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淮海—徐蚌会战之前,统帅部许多人就对战争失去了信心。国防部长何应钦就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思想,并曾主张迁都广州,成立军政府,他的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线,与解放军决战,但一交手,即遭败绩,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即被歼灭,26日黄维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围,会战败局已定。
12月1日,蒋介石在败军失将、将才凋丧之际,重新起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被撤职的汤恩伯,任命他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在此之前,汤仅担任着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不重要。这时,解放军主力即将饮马长江,南京不久就将面临解放军的火力威胁,京沪警备总司令一职的重要性,已非平时可比。
杜聿明集团覆没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尽,已无重兵来沿江布防和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也不能不准备“引退”下野。他为了在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在军政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1949年1月18日,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同时撤销衢州绥靖公署,由汤恩伯来指挥国民党军残部,负责长江防线及苏浙皖赣军事。与此同时,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朱绍良为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接替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
汤恩伯于1949年1月3日召开江防会议,国防部第三厅也起草了江防计划,但统帅部已因军事危机陷于混乱,一时无意作出江防决策。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防线划分的方案,蒋介石派专人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汤恩伯的作战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是保密的[1]。
在一次有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出席的国防部讨论江防计划的会议上,继郭汝瑰出任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判断解放军主力将在芜湖以西渡江,他提出的江防计划,主张把防守重点置于芜湖方面,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是,蒋介石的意思是把江防重点放在扬中方面,以江防作为前哨,退而坚守上海[2]。蒋经国对李以劻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3]也就是以残剩的兵力,集中守卫上海,依托海口,在台湾基地的支援下,争取持久战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一直指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只要美苏之间的对抗加剧,美国就会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
因此,汤恩伯策定的长江下游作战指导腹案如下:
1.于江防线上尽量阻止敌军,尔后向东南转移。
2.上海为尔后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之要区,应就地利用一切力量,构成坚强据点。
3.江防部署重点,在京沪线中部,机动部队应能增援江阴及控制太湖西南与杭州而位置之。
4.皖南部队于江岸阻止敌之渡江,不得已时应竭力利用山地,迟滞敌之向东及南进,并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4]。
蔡文治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无论从战略战术上都是下策,和汤恩伯发生激烈争论,遭到汤恩伯的无理责骂[5]。
汤恩伯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敌主力渡江区域,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敌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6]。
后来由于国防部的坚持,汤恩伯仍从东面抽调二十军驻芜湖,九十六军驻青阳,加强皖南方面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在合肥、巢县及芜湖对岸集结,如果渡江,必将先行占领皖南,进击浙赣路上的衢县(衢州),成为政府军最大的弱点。3月18日,汤恩伯到溪口晋谒蒋介石,蒋对汤“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7]。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要想沿江直接配备,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已经做不到,更没有充分兵力部署间接配备,而没有纵深间接配备的兵力,千里长江是根本守不住的,一处遭到突破,整个防线就要崩溃。汤恩伯以十三个军直接沿江配备,阻击解放军渡江,以三个军守备上海,以四个军分散在丹阳、句容、宁国、徽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除上海一时没有战争威胁外,沿江守备和机动兵力均十分薄弱。尤其是纵深配备的机动兵力,过于薄弱和分散,无法对突破长江的解放军进行反击作战。指望解放军因缺乏渡船而推迟渡江,也只是一小部分国民党人的侥幸心理。
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解体,分崩离析,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策反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2月7日,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沿江地区的一○六军二八二师五千余人,在师长张奇率领下起义,陆续渡江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加入了解放军[8]。
1949年2月间,在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准备策动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举行暴动,扣押国民党政府要员,迎接解放军渡江,上海方面也予以响应。但这一计划未及实施,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捕,民革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人员孟士衡等数十人被捕。3月3日,这一京沪暴动案在报上披露。王葆真系国民党元老,经各方面营救,被判死刑后没有执行,上海解放后出狱,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于5月9日在上海被杀[9]。
是年初,“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成立有两个组织,酝酿起义。2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停泊,奉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起义,得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在邓的指挥下起锚,于翌日开往烟台。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军出动空军轰炸,3月20日“重庆”号在葫芦岛沉没[10]。
3月25日,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从江宁防区渡江起义。由于起义组织活动在事先泄漏,王一度被软禁,脱身后于24日晚仓促率部渡江,未能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天明后,国民党军空军向起义部队散发传单,策动部队回返。由于这是一支国民党系统的警卫部队,缺乏起义的思想基础,部队迅速哗溃,王宴清率一百多人到了解放军防地。尽管如此,九十七师作为国民党军中枢的“御林军”,其起义行动对国民党军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1]。
4月7日凌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在嘉兴起义。这个预干总队成立于1948年11月,为新建的30个军训练下级军官。贾亦斌原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将,这时,对蒋氏父子深感失望,决心组织起义,并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贾的活动受到蒋经国的怀疑,至3月中旬,贾的预干总队的职务被撤销。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4月15日在嘉兴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动员过程中秘密泄露,于是提早至4月7日晨起义。这支“太子军”起义,震惊了京沪一线,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剿,12日在吴兴(湖州)妙西山良村将起义部队击散,贾亦斌本人突出重围找到了中共的游击队[12]。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这一系列暴动和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和直属部队之中,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脆弱,而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在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着。
毛泽东早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就开始着手考虑渡江战役。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电,请刘伯承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13]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华野、中野各部即转入休整,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在淮河一线的部队相继撤退,解放军前线部队于1949年一二月间先后进占蚌埠、滁县、两淮、扬州、南通、舒城、巢县、庐江诸地。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据有两浦(浦口、浦镇,驻有一个军)、安庆(驻有一个师)及在崇明岛驻军一师,其余则占领桥头堡阵地,只能配备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
这时,李宗仁正在接洽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并有撤退至浙赣线布防的计划。中共中央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于2月3日指示前线将领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的两种可能情况,如国民党军在京沪线抵抗,则华野和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同时要求各中央分局,立即组织训练干部,准备接收江南广大地区。[14]为此,邓小平、陈毅于2月4日向中央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建议林彪、罗荣桓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至安阳、新乡休整,待华野、中野渡江时,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所部,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15]。这时,中共中央已把注意力转向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更加侧重于考虑与城市接收工作同步进行,因此,复电指示各部,一方面同意华野和中野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同时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16]。
2月9日,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主张“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并继续要求东野出动三个军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保障华野、中野行动[17]。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计划,并重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8]。翌日,又命令东野先出动两个军约12万人,于3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钳制白崇禧,以利华野和中野夺取南京[19]。
2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八点秘密协定,一方面考虑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于25日要求前线部队于3月中下旬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3月初,华野和中野开始出动,向长江沿岸开进。3月19日,在前线部队即将到达渡江准备位置时,中央军委指示前线将领要根据谈判情形和军事上的需要,考虑是否攻占两浦,除此之外,即要求准备渡江战斗:“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20]最后,由于军事上的理由,确定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15日发起渡江战斗[21]。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22]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候,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于3月30日到达北平,中共中央根据刘的陈述判定,中共决定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计划已有初步认识[23]。4月4日,白崇禧有致中共中央支电,毛泽东于5日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复白崇禧一电,指出:“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仍与刘仲容商定了一个军事安排,通知白崇禧说:“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24]中共中央军委并就此通知了前线将领遵照执行。但白崇禧复电表示,安庆归国防部管辖,要求“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25]。当时,二野开进后,一度攻击安庆,但安庆易守难攻,而对解放军渡江的妨碍并不严重,刘伯承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即于4月4日决定,暂不进攻安庆,仅以一个军包围监视,以便集中精力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十二兵团的两个军已迅速南下,4月1日占领信阳,一部已越武胜关南进。于是,刘伯承即调在麻城的陈赓的第四兵团至宿松、太湖一线,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十二兵团则向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线推进,掩护四兵团侧背的安全。4月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各自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部署。
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之际,中共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也有进展,中共中央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有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为了和谈的需要,向前线将领征询推迟渡江的可能性。但总前委认为,长江5月初发大水,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而且,目前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都很困难,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情况下,才能推迟时间,或者不得已时,推延至秋后渡江。因此主张:“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26]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意见和谈判进展情况,于4月11日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命令各部于4月11日至16日不要发生任何战斗[27]。军委告诉前线将领,南京主和派即将签订的和平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但军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要求前线部队不要松懈士气[28]。
4月15日晨5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总前委,当天将向南京代表团送交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29]军委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准备用战斗方式渡江,一方面再次向总前委征询意见,如果和谈成立,并有必要,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对此,总前委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30]同时,粟裕、张震向军委报告,为了按时发起渡江战役,要求提早于16日攻占永安洲,以便届时船只入江。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31]
解放军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口岸段(即江阴至扬中北岸)实施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镇段(芜湖、铜陵、贵池北岸)实施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安庆以东至枞阳段、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望江至马珰段渡江。国民党军在西段的江防兵力薄弱,而东段江防有重兵镇守。因此,解放军的渡江重点置于安庆至芜湖段,以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期望首先突破政府军长江防线。总前委估计:“因敌江防西段较弱,故二野与七、九兵团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八、十兵团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32]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对进会合,围歼南京、镇江方面敌军主力,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战斗,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渡江各集团指挥员:“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号(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33]
至4月19日,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余安庆、长生洲、黑沙洲、西梁山、北新洲、六圩、扬中沙洲、两浦(浦口、浦镇)及崇明岛等9处。国民党军海军在长江下游配备了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拥有26艘军舰和三个艇队,但海军在北岸已经失去了掩护阵地,航线受到严重限制,并遭到解放军短兵炮火的袭击,已很难在长江上发挥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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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蒋介石在败军失将、将才凋丧之际,重新起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被撤职的汤恩伯,任命他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在此之前,汤仅担任着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并不重要。这时,解放军主力即将饮马长江,南京不久就将面临解放军的火力威胁,京沪警备总司令一职的重要性,已非平时可比。
杜聿明集团覆没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尽,已无重兵来沿江布防和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也不能不准备“引退”下野。他为了在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在军政方面作了一系列部署。1949年1月18日,他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表汤恩伯专任总司令,同时撤销衢州绥靖公署,由汤恩伯来指挥国民党军残部,负责长江防线及苏浙皖赣军事。与此同时,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朱绍良为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接替宋子文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
汤恩伯于1949年1月3日召开江防会议,国防部第三厅也起草了江防计划,但统帅部已因军事危机陷于混乱,一时无意作出江防决策。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防线划分的方案,蒋介石派专人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汤恩伯的作战方针,对李宗仁、白崇禧是保密的[1]。
在一次有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出席的国防部讨论江防计划的会议上,继郭汝瑰出任第三厅厅长的蔡文治,判断解放军主力将在芜湖以西渡江,他提出的江防计划,主张把防守重点置于芜湖方面,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是,蒋介石的意思是把江防重点放在扬中方面,以江防作为前哨,退而坚守上海[2]。蒋经国对李以劻说:“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3]也就是以残剩的兵力,集中守卫上海,依托海口,在台湾基地的支援下,争取持久战斗,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国民党一直指望美国在与苏联对抗时,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只要美苏之间的对抗加剧,美国就会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
因此,汤恩伯策定的长江下游作战指导腹案如下:
1.于江防线上尽量阻止敌军,尔后向东南转移。
2.上海为尔后决战及掩护军队物资转移之要区,应就地利用一切力量,构成坚强据点。
3.江防部署重点,在京沪线中部,机动部队应能增援江阴及控制太湖西南与杭州而位置之。
4.皖南部队于江岸阻止敌之渡江,不得已时应竭力利用山地,迟滞敌之向东及南进,并依徽州附近部队之策应,向浙赣线转移[4]。
蔡文治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无论从战略战术上都是下策,和汤恩伯发生激烈争论,遭到汤恩伯的无理责骂[5]。
汤恩伯强调: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均系敌主力渡江区域,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长久阻敌渡江及有利决战。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大军转移困难;苏南则较容易,尚有另策后图之自由。因此,国民党军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以南[6]。
后来由于国防部的坚持,汤恩伯仍从东面抽调二十军驻芜湖,九十六军驻青阳,加强皖南方面的兵力部署。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在合肥、巢县及芜湖对岸集结,如果渡江,必将先行占领皖南,进击浙赣路上的衢县(衢州),成为政府军最大的弱点。3月18日,汤恩伯到溪口晋谒蒋介石,蒋对汤“决心固守上海,甚以为然。但认皖南防御薄弱,惟有于战术上与方略上图谋补救之耳”[7]。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已在三大战役中丧失殆尽,要想沿江直接配备,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已经做不到,更没有充分兵力部署间接配备,而没有纵深间接配备的兵力,千里长江是根本守不住的,一处遭到突破,整个防线就要崩溃。汤恩伯以十三个军直接沿江配备,阻击解放军渡江,以三个军守备上海,以四个军分散在丹阳、句容、宁国、徽州附近,作为机动部队。除上海一时没有战争威胁外,沿江守备和机动兵力均十分薄弱。尤其是纵深配备的机动兵力,过于薄弱和分散,无法对突破长江的解放军进行反击作战。指望解放军因缺乏渡船而推迟渡江,也只是一小部分国民党人的侥幸心理。
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人心解体,分崩离析,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策反活动也在积极展开。
2月7日,驻守长江南岸芜湖至繁昌沿江地区的一○六军二八二师五千余人,在师长张奇率领下起义,陆续渡江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加入了解放军[8]。
1949年2月间,在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准备策动南京卫戍部队和警察举行暴动,扣押国民党政府要员,迎接解放军渡江,上海方面也予以响应。但这一计划未及实施,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捕,民革在南京、上海两地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和有关人员孟士衡等数十人被捕。3月3日,这一京沪暴动案在报上披露。王葆真系国民党元老,经各方面营救,被判死刑后没有执行,上海解放后出狱,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于5月9日在上海被杀[9]。
是年初,“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成立有两个组织,酝酿起义。2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停泊,奉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2月25日,“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组织起义,得到舰长邓兆祥的支持,在邓的指挥下起锚,于翌日开往烟台。起义成功后,国民党军出动空军轰炸,3月20日“重庆”号在葫芦岛沉没[10]。
3月25日,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宴清率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从江宁防区渡江起义。由于起义组织活动在事先泄漏,王一度被软禁,脱身后于24日晚仓促率部渡江,未能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天明后,国民党军空军向起义部队散发传单,策动部队回返。由于这是一支国民党系统的警卫部队,缺乏起义的思想基础,部队迅速哗溃,王宴清率一百多人到了解放军防地。尽管如此,九十七师作为国民党军中枢的“御林军”,其起义行动对国民党军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1]。
4月7日凌晨,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在嘉兴起义。这个预干总队成立于1948年11月,为新建的30个军训练下级军官。贾亦斌原是蒋经国的亲信部将,这时,对蒋氏父子深感失望,决心组织起义,并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但贾的活动受到蒋经国的怀疑,至3月中旬,贾的预干总队的职务被撤销。4月2日,贾亦斌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4月15日在嘉兴发动起义。但在起义动员过程中秘密泄露,于是提早至4月7日晨起义。这支“太子军”起义,震惊了京沪一线,国民党军出动重兵围剿,12日在吴兴(湖州)妙西山良村将起义部队击散,贾亦斌本人突出重围找到了中共的游击队[12]。
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的这一系列暴动和起义,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和直属部队之中,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十分脆弱,而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正在继续积极有效地进行着。
毛泽东早在淮海战役的后期就开始着手考虑渡江战役。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电,请刘伯承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13]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华野、中野各部即转入休整,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在淮河一线的部队相继撤退,解放军前线部队于1949年一二月间先后进占蚌埠、滁县、两淮、扬州、南通、舒城、巢县、庐江诸地。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据有两浦(浦口、浦镇,驻有一个军)、安庆(驻有一个师)及在崇明岛驻军一师,其余则占领桥头堡阵地,只能配备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
这时,李宗仁正在接洽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并有撤退至浙赣线布防的计划。中共中央获得了相关的情报,于2月3日指示前线将领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线的两种可能情况,如国民党军在京沪线抵抗,则华野和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准备3月即行渡江,同时要求各中央分局,立即组织训练干部,准备接收江南广大地区。[14]为此,邓小平、陈毅于2月4日向中央建议:“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建议林彪、罗荣桓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至安阳、新乡休整,待华野、中野渡江时,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所部,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15]。这时,中共中央已把注意力转向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在考虑军事行动时,更加侧重于考虑与城市接收工作同步进行,因此,复电指示各部,一方面同意华野和中野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同时要求“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16]。
2月9日,原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主张“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并继续要求东野出动三个军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保障华野、中野行动[17]。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计划,并重申“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8]。翌日,又命令东野先出动两个军约12万人,于3月底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钳制白崇禧,以利华野和中野夺取南京[19]。
2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和平代表团达成了一个八点秘密协定,一方面考虑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一方面于25日要求前线部队于3月中下旬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向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3月初,华野和中野开始出动,向长江沿岸开进。3月19日,在前线部队即将到达渡江准备位置时,中央军委指示前线将领要根据谈判情形和军事上的需要,考虑是否攻占两浦,除此之外,即要求准备渡江战斗:“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20]最后,由于军事上的理由,确定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二天,即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15日发起渡江战斗[21]。
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22]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候,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于3月30日到达北平,中共中央根据刘的陈述判定,中共决定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计划已有初步认识[23]。4月4日,白崇禧有致中共中央支电,毛泽东于5日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复白崇禧一电,指出:“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仍与刘仲容商定了一个军事安排,通知白崇禧说:“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24]中共中央军委并就此通知了前线将领遵照执行。但白崇禧复电表示,安庆归国防部管辖,要求“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25]。当时,二野开进后,一度攻击安庆,但安庆易守难攻,而对解放军渡江的妨碍并不严重,刘伯承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即于4月4日决定,暂不进攻安庆,仅以一个军包围监视,以便集中精力渡江作战。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十二兵团的两个军已迅速南下,4月1日占领信阳,一部已越武胜关南进。于是,刘伯承即调在麻城的陈赓的第四兵团至宿松、太湖一线,掩护渡江部队的安全。十二兵团则向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线推进,掩护四兵团侧背的安全。4月8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各自下达了渡江作战的部署。
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之际,中共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也有进展,中共中央对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有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为了和谈的需要,向前线将领征询推迟渡江的可能性。但总前委认为,长江5月初发大水,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而且,目前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都很困难,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情况下,才能推迟时间,或者不得已时,推延至秋后渡江。因此主张:“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26]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意见和谈判进展情况,于4月11日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且命令各部于4月11日至16日不要发生任何战斗[27]。军委告诉前线将领,南京主和派即将签订的和平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但军委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要求前线部队不要松懈士气[28]。
4月15日晨5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总前委,当天将向南京代表团送交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军委命令:“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廿日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29]军委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准备用战斗方式渡江,一方面再次向总前委征询意见,如果和谈成立,并有必要,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对此,总前委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30]同时,粟裕、张震向军委报告,为了按时发起渡江战役,要求提早于16日攻占永安洲,以便届时船只入江。军委当日复电:“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洲。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20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31]
解放军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军组成了三个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口岸段(即江阴至扬中北岸)实施渡江;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裕溪口至枞阳镇段(芜湖、铜陵、贵池北岸)实施渡江;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分别在安庆以东至枞阳段、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望江至马珰段渡江。国民党军在西段的江防兵力薄弱,而东段江防有重兵镇守。因此,解放军的渡江重点置于安庆至芜湖段,以第三野战军的第七、第九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作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期望首先突破政府军长江防线。总前委估计:“因敌江防西段较弱,故二野与七、九兵团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八、十兵团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32]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对进会合,围歼南京、镇江方面敌军主力,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战斗,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4月18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渡江各集团指挥员:“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号(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33]
至4月19日,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仅余安庆、长生洲、黑沙洲、西梁山、北新洲、六圩、扬中沙洲、两浦(浦口、浦镇)及崇明岛等9处。国民党军海军在长江下游配备了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拥有26艘军舰和三个艇队,但海军在北岸已经失去了掩护阵地,航线受到严重限制,并遭到解放军短兵炮火的袭击,已很难在长江上发挥战斗作用。
发布时间：2022-09-08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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