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北战争爆发之后,国共商谈没有进展,6月停战令到期前后,国内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声。在这样的呼声下,国内一度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反战活动。
6月8日,以马叙伦领衔,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马寅初、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内称:“国内人情,莫不深厌战祸,盖中国既为世界政局未来之枢轴,而战焰复燃,足以外召凌侮,内致崩离,公论皆谓抗战已终,一切皆属内政问题,自宜揠息干戈。”[1]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2],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止内战。车至镇江,即有自称为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车纠缠,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受到名为苏北难民代表实为国民党组织人员的围攻。据马叙伦日记所记,由于请愿代表不听这些人的鼓噪,车站内“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包,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3]。民盟在向国民党的抗议中指称:“在场军警时多时少,时远时近,始终不为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时拖延至夜深十二时,前后历时五小时余,以首都重地,军警如林,而不能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窃不能不怀疑吾人为有政府抑为无政府。此断非可以防范疏忽等论调推卸责任者。”[4]请愿团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请愿不要再打内战。蒋介石告诉他们,“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5]。然不及一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更严重的事件接踵而来。
7月中旬,在全面内战的低压气氛中,云南省会昆明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引起国内各党派、一般民众和舆论界的震惊和广泛关注。11日晚,战前以“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偕夫人外出访友并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四天之后,15日下午,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回家途中遭暗杀而逝。出事前,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临出门前,他又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6]结果,闻一多以身殉言,终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案发后,昆明形势空前紧张,民盟在滇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至美国领事馆暂避,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则被查禁。
这两次暗杀发生在昆明不是偶然的,昆明长期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龙为了与蒋抗衡,对民盟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赞助态度,兼之因抗战而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昆明成为民主派活动的基地,久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赴越接收迫龙云下台,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学生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派活动失去奥援,又值国内形势紧张之际,云南国民党当局遂有此举。从5月份起,昆明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刊物即不断传出对民盟以至李、闻二人不利的谣言,诸如民盟成员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李公朴携款到滇等等,且越传越甚,情节已至离奇程度。迫使民盟云南支部不得不于6月底连续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民盟所持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团体[7]。然此种表示并未使云南的主政者有所收敛,各种谣言、威胁仍不断出现。案发地点附近,军警机关密布,但却无人出而过问,刺闻更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后凶手从容登车而去,可见这决非一般凶案。
李闻案发之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内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李闻案又有明显的国民党方面背景,此一行动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当政的国民党难辞其咎。李闻案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大公报》在社评中写道:“李公朴这个人,本如鸿毛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使李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8]当事主角民盟由其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声明此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9]。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直接批评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10]不仅如此,这两次暗杀事件,原因出于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11],从而不能不导致民盟为自身利益向中共进一步靠拢,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在7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盟代表批评国民党拒绝再开政协会议为最重要的错误,要求立即恢复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后,民盟又批评蒋介石8月14日的文告,认为政协决议之所以未能实行,执政党比在野党之责任为大,文告所提方针完全违反政协决议,并举李闻案为例,“在此事存在之下,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不批评中共时,梁漱溟称,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12]。可以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国民党方面策划李、闻案,本想打击反对派,但就政治影响而言,此事对国民党可谓因小失大,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却导致其政治形象的下降。
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对李、闻案的强烈反应,使国民党当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内心里,它无疑支持至少默认这样的举动,而表面上,它又不能不应付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以至蒋介石出面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抗议,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姿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抵昆明查办此事。8月2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下令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警总特务营三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以闻案凶手罪名被处死刑,此一震惊全国的大案暂告一段落[13]。
反对内战的和平运动的进行,无论参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不能不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中共则持支持态度,许多反战活动本身就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建议,得到同意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的。从请愿代表的产生、请愿口号的选定,到请愿的具体方式、欢送队伍的组织等等,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具体操办的[14]。国民党对反战和平运动当时还不便公开镇压,只好采取暗中活动或特务活动方式进行破坏,而这又与民众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呼声站在了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在争取民众的工作中失了重要一分。如当时舆论所言,国民党的行为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处境实在尴尬。
1946年底反美运动的爆发,更使刚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国民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沈崇,在北京城中心的东长安街东单操场附近,被美军士兵强奸。自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后,美军士兵恃强凌弱、行为不检之举所在多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正值中美商约刚刚签订不久,舆论对商约确立的美国对华经济优势多有批评,使社会上形成对美不利印象。恰恰“沈崇案”发,又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文化首都的北平,最高学府的北大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年青女学生身上”[15],立即引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并进而扩散到社会。使社会的对美不满情绪找到一个发泄点,经过传媒的广为传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次反美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沈崇案”后,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控诉“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告同胞书提出应严惩凶手并由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16]。这样的要求为此次运动定下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北大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北平以及全国大中学校的支持。12月30日,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导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北平行辕请愿,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反美学潮得到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北大名教授沈从文、周炳琳、钱端升、朱光潜、向达等48人得知“沈案”之后,致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17]。清华大学教授绝大多数赞成罢课和游行,朱自清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吴晗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18]。他们对此事的反感与抗议,不能不牵涉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从而演变为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诉求。向达认为,国大闭幕宪法制完就应该也算民主了,宪法的兑现程度如何,就要进行考验了。张奚若表示,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民盟在公开表态中认为,美军一日不离中国,此种暴行一日不会中止。美军在华无必要,应即退出中国[19]。全国各报亦对学生行动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出于公众反应既不能公开镇压,考虑到对其极为重要的对美关系又不能听之任之,处境颇为尴尬。蒋介石对于学潮的处理原则是: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20]。这种力图将此事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处理原则,不能化解公众激烈的情绪,负责具体处理的国民党官员又奉命惟谨,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应付公众情绪,反而刺激了运动的扩大。北平市政府虽于27日对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严肃纪律,但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当局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这种态度极易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国度[21]。国民党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出语荒唐,先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为了“威信”又予否认,但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各校且有此事为中共“阴谋”的传单出现。此种言论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22],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无方,是学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处在风暴漩涡中心的北平各大学当局,显然不能完全按国民党的解释行事。刚刚开完国大、在学生游行当天才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态度较为温和,他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23]。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对学生行动均表示同情。梅贻琦在北平学生游行当天上午,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由于学校当局的态度,北平游行得以顺利进行[24]。直到反美游行高潮过后,1947年1月4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对各地发出通令: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25]。
反美学潮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领导。“沈崇案”发后,北平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认为,时机非常有利,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他们因此进行了发动学生、组织反美抗议运动的工作[26]。中共中央得知北平反美学潮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国统区组织,在各大城市尽量发动游行示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全面内战爆发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以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后方,打破国民党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反美学潮即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27]。连马歇尔都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虽然无疑有共产党的参加和鼓动,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一个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28]。反美学潮过后,1月28日,成立了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3月8日,进而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两会的宣言中都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29]。将反美学潮的政治诉求又推进了一步,为五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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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以马叙伦领衔,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马寅初、茅盾、巴金、许广平、周建人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内称:“国内人情,莫不深厌战祸,盖中国既为世界政局未来之枢轴,而战焰复燃,足以外召凌侮,内致崩离,公论皆谓抗战已终,一切皆属内政问题,自宜揠息干戈。”[1]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2],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止内战。车至镇江,即有自称为苏北难民代表的人上车纠缠,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受到名为苏北难民代表实为国民党组织人员的围攻。据马叙伦日记所记,由于请愿代表不听这些人的鼓噪,车站内“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包,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3]。民盟在向国民党的抗议中指称:“在场军警时多时少,时远时近,始终不为有效之制止,以致自晚七时拖延至夜深十二时,前后历时五小时余,以首都重地,军警如林,而不能维持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窃不能不怀疑吾人为有政府抑为无政府。此断非可以防范疏忽等论调推卸责任者。”[4]请愿团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请愿不要再打内战。蒋介石告诉他们,“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5]。然不及一月,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更严重的事件接踵而来。
7月中旬,在全面内战的低压气氛中,云南省会昆明连续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引起国内各党派、一般民众和舆论界的震惊和广泛关注。11日晚,战前以“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偕夫人外出访友并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途中遇刺身亡。四天之后,15日下午,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的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回家途中遭暗杀而逝。出事前,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表示“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临出门前,他又说:“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6]结果,闻一多以身殉言,终于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案发后,昆明形势空前紧张,民盟在滇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至美国领事馆暂避,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则被查禁。
这两次暗杀发生在昆明不是偶然的,昆明长期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龙为了与蒋抗衡,对民盟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赞助态度,兼之因抗战而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昆明成为民主派活动的基地,久为国民党所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赴越接收迫龙云下台,西南联大准备复员,学生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派活动失去奥援,又值国内形势紧张之际,云南国民党当局遂有此举。从5月份起,昆明各种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刊物即不断传出对民盟以至李、闻二人不利的谣言,诸如民盟成员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李公朴携款到滇等等,且越传越甚,情节已至离奇程度。迫使民盟云南支部不得不于6月底连续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民盟所持为“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团体[7]。然此种表示并未使云南的主政者有所收敛,各种谣言、威胁仍不断出现。案发地点附近,军警机关密布,但却无人出而过问,刺闻更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后凶手从容登车而去,可见这决非一般凶案。
李闻案发之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内政治空气空前紧张,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李闻案又有明显的国民党方面背景,此一行动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当政的国民党难辞其咎。李闻案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应。《大公报》在社评中写道:“李公朴这个人,本如鸿毛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使李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8]当事主角民盟由其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声明此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9]。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直接批评其“惟凶手特务,敢于横行无忌,如此发纵指使,必有背景,主席于事先,似不应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为纠正防范,而奉令缉凶者,又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则执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责,则天下人对主席保障人权之诺言,讵敢相信!如谓此类暴行,并无背后指使,则特务行动,自由如斯,所谓纪律者又安在?”[10]不仅如此,这两次暗杀事件,原因出于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11],从而不能不导致民盟为自身利益向中共进一步靠拢,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在7月15日民盟政协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盟代表批评国民党拒绝再开政协会议为最重要的错误,要求立即恢复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从而与中共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后,民盟又批评蒋介石8月14日的文告,认为政协决议之所以未能实行,执政党比在野党之责任为大,文告所提方针完全违反政协决议,并举李闻案为例,“在此事存在之下,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当有人问民盟为什么不批评中共时,梁漱溟称,在此一致争取和平之时,目标一致,不能批评[12]。可以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国民党方面策划李、闻案,本想打击反对派,但就政治影响而言,此事对国民党可谓因小失大,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反却导致其政治形象的下降。
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对李、闻案的强烈反应,使国民党当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内心里,它无疑支持至少默认这样的举动,而表面上,它又不能不应付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以至蒋介石出面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和抗议,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姿态。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抵昆明查办此事。8月2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下令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警总特务营三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以闻案凶手罪名被处死刑,此一震惊全国的大案暂告一段落[13]。
反对内战的和平运动的进行,无论参加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不能不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中共则持支持态度,许多反战活动本身就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是由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建议,得到同意后,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实施的。从请愿代表的产生、请愿口号的选定,到请愿的具体方式、欢送队伍的组织等等,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具体操办的[14]。国民党对反战和平运动当时还不便公开镇压,只好采取暗中活动或特务活动方式进行破坏,而这又与民众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呼声站在了对立面,从而使自己在争取民众的工作中失了重要一分。如当时舆论所言,国民党的行为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处境实在尴尬。
1946年底反美运动的爆发,更使刚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国民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文法组学生沈崇,在北京城中心的东长安街东单操场附近,被美军士兵强奸。自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后,美军士兵恃强凌弱、行为不检之举所在多有,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正值中美商约刚刚签订不久,舆论对商约确立的美国对华经济优势多有批评,使社会上形成对美不利印象。恰恰“沈崇案”发,又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文化首都的北平,最高学府的北大的一个名门闺秀的年青女学生身上”[15],立即引起北京大学学生的抗议,并进而扩散到社会。使社会的对美不满情绪找到一个发泄点,经过传媒的广为传布,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次反美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沈崇案”后,立即召开了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控诉“我们中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得不到平等的法律保障,犯罪的美军们一直逍遥法外,受迫害者却无从申诉,这表明了不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已被糟蹋无余,而且连生杀大权也完全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了”。告同胞书提出应严惩凶手并由美军最高当局公开道歉,同时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16]。这样的要求为此次运动定下了强烈的政治性质。北大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北平以及全国大中学校的支持。12月30日,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导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北平行辕请愿,强烈抗议美军暴行。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重庆、广州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也都先后举行了支持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
反美学潮得到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北大名教授沈从文、周炳琳、钱端升、朱光潜、向达等48人得知“沈案”之后,致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先生以教育家出任驻华大使,对此事之观感,当与吾等相同”;“望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事关吾国国民身体自由,及人格完整之保障,处置略欠允当,并足影响中美两国人民间之敦睦”[17]。清华大学教授绝大多数赞成罢课和游行,朱自清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吴晗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18]。他们对此事的反感与抗议,不能不牵涉到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从而演变为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诉求。向达认为,国大闭幕宪法制完就应该也算民主了,宪法的兑现程度如何,就要进行考验了。张奚若表示,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民盟在公开表态中认为,美军一日不离中国,此种暴行一日不会中止。美军在华无必要,应即退出中国[19]。全国各报亦对学生行动发表了大量正面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反美学潮,国民党出于公众反应既不能公开镇压,考虑到对其极为重要的对美关系又不能听之任之,处境颇为尴尬。蒋介石对于学潮的处理原则是:1.对共党扰乱我后方社会,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2.中美国交与关系,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3.统一我内部之言论行动[20]。这种力图将此事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处理原则,不能化解公众激烈的情绪,负责具体处理的国民党官员又奉命惟谨,不善以技巧性操作应付公众情绪,反而刺激了运动的扩大。北平市政府虽于27日对美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严肃纪律,但为了避免刺激美方,当局在公开表态中,一再强调“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这种态度极易引起公众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国度[21]。国民党在北大的代表人物、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出语荒唐,先训斥学生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后来为了“威信”又予否认,但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各校且有此事为中共“阴谋”的传单出现。此种言论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22],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应对无方,是学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
处在风暴漩涡中心的北平各大学当局,显然不能完全按国民党的解释行事。刚刚开完国大、在学生游行当天才回到北平的北大校长胡适,态度较为温和,他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23]。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表示,“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燕京代校长陆志韦,对学生行动均表示同情。梅贻琦在北平学生游行当天上午,主持召开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由于学校当局的态度,北平游行得以顺利进行[24]。直到反美游行高潮过后,1947年1月4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对各地发出通令: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裁判,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25]。
反美学潮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领导。“沈崇案”发后,北平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认为,时机非常有利,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他们因此进行了发动学生、组织反美抗议运动的工作[26]。中共中央得知北平反美学潮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国统区组织,在各大城市尽量发动游行示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更重要的是,全面内战爆发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以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后方,打破国民党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反美学潮即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27]。连马歇尔都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虽然无疑有共产党的参加和鼓动,但有迹象表明,示威也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一个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28]。反美学潮过后,1月28日,成立了平津学生抗暴联合会,3月8日,进而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两会的宣言中都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29]。将反美学潮的政治诉求又推进了一步,为五二○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准备了条件。
发布时间：2022-10-09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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