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李宗仁为了促成和中共的和平谈判,先后组织了两个民间代表团前往北平。一是由南京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成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于2月1日由南京飞青岛,和中共联络后准备续飞北平。他们准备了一个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和平谈判纲领》,提出了“六六比例制”的政治体制设想^[2]。一是李宗仁于1月31日到上海,与沪上社会名流恳谈,并邀请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为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晤谈,探明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意向。
        中共同意他们作为私人资格来北平,也试图从中探明宁沪方面的意向,争取以北平方式解决南方各地。新华社于2月2日发表重要评论,认为:“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要他们援引北平为例,和平解决^[3]。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刘仲华回到南京,转达中共的意图:“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4]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尚未成行,甘介侯代表李宗仁继续在上海组织代表团,一度改组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侯德榜、欧元怀、凌宪扬,邵力子和甘介侯自己也准备以私人资格随行。甘介侯于2月5日在上海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谈判。”^[5]对甘的“敲门”说,中共发言人给予猛烈的抨击,指责其为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表示不欢迎他到北平来,同时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6]把他们和南京政府区别对待。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经过中共方面的同意,以私人资格于6日从青岛飞抵北平。等候两天后,叶剑英、徐冰、戎子和、陶铸按照中共中央回复的指示,与代表团接谈。代表团递交了《和平谈判纲领》,主张“即刻停战”,对于未来的政治制度,主张“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在接谈中并建议:“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7]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指示谈话方针:“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8]代表团成员虽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不同,但大都对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只是希望中共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各地,对此,中共也表示了和平解决的诚意。代表团即于2月11日回到南京。代表团多数人员回到南京后,既没有透露和中共的谈话内容,也没有晋谒南京当局,仅吴裕后到处活动和演说,并晋谒李宗仁和孙科,受到代表团多数人的公开批评。
        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时,李宗仁又于8日偕甘介侯到上海,最后决定上海和平代表团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同时,叶剑英也通知南京方面三条注意事项:(一)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二)不准新闻记者随行;(三)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9]。由于中共拒绝甘介侯前往北平,李宗仁就要黄启汉再次陪同代表团赴平,并驻平联络,同时要他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且要黄口头向叶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10]
        上海和平代表团原拟9日启程,但中共方面要等到和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谈话结束,因而推迟了行期。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自上海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启程。颜惠庆在机场表示:“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11]代表团先飞青岛,14日抵达北平。同行者除代表外,还包括4位代表的秘书,颜的保健医生,负责联系通航的电影演员、清华事业公司代表金山,央航公司职员二人,刘仲华、黄启汉已决心投靠人民,家眷也乘机同往北平,共达十九人之多。连同机师达二十五人。中共中央指示北平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12]。
        15日晚,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设宴款待代表团,林彪等在平中共要人均出席作陪,并邀请了傅作义等北平和平解决有功人士出席。上海和平代表团大体上劝中共步子不要走得太快,调子不要唱得太高,要争取联桂反蒋,不赞成中共激烈反美,认为将来建设需要美国,章士钊更告诫中共,“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毛泽东依据中共的既定方针,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毫不让步,认为四位代表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13]。毛泽东采取了对待傅作义的相同策略,一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痛驳,一方面予以争取。毛泽东指示在北平的中共领导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14]这是争取李、白接受北平式的和平,而坚决拒绝李、白在政治上任何讨价还价的企图。
        20日下午3时,中共在北平的负责人林彪等宴请民主人士386人,上海和平代表团也应邀参加。林彪在席上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虽和中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他不赞成国民党继续抵抗,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他表示:“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15]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人,应毛泽东之邀,由北平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毛泽东、周恩来和代表团广泛交换了对和平谈判的意见,关于中共和谈代表人选及和谈地点,允于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对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也作了原则性的安排。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的非正式的谈判,达成了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16]同日,代表团飞回北平。
        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接洽,进展良好,李宗仁曾向外界透露:“据接近李代总统人士十九日晚谈:只要毛泽东正式的延请,李代总统可以考虑亲自到北平一行。”^[17]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飞回南京,刘仲华也随行,以便向李宗仁汇报。代表团发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书面谈话:“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可告终了,因即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18]
        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期间,李宗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孙科在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即已经和李闹翻。他在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在蒋介石下野前,即内定迁都广州,并给驻华使馆打了招呼。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之后,正从事和谈活动,不赞成政府南迁,以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但后来还是作了让步^[19]。孙科“经面请代总统于1月25日核可”政府南迁事宜^[20]。1月26日,孙科在行政院会议上就此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并正式通知了驻华使馆。1月29日为旧历元旦,孙科及行政院长官们即悄然前往上海过节,离开了首都南京。当时,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疏散,纷纷在广州作安顿的部署,连立法委员们也领了疏散费各奔东西。据报道,留在南京的立委仅数十人,在上海的有130多人,到台湾的有120名,到广州的有62名^[21]。但政府南迁并无总统的明令,1月31日李宗仁到上海时,又和孙科、吴铁城就政府南迁问题作了口头商量,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22]。然而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结果,南京人去楼空,冷冷清清,只剩一个光杆代总统,象征着首都仍在南京。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本以和平谈判和革新政治相号召,企图将国民党和中间派势力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取代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孙科内阁南迁,等于拆了他的台脚。政府南迁后,国民党内主战的声音又高涨起来。孙科在广州一再发表讲话,声称:“新内阁之主要任务乃在谋取光荣之和平,使国内问题能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方法。惟本人曾特别强调新的内阁决非投降内阁……政府迁穗办公之目的,亦为避免遭受炮火威胁,而作城下之盟。”并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如此仅系争执上之讨价还价,则容可商讨。”^[23]“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共党不能以战胜者姿态迫令吾人投降、完全接受其条件。”^[24]9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也发表书面谈话,强调说,(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言和,能战方能和。“鉴于北平局部和平骗局之可怕,为求得平等的全面的有条件的真正和平,政府唯有积极备战,始能言和,亦惟有能战始能和”^[25]。这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也是一个严重的牵制。
        2月16日,在广州的行政院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突然免去本兼各职,由周嵒继任。这是一件令国民党军政界震惊的事件。陈仪虽然是政学系的要角,一向亲蒋,但为人爱国,廉洁,私德很好。这时候他对蒋的信心已经动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决心反蒋。陈仪和汤恩伯情同父子,据陈仪说,“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对汤之“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26]。所以,陈仪敢于直接策动汤恩伯起义。1月28日,陈仪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到上海见汤恩伯,递交了一张开列条件的纸片:“甲:(1)释放政治犯。(2)停止修筑工事。(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乙:(1)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取消×××(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丁遵陈仪嘱咐,还向汤口头提出:“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汤回答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27]。但汤恩伯出卖了陈仪,向蒋介石告密。陈仪被免职后,仍不相信汤会出卖他,以为是平常的任免,当蒋介石打电话要他去奉化时,他不愿意去,找借口先到上海。2月23日,陈仪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拘捕,后被押往衢州监禁。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被杀。对于陈仪的撤职拘捕,李宗仁竟在事先一无所知,完全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28]。
        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是支持李宗仁的和谈主张的,反对孙科将政府南迁,并主张立法、监察两院在南京复会,而孙科则要求两院同时迁往广州。于右任、童冠贤曾于2月7日前往广州,争取两院在南京复会,但一时没有结果,至12日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纷纷指责孙科将行政院擅自搬到广州,造成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在京、沪的立法委员即决定在南京复会。
        政府分裂,对李宗仁的总统地位和施政方针的贯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孙科把政府机构迁往广州,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不得人心,普遍认为这是阻碍和平。为了赢得必要的支持,李宗仁一方面派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黄绍竑先后于8日、9日到广州,弥缝矛盾,邀孙科早日回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一方面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解决府院矛盾。蒋介石于2月17日爽快地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由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29]
        各方面协调成熟,2月20日,李宗仁飞抵广州,开始南巡。据公开消息报道:“李代总统此次赴穗,系邀孙院长来京共商大计,并邀请在穗立委来京,并征询渠等对当前大局之意见。”^[30]李宗仁在广州发表谈话称:“今全国人民既一致主张消弭战祸,则继续战争即为违背民意,因之余不特愿为和平尽其最大之努力,而对和平之必然实现,抱有无限信心。余更相信在全国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中之今日,无论任何党派必须接受大多数人民之和平要求,否则民怨所集终必失败。余极望全国同胞为谋自身幸福计,共同奋起,协助政府促成和平之实现。”^[31]桂系和粤系将领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反蒋的合作,李宗仁到广州争取到粤系将领的广泛支持,迫使孙科同意返回南京。22日李宗仁飞往广西桂林,安排后方,24日到长沙与程潜洽谈,25日经武汉回到南京。他在武汉表示:“努力谋和,亦为政府今后重要措施。只要全国上下能集中力量争取,相信和平终必实现。”^[32]
        2月28日,立法院终于得以在南京召开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同一天,孙科也回到南京。南京有了一丝生机。3月1日,李宗仁召开非正式会议,指定孙科、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何应钦、刘斐、朱家骅、钟天心等十人负责研讨起草和平方案。当时,孙科的主战倾向不得人心,受到广泛的指责。有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33]。孙科失去了立法院的支持,即于3月8日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同时提出辞职。
        对于新内阁人选,李宗仁选择了何应钦。何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影响广泛,但何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也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处于无权的闲散地位。李出任代总统后,桂系方面对跑到上海养病的何应钦一再劝驾,极力争取何的合作。白崇禧于1月22日、29日两次致电何应钦,在1月29日白崇禧率华中将领致电上海市政府转何应钦电中说:“自总统蒋引退,副总统李继任,局势艰危,严重未减。当前和平未定,亟应备战谋和,藉策安全。我陆海空勤关于军政军令必须有统一指挥,俾能适应事机。我公功昭党国,同深景从。务乞出承艰巨,领导群伦,国家民族实深仰赖。”^[34]同日,李宗仁也致电何应钦:“吾兄公忠党国,久共患难。顷闻必不忍使弟独跳火坑,务请即日命驾入京,共支危亡。”^[35]李宗仁看中了何的微妙地位,希望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并不敢于脱离蒋介石,不能不看蒋的颜色行事。当时的局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内的矛盾又十分尖锐,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一度坚辞。
        蒋介石身居幕后,依然举足轻重,李宗仁对于请何组阁一事,也不能不一再向蒋介石请示。当时,张治中正在溪口,蒋介石一度不太同意,经过张的劝说,蒋才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信给何应钦说:“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36]11日,何应钦正值六十大寿,到杭州避寿。但李宗仁派了白崇禧赴杭州祝寿,并劝驾组阁。张治中、吴忠信、顾祝同等也前往杭州祝贺。何应钦这才同意出任组阁,并表示三求三裁的施政意向:“求和平,求进步,求团结”,“裁军队,裁经济,裁机构。”^[37]
        3月12日,李宗仁向立法院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得到立法院的通过。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对于和平谈判问题,先后向外界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问:新阁所争取的和平是什么?答:是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合乎人情合乎人民的意思,如此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和平内阁。”^[38]
        何应钦内阁组成后,李宗仁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但中共对李宗仁任命蒋介石系统的何应钦组织内阁十分不满,为此,李宗仁致电黄启汉向中共解释说:“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39]
        奇怪的是,李宗仁对刚刚发生的陈仪事件似乎无动于衷,竟然自我感觉良好。即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仍认为“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40]。说得不明不白。李宗仁应该明白,陈仪事件最足以说明李宗仁根本无法控制蒋介石的军警特务系统,那么,他为什么对陈仪事件那么麻木?这一问题,按回忆录的解释,是别人劝阻的结果,但以政治论,江浙联系密切,李宗仁如果对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都没有争取合作的强烈愿望,那末,他的政治力量从何而来?由此也可见桂系领袖政治能力的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