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争取苏联的援助

        早在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蒋介石则是中国的领袖。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中共,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1]。
        这样,美国、苏联与执掌国民政府权力的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其中没有共产党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按照这个安排,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解放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亿以上人口,组织了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实力雄厚的大党,尤其在抗战末期,中共已经明确地向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提出了挑战,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苏联与国民党所达成的安排的。中共坚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2]它决心不让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半途而废,而要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并通过这场革命给中国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
        要这样做,首先就要突破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而主要的是要使苏联相信,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仅不会导致美苏在中国迎头相撞,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恰恰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对战后世界形势及中国局势进行全面的观察与严肃的思考后,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文章,包括8月6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谈话,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些观点:一、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也就是“中间地带理论”;二、美苏之间必定妥协,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四、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扩张及本国反动派的斗争是世界民主力量增长的表现,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五、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3]。这就告诉苏联,中共是不会受雅尔塔格局的限制的,苏联不仅不应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应当责无旁贷地支持中国革命,因为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的反美斗争取得胜利,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的斗争也是为着世界和平,为着苏联的安全的。这样,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与美苏之争的关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打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使中国革命能根据其内在的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上独立自主争取胜利的道路。“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意义至关重大。
        中共明白自己的处境,在战后初期谨慎地处理对外关系,在对蒋斗争中努力实行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中共一度对马歇尔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以致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中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马歇尔调处十分失望,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八九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与斯蒂尔(Steel),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4]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5]。这可以看作中共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共在反蒋斗争中必然连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6]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着《中美商约》及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在1946年、1947年签订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共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地密切起来。中苏两党的传统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纽带。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它在进驻中国东北后所控制的大量武器。据华西列夫斯基(Α.Μ.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万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7]。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区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辽南中共军队时,驻旅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八至十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政府军不得越过。苏军则让中共部队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八至十公里的地带成为辽南中共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顺、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使旅大地区成为苏军控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这样,辽东半岛南端就被封死了,美军和国民党军不能插足这一战略要地,无法在这里登陆,抢运部队,也不能由此撤兵。而中共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起一块稳定的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不但对东北战场,而且对华北、华东战场进行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中共旅大地委在大连建起一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共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干等等,使旅大成为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8]。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首先,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不啻雪中送炭;其次,不使苏联支持中共原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结盟的根本目的,现在中共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动摇了这个同盟的根基;第三,苏联在中国的利益逐渐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了起来。
        1947年3月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只要美国认为哪里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就可以进行干涉。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苏联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促使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加强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9月,苏联等九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美苏之间的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
        国际形势的上述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推向前进是一股难得的东风。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说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了与美国谋求妥协的政策,放弃了远东的雅尔塔格局,但这至少表明,苏联已经开始放弃仅仅通过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护力量平衡的政策。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革命的行动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是吻合的,而且与苏联的全球革命战略也逐渐一致起来。但对这一点,中共党内并不是马上就完全一致地领悟了。在1947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就有不同看法,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与会者认为,国际形势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际形势发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机遇,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仅明确表示接受关于两个阵营的提法,并且对情报局的宣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毛泽东进而对宣言中的观点加以发挥,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9]。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使党内对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更充满了信心,也使中共与苏联结盟有了新的基础。
        苏联在欧洲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发起外交上的攻势,强烈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曾经达成协议,美苏两国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军,盟国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成立统一的民主的国民政府。但美国迟迟没有从中国撤军,而且公开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在1946年9月下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以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大量材料说明,美国使中国问题复杂化,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1947年4月初,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表示,苏联仍然坚持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履行包括“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等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信中还说,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已经将近一年,而美国何时履行从中国撤军的义务,现在尚无迹象^[10]。11月,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在联大会上发言,指出美军继续留驻中国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了,也给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军驻华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国际问题。他质问,是什么理由使中国政府非有外国军队不可?苏联的上述表态使美国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本来美国政府内就有一种意见,即“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主要刺激性因素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11]。所以苏联的这种态度也就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制约。
        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从客观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事态的干涉能力。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美国决策者中的主流派,如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乔治·凯南等都是重欧轻亚的,他们认为,西欧与美国休戚相关,如果失去西欧,美国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胁。相反,即使失去整个亚洲大陆,美国仍能生存,或许能重整旗鼓把它夺回来。在1947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逐渐把美国对华政策从鼓励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转变为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实行有限度的支持。这种支持离国民党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相去甚远。
        苏联与中共东北根据地的关系在继续发展。及至1948年春,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南下至锦州、山海关一线作战,但当时东北连降暴雨,铁路和桥梁破坏严重,恢复交通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必要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至同年12月共修复了1500公里的铁路线和9000多米大中型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12]。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直抱有疑虑。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为中共消除这种疑虑提供了契机。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认为南共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主动站在苏联一边,随即作出反应。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表示要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共随即在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工作,要求全党“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13]。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机会,撰文盛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高度评价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严厉批判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指出:“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毛泽东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14]。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其中指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中共的这些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米高扬(А.И.Микоян)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在访问期间米高扬每天向斯大林汇报情况,苏共政治局也经常及时进行商讨,或给以指示。毛泽东首先给米高扬讲中共党史,讲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出发以前便已决定不与王明发生接触,他在西柏坡时确实与王明并无往来。毛泽东谦逊地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只是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没有作什么理论上的丰富。米高扬表示不能同意这一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对南斯拉夫外长希米奇的批判是特别珍贵的,从而又一次表示中共要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表示,苏联在那里保留军事基地是为了防止日本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可以继续保留下去。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后,于2月5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美军撤离日本,苏联就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把苏军从旅顺口撤出。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从旅顺口撤军是可取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苏联这一表示对于中共与苏联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共将可以在全民族面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担保说,苏联不赞成新疆独立,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意图,新疆无疑应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关于蒙古,毛泽东问道,苏联对内外蒙古合并的问题持何态度,米高扬答道,这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毛泽东说,如果合并后纳入中国版图?米高扬称,这不可能,因为外蒙古已经独立很久了。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建议,要尽快攻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然后立即成立政府,那样中共就不仅是以爱国者的身份行事,而且是以政府出面了,在国际关系中是需要这样的。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И.Ковалев)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15]。可以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