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31日,秘书长卢郁文率工作人员等十人先行前往北平。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及顾问、随员一行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飞机启程前往北平,翁文灏(代表李宗仁)、何应钦等到机场送行,立法院特休会半天,也全体到明故宫机场送行,对和平谈判的成功寄予很大的希望。张治中在登机前致词,表示要“不负各位先生的盛意和全国人民热烈的期望”[1]。同时,代表团发表了书面的谈话。与南京的“热烈”气氛相反,北平接待的气氛十分冷淡。张治中原以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西苑机场迎接,实际上只来了秘书长齐燕铭等寥寥数人,而且,南京代表们多不认识。张治中的情绪顿时低沉下来。到了住地六国饭店,一进门就看到了“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又是当头一棒。张治中悄悄地对屈武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2]
张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显然缺乏研究。民革和民盟等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中间路线倾向都已受到中共的一再批评,从而改变了立场,接受中共领导。代表团带着划江而治、对等的联合政府等等企图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方案,来北平谈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傅作义交出军队,接受北平和平协议时的政治态度,尚且受到中共的严厉驳斥,何况南京保存军事和政治实力的野心?南京代表团带着要求中共改变政治路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方针而来,在中共看来,又有何和平诚意可言?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已经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南京政府代表团简直是熟视无睹。
中共的和谈方针,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确定,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3]而具体的谈判策略,仍与北平谈判及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谈判时相似。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首先以严峻的态度,指出国民党的内战罪行,剥夺他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发言权,然后再以温和的态度,指出出路,给予宽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当日晚,公宴之后,周恩来、林彪即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一开始就以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据张治中回忆:“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4]看来,张治中始终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给了周恩来一个绝好的口实,以堵住他宣扬其多党民主的政治路线之口。
当天,张治中避开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向周恩来陈述他对未来国家外交政策的见解,主张“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以后他还一再有所陈说,但终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5]。
对于和谈问题,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周恩来表示:“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6]由于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经历,分别交换意见显然有利于中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做工作。从第二天起,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
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见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项条件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见解,是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也就是围绕着八项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南京代表们对于惩办战犯表示在事实上做不到,在军事上,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对于战犯问题毫不放松,对于渡江只表示谈判期间不渡江,对于整军,必须改编为人民军队。中共对于南京代表团的立场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态度,形势紧张。周恩来把黄启汉叫来,要他就两个问题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周恩来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7]
此外,南京学生于4月1日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截毒打,造成伤亡。对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这一切,使正式会议未能如原设想的那样在5日举行。
在非正式会谈期间,毛泽东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4月5日发表,严厉抨击李宗仁、何应钦政府鼓吹“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要求他们处理4月1日的南京惨案,逮捕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等人,或者协助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逮捕,“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评论文章更强调指出:“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8]新华社甚至发表直截了当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9]。
中共对南京代表团严厉地阐明了政治立场之后,就来向南京方面说明宽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脑的个人地位安排,以争取桂系同意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底牌通过两个途径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径,由毛泽东亲自和代表团谈,然后正式谈判,形成书面协议。一是通过李、白公开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释。
4月3日,周恩来对黄启汉交待转告李、白的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李济深、邵力子也来向黄托话。李济深要黄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并告诉他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支持李宗仁将来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支持白崇禧继续带兵。邵力子则认为蒋介石死硬派没有希望,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接受局部和平。黄启汉3日到南京,5日到武汉,分别向李、白作了汇报[10]。
与此同时,4月2日,毛泽东亲自向李、白的密使刘仲容作了交待,要刘转告李、白,大意是:“(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毛主席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11]
4月5日,刘仲容和民主党派方面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共四人一行秘密飞抵南京,一起去向南京政府方面做工作。
经过这一番布置以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于4月8日上午亲自与张治中谈话。他采取了与傅作义谈判时相同的先紧后松的策略,在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多天的严厉抨击之后,由自己亲自出面,改以温和、闲畅的态度,谈宽大的条件。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12]张治中在正式会议时转述和毛泽东的谈话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少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毛先生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13]南京方面接到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主要是:“(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二)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三)改编军队,可缓谈。(四)共军必须过江,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五)联合政府之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14]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也分别陆续进行了交谈,南京代表们大体对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满意。
张治中看来对中共的路线和政策相当生疏,与毛泽东谈话后竟产生了错觉。据说,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15]他显然对战犯问题所包含的战争责任和迫降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旧政协及联合政府和新政协及联合政府的政治性质,缺乏仔细的逻辑分析。南京代表们向李宗仁、何应钦作了报告,并准备达成协议,为防蒋介石破坏,议定派黄绍竑回南京阻止南京当局再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
李宗仁在接到黄启汉、刘仲容的报告后,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进一步表示谋和诚意:“凡所有之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16]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17]两电词意温和,似乎为和谈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实际上,双方的政治观点依然尖锐地对立,一落实到具体问题时也就依然无法折中。
中共自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对中共和他们联合反对蒋党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采取实际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一方面于4月3日批准了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报纸上强烈宣传解放军的渡江准备活动,一方面和刘仲容商定了解放军不逼近武汉的军事界线,准备和平接收。对于安庆,要求桂系军队撤退,4月10日,又根据白崇禧方面的请求,同意停止攻击,以待和谈解决。而南京方面对和谈的态度实际上十分严峻。
白崇禧在武汉听取了黄启汉的报告,仍坚持以长江为界,划区而治。不久即到南京,听取刘仲容的报告,并和李宗仁商量。白崇禧听了刘报告的毛泽东所谈条件后,坚持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18]显然,白崇禧意在保存桂系的军政实力,不会接受中共的宽大的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在对北平和谈施加压力。4月6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向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补充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19]何应钦6日到广州,7日国民党中常委即通过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并决定五项和谈原则,由何应钦于9日转告张治中。8日,又决议设立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又称指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处理和谈有关问题,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孙科、张群、吴铁城、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十一人为委员,由李、何召集。当时,李宗仁觉得北平和谈十分困难,于10日间,致书蒋介石,由阎锡山于11日带往溪口说,共产党“节节进逼,陈兵江北,所提条件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万一和谈破裂,实难肩此重任,请公预筹应付之策”。蒋复电李宗仁,要他“在个人惟有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20]。张治中在北平深感蒋介石在阻碍和谈,于13日曾致电蒋说,“到北平后,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劝蒋“毅然放下一切”[21],并作长信劝蒋出国[22]。当然不能为蒋所接受。
12日,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在南京作出了五项决议,对代表团报告的毛泽东谈话作出回应:“(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23]由何应钦电达代表团。分歧似乎仅在渡江问题上,但实际上如上所说,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对毛泽东谈话中对人事和步骤的宽大条件,误解为政治前提的让步。这个决议与和谈情形,李宗仁托居正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在知道中共突然放松和谈条件后,深恐和谈成功,嘱蒋经国电约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杭州会商对策,“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反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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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和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显然缺乏研究。民革和民盟等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中间路线倾向都已受到中共的一再批评,从而改变了立场,接受中共领导。代表团带着划江而治、对等的联合政府等等企图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方案,来北平谈判,怎么可能受到中共的欢迎?傅作义交出军队,接受北平和平协议时的政治态度,尚且受到中共的严厉驳斥,何况南京保存军事和政治实力的野心?南京代表团带着要求中共改变政治路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方针而来,在中共看来,又有何和平诚意可言?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已经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南京政府代表团简直是熟视无睹。
中共的和谈方针,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确定,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3]而具体的谈判策略,仍与北平谈判及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谈判时相似。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首先以严峻的态度,指出国民党的内战罪行,剥夺他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的发言权,然后再以温和的态度,指出出路,给予宽大的待遇,以求和平解决问题,而在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幻想。
当日晚,公宴之后,周恩来、林彪即邀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周一开始就以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据张治中回忆:“周首先提出质问:‘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认为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大表不满,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以后他又提出过两次,我又加以解释。一直到商谈末期,这段赴溪口的理由才为中共方面所了解,但是对商谈、至少对初期商谈的情绪是有些影响的。”[4]看来,张治中始终不明白,他的溪口之行,正是给了周恩来一个绝好的口实,以堵住他宣扬其多党民主的政治路线之口。
当天,张治中避开更敏感的政治问题,向周恩来陈述他对未来国家外交政策的见解,主张“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遭到中共方面的反驳。以后他还一再有所陈说,但终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5]。
对于和谈问题,由于南京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周恩来表示:“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6]由于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有着不同的政治派系、政治思想和经历,分别交换意见显然有利于中共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做工作。从第二天起,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
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但在中共方面的见解,是以南京方面接受八项条件为前提的;而在南京方面的见解,是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商谈,也就是围绕着八项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南京代表们对于惩办战犯表示在事实上做不到,在军事上,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对于战犯问题毫不放松,对于渡江只表示谈判期间不渡江,对于整军,必须改编为人民军队。中共对于南京代表团的立场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态度,形势紧张。周恩来把黄启汉叫来,要他就两个问题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周恩来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了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7]
此外,南京学生于4月1日进行游行示威,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搞真和平,不要搞假和平,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拦截毒打,造成伤亡。对此,中共向南京代表团提出了严厉的责问。这一切,使正式会议未能如原设想的那样在5日举行。
在非正式会谈期间,毛泽东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于4月5日发表,严厉抨击李宗仁、何应钦政府鼓吹“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要求他们处理4月1日的南京惨案,逮捕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等人,或者协助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逮捕,“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并且指出:“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评论文章更强调指出:“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8]新华社甚至发表直截了当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9]。
中共对南京代表团严厉地阐明了政治立场之后,就来向南京方面说明宽大的底牌和桂系首脑的个人地位安排,以争取桂系同意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底牌通过两个途径去疏通,一是正式的途径,由毛泽东亲自和代表团谈,然后正式谈判,形成书面协议。一是通过李、白公开和秘密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直接去向李、白解释。
4月3日,周恩来对黄启汉交待转告李、白的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李济深、邵力子也来向黄托话。李济深要黄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并告诉他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支持李宗仁将来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支持白崇禧继续带兵。邵力子则认为蒋介石死硬派没有希望,只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接受局部和平。黄启汉3日到南京,5日到武汉,分别向李、白作了汇报[10]。
与此同时,4月2日,毛泽东亲自向李、白的密使刘仲容作了交待,要刘转告李、白,大意是:“(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毛主席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11]
4月5日,刘仲容和民主党派方面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共四人一行秘密飞抵南京,一起去向南京政府方面做工作。
经过这一番布置以后,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于4月8日上午亲自与张治中谈话。他采取了与傅作义谈判时相同的先紧后松的策略,在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多天的严厉抨击之后,由自己亲自出面,改以温和、闲畅的态度,谈宽大的条件。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12]张治中在正式会议时转述和毛泽东的谈话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少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毛先生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13]南京方面接到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主要是:“(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二)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三)改编军队,可缓谈。(四)共军必须过江,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五)联合政府之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14]毛泽东和其他代表也分别陆续进行了交谈,南京代表们大体对毛泽东的谈话感到满意。
张治中看来对中共的路线和政策相当生疏,与毛泽东谈话后竟产生了错觉。据说,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15]他显然对战犯问题所包含的战争责任和迫降的意义认识不足,对旧政协及联合政府和新政协及联合政府的政治性质,缺乏仔细的逻辑分析。南京代表们向李宗仁、何应钦作了报告,并准备达成协议,为防蒋介石破坏,议定派黄绍竑回南京阻止南京当局再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
李宗仁在接到黄启汉、刘仲容的报告后,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进一步表示谋和诚意:“凡所有之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16]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17]两电词意温和,似乎为和谈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实际上,双方的政治观点依然尖锐地对立,一落实到具体问题时也就依然无法折中。
中共自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对中共和他们联合反对蒋党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采取实际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一方面于4月3日批准了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报纸上强烈宣传解放军的渡江准备活动,一方面和刘仲容商定了解放军不逼近武汉的军事界线,准备和平接收。对于安庆,要求桂系军队撤退,4月10日,又根据白崇禧方面的请求,同意停止攻击,以待和谈解决。而南京方面对和谈的态度实际上十分严峻。
白崇禧在武汉听取了黄启汉的报告,仍坚持以长江为界,划区而治。不久即到南京,听取刘仲容的报告,并和李宗仁商量。白崇禧听了刘报告的毛泽东所谈条件后,坚持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18]显然,白崇禧意在保存桂系的军政实力,不会接受中共的宽大的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在对北平和谈施加压力。4月6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向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补充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匪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19]何应钦6日到广州,7日国民党中常委即通过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并决定五项和谈原则,由何应钦于9日转告张治中。8日,又决议设立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又称指导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处理和谈有关问题,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孙科、张群、吴铁城、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十一人为委员,由李、何召集。当时,李宗仁觉得北平和谈十分困难,于10日间,致书蒋介石,由阎锡山于11日带往溪口说,共产党“节节进逼,陈兵江北,所提条件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万一和谈破裂,实难肩此重任,请公预筹应付之策”。蒋复电李宗仁,要他“在个人惟有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20]。张治中在北平深感蒋介石在阻碍和谈,于13日曾致电蒋说,“到北平后,共党言论态度,意在逼降”,劝蒋“毅然放下一切”[21],并作长信劝蒋出国[22]。当然不能为蒋所接受。
12日,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在南京作出了五项决议,对代表团报告的毛泽东谈话作出回应:“(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23]由何应钦电达代表团。分歧似乎仅在渡江问题上,但实际上如上所说,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对毛泽东谈话中对人事和步骤的宽大条件,误解为政治前提的让步。这个决议与和谈情形,李宗仁托居正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在知道中共突然放松和谈条件后,深恐和谈成功,嘱蒋经国电约何应钦、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到杭州会商对策,“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反共”[24]。
发布时间：2023-12-2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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