵力,继续在鲁西南追踪刘邓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甄城以南歼其一个旅后,主力避其锋芒,主动撤过黄河,至濮阳一带休整。
在晋南战场,郑州绥署所属的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四个师,北渡黄河自运城沿同蒲路北进,期与介休南下的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打通同蒲路南段;中共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在晋南作战,任务是夺取同蒲路南段若干县城,沟通与晋绥区的联系[29]。7月上旬,胡宗南部进入山西,连续占领同蒲路上之闻喜、侯马、曲沃等地。陈赓部首先于7月中旬歼其一个旅,接着于8月下半月在同蒲路南段临汾以北地区,连续攻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五城,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又于9月24日在临汾、浮山公路全歼了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一师第一旅五千余人。不出3月,陈赓部三战三捷,受到中共中央的嘉奖,陈赓因而和粟裕一道被誉为中共新起的军事家。
豫北战场,郑州绥署为巩固平汉、陇海两路安全,策应鲁西南作战,由整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四个师,先于9月底占领了平汉路东的道口、浚县等地,再于10月中旬占领平汉路西的焦作、博爱、沁阳等县城,下旬占领鹤壁,结束了豫北作战。
华北南线以鲁西南为中心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二十五座,并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抑制在黄河以北,但国民党军队为此被牵制诸多兵力,战略上也未达成其预期目的。其战史承认:“国军两绥署投入之兵力达三十余万,以优势战力居外线之有利态势……惜因缺乏统一之指挥、齐一之行动,虽屡有斩获,但亦损兵折将。”[30]
发布时间：2024-03-29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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