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人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并和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期间,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如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认为要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于是开始了以所谓“求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建立起新式军队并创办起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立制炮局(上海制炮局移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继续创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李鸿章又设天津机器局。以后,在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汉阳等地陆续设置十几个中小局厂,制造枪炮军械。
        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的,它是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其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各军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以维护封建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由清政府派员经办,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这种军事工业基本是封建性的官办工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又开始了以“求富”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燃料,“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1]。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新式的军事工业必须有新式运输工具与之相配合。再次是经费问题,由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在财政上发生了支绌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洋务派官僚深切地感到,只靠发展军事工业还不能达到“求强”的目的,必须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2]。这样他们就又开始兴办起近代民用工业来了。当时,国内已经具备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而外资在华投资设厂,获得优厚利润,也刺激了洋务派官僚创设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趣。
        洋务派官僚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曾经遇到了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但洋务派是政府中的实力派,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因而取得了兴办工业的某些特权。
        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除依旧采取“官办”形式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资,政府派官管理。郑观应说过:“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3]郑观应的话,只不过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可能办到。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乃是为了招收商股,吸收和利用商人股本,实际上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稍晚些时候,在洋务派经办的民用企业中,还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股本,商人出一部分股本。“官商合办”企业,名义上是“合办”,实际上多半是“合而商不办”,还是由官方操纵。
        洋务派所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一共约有二十个。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轮船招商局。设立的目的是,“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4]。轮船招商局总局设上海,在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地设分局。招商局是洋务派官僚所办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本最多时达二百几十万两。原为官商合办,中法战争后(1885年),因亏折甚巨,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又改为商办。还有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创办基隆煤矿,1881年煤的产量达五万四千吨。还有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1882年该矿资本达一百二十万两,1884年起年产量达二十万吨以上,1894年日产量一千五百吨,为洋务派所办采矿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一个。此矿于1900年为英人夺去。还有1878年,李鸿章批准候补道彭汝琮倡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派人经办,1889年正式开工生产,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还奏请给予该厂减税和十年专利权,以垄断棉纺织工业。1893年,该厂被火焚毁。李鸿章又令盛宣怀负责规复,改名华盛纺织总厂。还有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筹设兰州织呢局,1880年开工,投资官款二十万两。此外有张之洞于1889年筹设汉阳铁厂,1890年又设湖北织布局和湖北纺纱官局,1891年又设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1894年又设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
        以上这些企业在创办时,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如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就是为了“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开平矿务局的创设是为了“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等。这些企业名义上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上企业管理大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这些企业形同衙门,洋务派任意安插私人担任总办、帮办、坐办、提调等职务。他们把持一切,贪污中饱,无所不为,商人根本无权过问。洋务派还利用官督商办形式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由于洋务派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所经办的民用企业享有减税、专利等特权,借此限制和排挤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许多重要职务,任用洋人,信赖洋人,甚至由洋人左右一切,表现了它的买办性。
        总之,洋务派所经办的近代民用企业,虽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并非一般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当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后,它限制和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方面是起了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