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间,解放军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在中原展开,贯彻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后,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极为空虚,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当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刘邓军以三个旅在皖西、二个旅在鄂东、九个旅摆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军,一面就地展开地方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跟踪而来。刘邓军集中一部兵力,于商城、光山地区,歼击战斗力薄弱的滇系整编第五十八师。但部队在无后方作战的环境下,困难很多,战斗并不顺利,引起了情绪波动和纪律松弛的现象。9月27日,刘邓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严峻地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的错误思想情绪。刘伯承要求干部打仗时,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鼓励部队战胜困难,打好仗。10月间,国民党军又以重兵对光山、新县地区的刘邓军进行合围。刘邓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展开。国民党军仓促追击,迭遭伏击。刘邓军即进克广济、望江,向长江推进。国民党军深惧解放军渡江,急调整编第四十师主力及整编第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前进。10月26日,四十师等部盲目轻进,进入蕲春以东的高山铺,遭到预伏的解放军的攻击,被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追击受阻,刘邓军得以顺利展开,并就地解决了急需的冬装。但刘邓军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部队大量减员,战斗力也大为削弱。解放军虽然两个月间占领了24座县城,建立了33个县政权,但尚不能够巩固。
解放军陈谢集团威胁潼关,国民党军分别从大别山、运城、榆林等地调兵到西安、潼关间布防,集结有十个半旅的重兵。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即令陈谢率主力东进,歼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10月2日,陈谢集团主力在铁门歼灭敌第五兵团所属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该师第六十四旅大部。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调整编第二十师到洛阳一线,在洛阳、潼关集结重兵,准备东西对进,打通陇海路。中共中央军委早就指示秦基伟的第九纵:“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1]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集团以一部兵力在陇海线牵制敌军,以主力分数路南进,“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2],创建伏牛山根据地。至11月底,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个专署和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8个军分区。
陈粟军在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之后,也向南进军。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指示陈粟:“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3]这就是说,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有的根据地已难以支持庞大的军队的需要,必须以暂时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求得解决。刘伯承指出:“晋冀鲁豫区养八十三万军队,财政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演成中央苏区结局,实有可能。因此,中原区必须开辟新区,自力更生。”[4]邓小平也指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5]
沙土集战斗后,陈粟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以主力五个纵队及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向津浦路东的泗县、灵璧等地出击。以各纵主力机动作战外,又分兵发动群众,从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新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李先念所率第十二纵队渡淮进入大别山。
在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军事形势下,国民党军原定向黄河以北进军的战略计划被打破了。10月3日,蒋介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一)勿使匪南越长江。(二)胶东、鲁南之匪既经驱逐以后,我军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三)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6]他不得不修改了渡河北进、破坏解放军华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被动地追随情况,穷于应付,指挥陷于凌乱。同解放军各战场全局战略配合、各集团独立作战相反,国民党军各战场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顾此失彼,除了中原战场之外,蒋介石对其他战场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尽管刘邓、陈粟诸部在无后方依托的外线作战过程中,战斗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从战略全局上讲,解放军正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而国民党军已无力实施其既定的战略方针。
10月间,国民党军鲁西南各部追击陈粟军,但因不明敌情,忽而调兵保卫徐州,忽而调兵到鲁西,忽而调兵到信阳、凤台、蒙城,阻击陈粟军向大别山前进。10月4日,蒋介石因东北形势吃紧,前往北平,旋赴沈阳。中原地区因蒋不在,至10月8日,竟至无法调兵:“因主席不在京,十一师用法迄未决定,如此焉能捕捉战机。”[7]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才决定十一师追击由曹市集、小涧集东进的解放军,用兵十分迟钝。至11日国防部才表示(实际上当是蒋介石):“今后只指示方针,不干涉细部。”[8]在陈粟军分散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也不能不分散运动,但攻击精神不足,难以捕捉战机。不过,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可以运用铁路运兵,机动能力很强,对解放军在新解放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曾主张打鲁西,切断中原地区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认为:“现在为物质战争,流窜无弹药、装具,即自趋灭亡。”[9]这一条虽可一度削弱解放军的战斗力,但解放军已预有准备,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在外线生存的能力显然估计不足。11月1日,蒋介石研究敌情认为:“(甲)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经济。(乙)牵制我进剿胶东。(丙)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丁)目前陈毅与陈赓匪股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他的因应计划是:“(一)进军华北,使陈毅股匪不能不回顾其根据地。(二)彻底毁灭刘伯诚〔承〕股匪以大别山作根据地之妄想,以肃清我后方大患。(三)增援榆林。”[10]但事实上,解放军南进后,威胁长江流域和作为南京门户的军事重镇徐州,他已无力抽兵北上,只能把重兵集结在中原。
11月8日起,陈粟军对陇海线徐州至兰封段、津浦线徐州南段,进行破袭战,并攻占砀山、萧县等地,威胁徐州。国民党军急从平汉线调整十一、整七十五师,从山东战场调整九、整二十五师到徐州一线,保护铁路和徐州重镇。部队长对于徐州司令部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十分不满;徐州司令部对于蒋介石“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机宜”[11]、国防部下达命令迟缓,也十分不满。蒋介石则盛怒指责徐州司令部处置不当[12],徐州司令部则埋怨部队长安全感太重,行动迟缓,骄兵悍将又不听命令。面临解放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手忙脚乱,凌乱无序。14日,蒋介石让参谋部次长刘斐传话给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徐州须稳为第一,因部队过于庞杂,恐敌人一突入,即发生混乱。”[13]15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五师自宿县乘车北上,反攻萧县,主力所乘列车在曹村遭到优势解放军的攻击,不得不后撤。至17日,陇海线被严重破坏,但徐州至蚌埠段被国民党军以重兵保护了下来。
国民党军在整四十师主力被刘邓军歼灭后,在大别山的军事态势恶化。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当天,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白崇禧,指示在九江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负责进攻大别山。白崇禧本属桂系军人,任国防部长后有职无权。蒋介石在屡败之余,形势严重之际,不能不借助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力量,企图挽回败局,这使白崇禧得以重握兵符。对于白崇禧和傅作义这样的将领,蒋介石对前线指挥,一般不干涉细部,而是控制大局,让他们独断地指挥。当然,在他们指挥下的黄埔系军队,他们也不是能够随意调动的。
蒋介石为击破刘邓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确保南京、武汉和长江航运的安全,首先调集优势兵力,拨交九江指挥所。计有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第八绥区(辖整四十六师),第五绥区(辖整五十八师),新编第五、第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十、整十一、整二十八、整八十五、整五十二(欠第八十二旅)师、整二十一师之第一四五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九、整二十五师,从郑州调整二十师南下,归入九江指挥所序列。陆军兵力共达25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作战。这样,原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大量部队调归白崇禧指挥,而白也只能分割顾的指挥权。结果,国民党政府军在中原战场的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从此遭到分割,尤其是徐州方面的军力受到严重削弱,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就前功尽弃,从此陷于被动。
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编组完成,23日到九江设立。白崇禧巡视战场后于27日到达九江,同日发表开始行使指挥权,当即集结33个旅的重兵,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命令于12月1日开始攻击。其方针为:“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14]他以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并指挥续后到达的整二十五师,为西进主力兵团,夺取英山、岳西、立煌(金寨);以第五绥靖区(辖新五、新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整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确保平汉路交通畅通,统一指挥整十、整十一、整八十五师,控制于潢川、罗山附近,阻止刘邓军北上和西进;以整九、整二十师向信阳、汉口输送,为总预备队,阻击解放军北上和西进;其余各部担任掩护和策应作战的任务。白崇禧于12月5日率指挥部前往武汉指挥,部署各军向光山地区集结的刘邓军主力合围,从此占据了武汉这一军事重镇的指挥权。
刘邓军鉴于敌军云集,山区运动不便,决定分散行动,即区分为两部,以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率第一纵队到淮西,开辟新根据地,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挥所,率主力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自8日至15日间,各纵纷纷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线进击。第六纵队一部于12月24日奔袭广济,歼敌一团。第一纵队北进时,于12月14日在光山北向店遭到整十一师十八旅的阻击,整十一师主力和整十师从龙升镇、宣化店赶来合围,一纵从砦河集突围,越信潢公路北进,第十九旅参谋长于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在分头突围中,于沙窝、双轮河一带迭遭损失,向岳西转移。二纵于8日袭击固始,歼敌一部,一度调动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从沙窝回援后,向三河尖、六安运动。内线的地方部队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军西进部队先后占领立煌、英山、浠水等地,自12月16日起,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扫荡。邓小平签发了刘邓指示的作战方针:“部队应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取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也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15]
同时,刘邓军以新近运送补给品南下的第十、十二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分别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根据地。12月6日夜,第十二纵队向守备柳林的交警第四总队发起攻击,掩护十纵在柳林南侧越路西进。十纵先头越路后,即遭到适时到达战场的整二十师等部的阻击,8日晨,整十师西进至柳林东侧,将未能通过的解放军分割包围。解放军分别向西双河、谭家河南侧突击,战斗十分激烈。十二纵机动作战,向东回撤,逸出重围,后于14日在广水、花园间越过平汉路,到达预定地区展开。十纵战斗至9日晚突出重围,于途中遭到重大损失。
大别山刘邓军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协助刘邓军在大别山坚持战斗,陈粟军集结五个纵队破袭陇海路郑州、开封、兰封段及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陈谢集团集结二个纵队破袭许昌至信阳段。自13日至22日,迭克许昌、漯河、兰封、西平等地,包围郾城。国民党军即令孙元良兵团3个整编师自郑州南下,第五兵团率整三师(欠一个团)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陆总徐州司令部及郑州指挥所,担心三师兵力薄弱,屡请调整二十师协同北上,但白崇禧的汉口指挥部不许二十师北进。陈粟军在攻击途中,分割歼灭七十五师的计划,因阻击部队遭到第五军坦克部队的突破,未能实现。20日,粟裕和陈赓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协同歼击态势突出的敌整编第三师。24日,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率整第三师到达金刚寺、祝王砦等地,向郾城增援。25日,陈粟军第三、四、一纵,陈谢集团第四、九纵,刘邓军第一纵等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分割包围,激战两日,予以全歼。29日,粟裕率部南下,攻击确山,重创整编二十师。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整十、整十一、整九师等部增援平汉线。解放军即于1948年1月2日撤出战斗。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到汉口召开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他在会上鼓励士气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他离开老巢之后,被国军不断的追击,在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敢久留,子弹粮食,打一天少一天,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他指示摧毁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方法说:“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16]不过,负责指挥大别山作战的白崇禧,虽然对战果也感到满意,但并没有如蒋介石那么自吹自擂。他认为:“一个多月来对匪第一、二、三、六、十、十二纵队均曾予打击,尤其匪第十纵队已被我大部歼灭,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我们仍应继续努力来完成清剿工作……按过去豫鄂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以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17]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形势也十分清楚,他的乐观情绪已经一扫而空。他在年底自记说:“(一)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唯听之天命而已。(二)运城失陷,实为军事上之最大损失,陇海、平汉两路中心——郑州、许昌、开封——铁道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受重大之打击,第三师几乎全部损失,莱阳被陷,未能克复,东北、华北形势皆甚紧急,本月份以军事最为不利也。”[18]他已失去信心了。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分散,邓小平指挥的二、三、六纵又回到大别山区活动。1948年1月8日,白崇禧执行分区清剿计划,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二个守备区,进行围剿堵追。其方针为:“本部以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刘匪之目的,应依各部队一定之责任地区,彼此紧密协调,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次向心清剿,压缩匪军而聚歼之。”[19]针对敌军方针,刘邓军以第二纵队转战至淮西与一纵会合,大别山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军周旋,将敌军重兵牵制在大别山区。陈粟军及淮西部队转入休整。
1947年底,中共中央给解放军中原各部队的战略任务是:刘邓“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20]。陈粟“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八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21]。陈谢“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22]。总之,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西北战场处于被动、防御战斗的时候,在中原战场尚保持着兵力的优势,对刘邓大军进行攻势作战。解放军中原各军在外线战斗过程中,面临优势敌军,在无后方作战和创造根据地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部队对反攻信心不足。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缺乏后勤保障,环境艰苦,产生了各种思想问题。有些部队纪律不好,侵犯群众利益,侵犯工商业,违反城市政策。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不能作战。同时,部队在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造成了树敌过多、脱离群众、破坏经济,给自己造成了后勤供应的严重困难,根据地也不能巩固。结果,敌人作战比以前猖狂积极。
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报告中概括了战场形势:“(一)……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
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23]
因此,中原战场作为主力战场,国共双方一时间陷入了拉锯战斗,呈相持局面,就看谁能灵活地改变用兵方向,争取战略和战斗的胜利。
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控制平汉、陇海两铁路,将豫西、豫东地区解放军分割,形成所谓“十字架”式分割。陆总徐州司令部制定作战方针说:“本部对陈毅主力采取堵截、追剿、封锁、破坏诸种手段,断其人员、物资之接济,使其野战军疲劳、饥饿、弹药缺乏、士兵逃散,易于消灭。故以现有兵力扼守郑、汴、洛、商丘各点,并掩护津浦路之安全。俟增加兵团到达,以有力一部扫荡鲁西之共军,截断其河北交通,破坏其鲁西根据地;另以一部由豫北方面向大名、濮阳、寿张间地区发展,破坏敌后方组织,以主力由平汉线项城、周家口及鹿邑、亳县间地区,三面不断围剿,使其流窜无门,战力竭蹶,而适时消灭之。”[24]
毛泽东对中原战场前敌将领,一再要求他们首先分兵建立根据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不要总是想打大仗。但前线将领在建立根据地和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方面,兼顾为难,外线作战困难重重,因而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各部集中兵力,协同作战,争取打大的歼灭战。1948年1月中旬,各部原拟集中协同行动,刘邓军也已集中,但由于陈粟军改变用兵方向,白崇禧指挥所部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军被迫重新分散行动。
鉴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兵力极端空虚,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有令叶飞、陶勇两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计划。这一计划放弃后,又有1948年8月后,让刘邓、陈粟所部抽兵渡江南下作战的战略设想。这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的优势地位未能击破,刘邓军在大别山处境不利,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采取新的战略措施。他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商量后决定,一是令粟裕率主力向南阳、襄樊方向作战,一是令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从山东南下苏北作战。关键的战略措施,则是于1月27日电示粟裕,令其“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提出了下月、4个月后、秋季渡江三个方案,供其选择,也就是在湖北地段选择渡口,进入湘西、鄂南,在湖南、江西机动作战,随后跃进至闽浙赣建立根据地,估计“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也就是迫使国民党军放弃中原战场的攻势,从而确立解放军在中原的优势地位。[25]不久又决定,粟裕率上述叶飞的第一纵队、王必成的第六纵队、陶勇的第四纵队北渡黄河先行休整,5月初再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2月间,邓小平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大别山野战部队主力,暂时离开,集中作宽大机动,便于中原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既能协同,又能独立作战。他强调指出:大别山腹地,粮食已发生困难,野战军常在边沿寻食,不能获得休整,在游击环境中,必增多消耗又减弱了野战力量。2月20日军委表示:“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26]于是,邓小平留三万兵力在大别山坚持,随即率主力渡淮休整,于24日到达临泉县境与刘伯承会合。
是年初,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也在调整部署,部分整编师改为军,二团制的整编旅改为三团制的师,充实战力。同时,以两个整编师(军)为单位,编组兵团,便于协同和指挥。但是,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不断失利,尤其是东北战局恶化,不能不于1月间决定调山东范汉杰率部到东北。这样,陆总徐州司令部的兵力更感不足,对陈粟军穷于应付。徐州司令部认为“国防部之计划空洞,无法实施,然本部计划则仅增加数点,大体不加改变”[27],所部在鲁豫皖间扫荡,毫无战果,“国军战术及战斗技术均不如共军,胜利自然渺茫”[28]。2月11日,蒋介石自记方略说:“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决照此意断行,即先以战略取攻势,而后再以战术取胜,积小胜为大胜之法制之。”[29]据郭汝瑰日记:“曹运湘由牯岭来电话谓:‘主席今后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待第二线兵团训练完成,再全面进攻’云。余以为如此则大事不可为矣,南宋偏安之局也不可得也。”[30]前引蒋介石“战略取攻势”当系“战略取守势”之误,他已气衰力竭了。
3月9日,蒋介石率国防部幕僚及蒋经国等到徐州检阅部队,同意徐州司令部以第五军、第七十五军、第八十四军为主力,穷追陈粟军第一、四、六纵队而击破之。蒋并指示:“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31]10日,蒋介石检阅第三快速纵队,并向战车第一、二、三团授旗。但国民党军对陈粟军意图不明,战斗意志消极,虽一度截断粟裕军一部,但最终只能任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北渡休整。于是,中原战场的战斗显得比较沉寂。4月19日,郭汝瑰对国防部三厅二处处长曹运湘评论战局说:“国防部将五军、十八军、五十八师、七十四师等置于无为境地,坐视共军整训壮大,不知趁此时共军黄河南岸劣势之时机予以打击,乃狗屁战术。”[32]
3月中旬,国民党军政当局召集华中绥靖会议,通过“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是:“(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33]国大期间,蒋介石在向国大代表作报告时,还在幻想采取新战略:“今后为使剿匪军事早日胜利,当着重消灭共匪兵力,因此,对于不必要的地点,在不妨碍国军进展的情形之下,将自动予以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随时以二三倍优势的力量,主动出击,歼灭共匪。”做着“肃清中原”的迷梦:“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34]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智穷力竭,这一切都已于事无济,大局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不久,解放军就在中原战场实现了战略转变,迅速确立了战略优势地位。
解放军陈谢集团威胁潼关,国民党军分别从大别山、运城、榆林等地调兵到西安、潼关间布防,集结有十个半旅的重兵。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3日即令陈谢率主力东进,歼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10月2日,陈谢集团主力在铁门歼灭敌第五兵团所属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该师第六十四旅大部。10月中旬,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调整编第二十师到洛阳一线,在洛阳、潼关集结重兵,准备东西对进,打通陇海路。中共中央军委早就指示秦基伟的第九纵:“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1]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集团以一部兵力在陇海线牵制敌军,以主力分数路南进,“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2],创建伏牛山根据地。至11月底,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个专署和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8个军分区。
陈粟军在刘邓军进入大别山区之后,也向南进军。毛泽东曾以个人名义指示陈粟:“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3]这就是说,解放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有的根据地已难以支持庞大的军队的需要,必须以暂时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求得解决。刘伯承指出:“晋冀鲁豫区养八十三万军队,财政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演成中央苏区结局,实有可能。因此,中原区必须开辟新区,自力更生。”[4]邓小平也指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5]
沙土集战斗后,陈粟军以一部牵制敌军,以主力五个纵队及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向津浦路东的泗县、灵璧等地出击。以各纵主力机动作战外,又分兵发动群众,从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新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11月初,李先念所率第十二纵队渡淮进入大别山。
在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军事形势下,国民党军原定向黄河以北进军的战略计划被打破了。10月3日,蒋介石主持作战会报决定:“(一)勿使匪南越长江。(二)胶东、鲁南之匪既经驱逐以后,我军仍以消灭黄河以南股匪为主旨。(三)对黄河以北与东北暂取守势。”[6]他不得不修改了渡河北进、破坏解放军华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被动地追随情况,穷于应付,指挥陷于凌乱。同解放军各战场全局战略配合、各集团独立作战相反,国民党军各战场之间的协调更加困难,顾此失彼,除了中原战场之外,蒋介石对其他战场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尽管刘邓、陈粟诸部在无后方依托的外线作战过程中,战斗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但从战略全局上讲,解放军正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而国民党军已无力实施其既定的战略方针。
10月间,国民党军鲁西南各部追击陈粟军,但因不明敌情,忽而调兵保卫徐州,忽而调兵到鲁西,忽而调兵到信阳、凤台、蒙城,阻击陈粟军向大别山前进。10月4日,蒋介石因东北形势吃紧,前往北平,旋赴沈阳。中原地区因蒋不在,至10月8日,竟至无法调兵:“因主席不在京,十一师用法迄未决定,如此焉能捕捉战机。”[7]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才决定十一师追击由曹市集、小涧集东进的解放军,用兵十分迟钝。至11日国防部才表示(实际上当是蒋介石):“今后只指示方针,不干涉细部。”[8]在陈粟军分散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也不能不分散运动,但攻击精神不足,难以捕捉战机。不过,在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可以运用铁路运兵,机动能力很强,对解放军在新解放区的生存和发展十分不利。陆总徐州司令部方面曾主张打鲁西,切断中原地区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认为:“现在为物质战争,流窜无弹药、装具,即自趋灭亡。”[9]这一条虽可一度削弱解放军的战斗力,但解放军已预有准备,国民党将领对解放军在外线生存的能力显然估计不足。11月1日,蒋介石研究敌情认为:“(甲)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经济。(乙)牵制我进剿胶东。(丙)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丁)目前陈毅与陈赓匪股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他的因应计划是:“(一)进军华北,使陈毅股匪不能不回顾其根据地。(二)彻底毁灭刘伯诚〔承〕股匪以大别山作根据地之妄想,以肃清我后方大患。(三)增援榆林。”[10]但事实上,解放军南进后,威胁长江流域和作为南京门户的军事重镇徐州,他已无力抽兵北上,只能把重兵集结在中原。
11月8日起,陈粟军对陇海线徐州至兰封段、津浦线徐州南段,进行破袭战,并攻占砀山、萧县等地,威胁徐州。国民党军急从平汉线调整十一、整七十五师,从山东战场调整九、整二十五师到徐州一线,保护铁路和徐州重镇。部队长对于徐州司令部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十分不满;徐州司令部对于蒋介石“事无大小,均须遥制,实误机宜”[11]、国防部下达命令迟缓,也十分不满。蒋介石则盛怒指责徐州司令部处置不当[12],徐州司令部则埋怨部队长安全感太重,行动迟缓,骄兵悍将又不听命令。面临解放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手忙脚乱,凌乱无序。14日,蒋介石让参谋部次长刘斐传话给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徐州须稳为第一,因部队过于庞杂,恐敌人一突入,即发生混乱。”[13]15日,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五师自宿县乘车北上,反攻萧县,主力所乘列车在曹村遭到优势解放军的攻击,不得不后撤。至17日,陇海线被严重破坏,但徐州至蚌埠段被国民党军以重兵保护了下来。
国民党军在整四十师主力被刘邓军歼灭后,在大别山的军事态势恶化。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当天,蒋介石接见国防部长白崇禧,指示在九江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负责进攻大别山。白崇禧本属桂系军人,任国防部长后有职无权。蒋介石在屡败之余,形势严重之际,不能不借助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力量,企图挽回败局,这使白崇禧得以重握兵符。对于白崇禧和傅作义这样的将领,蒋介石对前线指挥,一般不干涉细部,而是控制大局,让他们独断地指挥。当然,在他们指挥下的黄埔系军队,他们也不是能够随意调动的。
蒋介石为击破刘邓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确保南京、武汉和长江航运的安全,首先调集优势兵力,拨交九江指挥所。计有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第八绥区(辖整四十六师),第五绥区(辖整五十八师),新编第五、第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原在中原战场的整十、整十一、整二十八、整八十五、整五十二(欠第八十二旅)师、整二十一师之第一四五旅;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九、整二十五师,从郑州调整二十师南下,归入九江指挥所序列。陆军兵力共达25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作战。这样,原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大量部队调归白崇禧指挥,而白也只能分割顾的指挥权。结果,国民党政府军在中原战场的主力部队的指挥权从此遭到分割,尤其是徐州方面的军力受到严重削弱,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就前功尽弃,从此陷于被动。
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编组完成,23日到九江设立。白崇禧巡视战场后于27日到达九江,同日发表开始行使指挥权,当即集结33个旅的重兵,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命令于12月1日开始攻击。其方针为:“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14]他以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并指挥续后到达的整二十五师,为西进主力兵团,夺取英山、岳西、立煌(金寨);以第五绥靖区(辖新五、新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整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确保平汉路交通畅通,统一指挥整十、整十一、整八十五师,控制于潢川、罗山附近,阻止刘邓军北上和西进;以整九、整二十师向信阳、汉口输送,为总预备队,阻击解放军北上和西进;其余各部担任掩护和策应作战的任务。白崇禧于12月5日率指挥部前往武汉指挥,部署各军向光山地区集结的刘邓军主力合围,从此占据了武汉这一军事重镇的指挥权。
刘邓军鉴于敌军云集,山区运动不便,决定分散行动,即区分为两部,以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率第一纵队到淮西,开辟新根据地,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以邓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挥所,率主力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自8日至15日间,各纵纷纷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线进击。第六纵队一部于12月24日奔袭广济,歼敌一团。第一纵队北进时,于12月14日在光山北向店遭到整十一师十八旅的阻击,整十一师主力和整十师从龙升镇、宣化店赶来合围,一纵从砦河集突围,越信潢公路北进,第十九旅参谋长于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在分头突围中,于沙窝、双轮河一带迭遭损失,向岳西转移。二纵于8日袭击固始,歼敌一部,一度调动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从沙窝回援后,向三河尖、六安运动。内线的地方部队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军西进部队先后占领立煌、英山、浠水等地,自12月16日起,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扫荡。邓小平签发了刘邓指示的作战方针:“部队应采取宽大机动,主动分遣攻取敌弱点。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也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15]
同时,刘邓军以新近运送补给品南下的第十、十二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分别开辟桐柏、江汉两个根据地。12月6日夜,第十二纵队向守备柳林的交警第四总队发起攻击,掩护十纵在柳林南侧越路西进。十纵先头越路后,即遭到适时到达战场的整二十师等部的阻击,8日晨,整十师西进至柳林东侧,将未能通过的解放军分割包围。解放军分别向西双河、谭家河南侧突击,战斗十分激烈。十二纵机动作战,向东回撤,逸出重围,后于14日在广水、花园间越过平汉路,到达预定地区展开。十纵战斗至9日晚突出重围,于途中遭到重大损失。
大别山刘邓军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协助刘邓军在大别山坚持战斗,陈粟军集结五个纵队破袭陇海路郑州、开封、兰封段及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陈谢集团集结二个纵队破袭许昌至信阳段。自13日至22日,迭克许昌、漯河、兰封、西平等地,包围郾城。国民党军即令孙元良兵团3个整编师自郑州南下,第五兵团率整三师(欠一个团)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解放军。陆总徐州司令部及郑州指挥所,担心三师兵力薄弱,屡请调整二十师协同北上,但白崇禧的汉口指挥部不许二十师北进。陈粟军在攻击途中,分割歼灭七十五师的计划,因阻击部队遭到第五军坦克部队的突破,未能实现。20日,粟裕和陈赓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协同歼击态势突出的敌整编第三师。24日,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率整第三师到达金刚寺、祝王砦等地,向郾城增援。25日,陈粟军第三、四、一纵,陈谢集团第四、九纵,刘邓军第一纵等部,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三师分割包围,激战两日,予以全歼。29日,粟裕率部南下,攻击确山,重创整编二十师。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整十、整十一、整九师等部增援平汉线。解放军即于1948年1月2日撤出战斗。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到汉口召开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他在会上鼓励士气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他离开老巢之后,被国军不断的追击,在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敢久留,子弹粮食,打一天少一天,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他指示摧毁解放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方法说:“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16]不过,负责指挥大别山作战的白崇禧,虽然对战果也感到满意,但并没有如蒋介石那么自吹自擂。他认为:“一个多月来对匪第一、二、三、六、十、十二纵队均曾予打击,尤其匪第十纵队已被我大部歼灭,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我们仍应继续努力来完成清剿工作……按过去豫鄂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以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17]其实蒋介石本人对形势也十分清楚,他的乐观情绪已经一扫而空。他在年底自记说:“(一)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唯听之天命而已。(二)运城失陷,实为军事上之最大损失,陇海、平汉两路中心——郑州、许昌、开封——铁道完全被匪拆毁,军事上更蒙受重大之打击,第三师几乎全部损失,莱阳被陷,未能克复,东北、华北形势皆甚紧急,本月份以军事最为不利也。”[18]他已失去信心了。
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分散,邓小平指挥的二、三、六纵又回到大别山区活动。1948年1月8日,白崇禧执行分区清剿计划,划分为三个清剿区、二个守备区,进行围剿堵追。其方针为:“本部以彻底肃清大别山区刘匪之目的,应依各部队一定之责任地区,彼此紧密协调,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次向心清剿,压缩匪军而聚歼之。”[19]针对敌军方针,刘邓军以第二纵队转战至淮西与一纵会合,大别山部队化整为零,与敌军周旋,将敌军重兵牵制在大别山区。陈粟军及淮西部队转入休整。
1947年底,中共中央给解放军中原各部队的战略任务是:刘邓“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20]。陈粟“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八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21]。陈谢“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22]。总之,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西北战场处于被动、防御战斗的时候,在中原战场尚保持着兵力的优势,对刘邓大军进行攻势作战。解放军中原各军在外线战斗过程中,面临优势敌军,在无后方作战和创造根据地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部队对反攻信心不足。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缺乏后勤保障,环境艰苦,产生了各种思想问题。有些部队纪律不好,侵犯群众利益,侵犯工商业,违反城市政策。部队减员很多,不少团已不能作战。同时,部队在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造成了树敌过多、脱离群众、破坏经济,给自己造成了后勤供应的严重困难,根据地也不能巩固。结果,敌人作战比以前猖狂积极。
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报告中概括了战场形势:“(一)……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
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23]
因此,中原战场作为主力战场,国共双方一时间陷入了拉锯战斗,呈相持局面,就看谁能灵活地改变用兵方向,争取战略和战斗的胜利。
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控制平汉、陇海两铁路,将豫西、豫东地区解放军分割,形成所谓“十字架”式分割。陆总徐州司令部制定作战方针说:“本部对陈毅主力采取堵截、追剿、封锁、破坏诸种手段,断其人员、物资之接济,使其野战军疲劳、饥饿、弹药缺乏、士兵逃散,易于消灭。故以现有兵力扼守郑、汴、洛、商丘各点,并掩护津浦路之安全。俟增加兵团到达,以有力一部扫荡鲁西之共军,截断其河北交通,破坏其鲁西根据地;另以一部由豫北方面向大名、濮阳、寿张间地区发展,破坏敌后方组织,以主力由平汉线项城、周家口及鹿邑、亳县间地区,三面不断围剿,使其流窜无门,战力竭蹶,而适时消灭之。”[24]
毛泽东对中原战场前敌将领,一再要求他们首先分兵建立根据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不要总是想打大仗。但前线将领在建立根据地和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方面,兼顾为难,外线作战困难重重,因而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各部集中兵力,协同作战,争取打大的歼灭战。1948年1月中旬,各部原拟集中协同行动,刘邓军也已集中,但由于陈粟军改变用兵方向,白崇禧指挥所部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军被迫重新分散行动。
鉴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南兵力极端空虚,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有令叶飞、陶勇两纵队渡江南下作战的计划。这一计划放弃后,又有1948年8月后,让刘邓、陈粟所部抽兵渡江南下作战的战略设想。这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的优势地位未能击破,刘邓军在大别山处境不利,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采取新的战略措施。他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商量后决定,一是令粟裕率主力向南阳、襄樊方向作战,一是令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从山东南下苏北作战。关键的战略措施,则是于1月27日电示粟裕,令其“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提出了下月、4个月后、秋季渡江三个方案,供其选择,也就是在湖北地段选择渡口,进入湘西、鄂南,在湖南、江西机动作战,随后跃进至闽浙赣建立根据地,估计“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也就是迫使国民党军放弃中原战场的攻势,从而确立解放军在中原的优势地位。[25]不久又决定,粟裕率上述叶飞的第一纵队、王必成的第六纵队、陶勇的第四纵队北渡黄河先行休整,5月初再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2月间,邓小平一再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大别山野战部队主力,暂时离开,集中作宽大机动,便于中原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既能协同,又能独立作战。他强调指出:大别山腹地,粮食已发生困难,野战军常在边沿寻食,不能获得休整,在游击环境中,必增多消耗又减弱了野战力量。2月20日军委表示:“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26]于是,邓小平留三万兵力在大别山坚持,随即率主力渡淮休整,于24日到达临泉县境与刘伯承会合。
是年初,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也在调整部署,部分整编师改为军,二团制的整编旅改为三团制的师,充实战力。同时,以两个整编师(军)为单位,编组兵团,便于协同和指挥。但是,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不断失利,尤其是东北战局恶化,不能不于1月间决定调山东范汉杰率部到东北。这样,陆总徐州司令部的兵力更感不足,对陈粟军穷于应付。徐州司令部认为“国防部之计划空洞,无法实施,然本部计划则仅增加数点,大体不加改变”[27],所部在鲁豫皖间扫荡,毫无战果,“国军战术及战斗技术均不如共军,胜利自然渺茫”[28]。2月11日,蒋介石自记方略说:“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决照此意断行,即先以战略取攻势,而后再以战术取胜,积小胜为大胜之法制之。”[29]据郭汝瑰日记:“曹运湘由牯岭来电话谓:‘主席今后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待第二线兵团训练完成,再全面进攻’云。余以为如此则大事不可为矣,南宋偏安之局也不可得也。”[30]前引蒋介石“战略取攻势”当系“战略取守势”之误,他已气衰力竭了。
3月9日,蒋介石率国防部幕僚及蒋经国等到徐州检阅部队,同意徐州司令部以第五军、第七十五军、第八十四军为主力,穷追陈粟军第一、四、六纵队而击破之。蒋并指示:“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31]10日,蒋介石检阅第三快速纵队,并向战车第一、二、三团授旗。但国民党军对陈粟军意图不明,战斗意志消极,虽一度截断粟裕军一部,但最终只能任由粟裕率三个主力纵队北渡休整。于是,中原战场的战斗显得比较沉寂。4月19日,郭汝瑰对国防部三厅二处处长曹运湘评论战局说:“国防部将五军、十八军、五十八师、七十四师等置于无为境地,坐视共军整训壮大,不知趁此时共军黄河南岸劣势之时机予以打击,乃狗屁战术。”[32]
3月中旬,国民党军政当局召集华中绥靖会议,通过“华中总体战方案”,大要是:“(一)调整绥靖区机构,武汉行辕撤销,成立华中绥靖公署。(二)各省自卫武力经费由中央筹措;各县成立保安团队,其经费由地方筹措。(三)授权绥靖区司令,负责统制绥靖区物资,避免资敌。(四)实行战士授田法。”[33]国大期间,蒋介石在向国大代表作报告时,还在幻想采取新战略:“今后为使剿匪军事早日胜利,当着重消灭共匪兵力,因此,对于不必要的地点,在不妨碍国军进展的情形之下,将自动予以放弃,俾能集中兵力机动使用,随时以二三倍优势的力量,主动出击,歼灭共匪。”做着“肃清中原”的迷梦:“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34]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智穷力竭,这一切都已于事无济,大局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不久,解放军就在中原战场实现了战略转变,迅速确立了战略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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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6-04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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