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全部活动,仍然是为着准备一次新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同唐才常商议过联合举义,但他估计康有为性情固执,必多掣肘,并未寄予过多希望,而把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广东方面,依靠兴中会及其所联系的力量。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陈少白任总编辑。同月,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其间,郑士良已经联络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正在等待命令。4月,杨衢云返日,向孙中山报告准备情况,请示方略。随后,郑士良也接着赶来,拟和孙中山面商。
自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待机发动。约在5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认为中国局势危急,应使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告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N.A.Blake)同意后,向陈少白献策,请港督出面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的幕僚刘学询也为此在孙、李之间拉关系。刘和孙中山同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他声称:“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1]孙中山虽对李鸿章能否有此“魄力”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不妨一试,同时,也不放松起义的准备。在这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法国驻日本公使哈蒙特(J.Harmond),向他说明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计划,要求法国能给予军械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允诺,一旦革命成功,将容许法国在华设立租界和租借地。哈蒙特向孙中山表示,法国政府深盼能扩大在华南的利益,但是,清政府是得到法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法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原有政府的地位和秩序。倘若孙的革命一旦成功,法国政府当乐于承认。他写了一封信,介绍孙中山与法国驻安南总督韬美(P.Doumet)相见[2]。6月11日,孙中山偕郑士良、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自横滨启程。舟中,宫崎自荐愿去新加坡说服康有为,使他“复建共和之旗帜,握手协力”,得到众人赞同[3]。17日,舟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兵舰来迎。因传闻李的僚属有借机逮捕孙中山、杨衢云的计划,孙中山便派宫崎、清藤、内田三人前去谈判,自己乘船迳赴西贡。过港时,在一只小舟中和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议定由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宫崎等过船后,被接到广州刘学询私宅,当夜就进行了谈判。刘学询称,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但同意借款六万元,先付一半,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谈判结束,宫崎等即转往香港,接受了刘学询之子交来的三万元现金。随后赶赴新加坡,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是行刺,避不见面,并向殖民当局控告。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
孙中山于6月21日抵达西贡。但是,韬美并没有和他会面,只让随从人员表示:法国殖民当局乐于见到中国内政有所改善,但以不引起革命和骚乱为原则[4]。孙中山在西贡停留期间,得到宫崎被捕的消息。7月9日,赶赴新加坡营救。12日,宫崎等出狱。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孙中山、宫崎等五年之内均不准入境,孙中山等重返西贡。16日,孙中山等一行自西贡抵达香港,对登轮来访的香港官员说:“我们同党现正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我们将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并称:“我已放弃与康有为协力商讨当前局势的想法。”[5]宫崎入狱事件使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在孙中山一行抵港之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将孙中山、李鸿章的合作打算报告英国首相,要求允许孙中山在香港登陆。但英国首相坚持香港政府以前对孙中山宣布的驱逐令仍应有效。这样,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他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6]。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
当孙中山等滞留香港舟中的时候,李鸿章也正在香港停留。7月8日,清政府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7日,李鸿章抵港,拜会卜力。卜力重申前议,要李鸿章留下来实行所谓“两广独立”计划,并拟安排孙、李见面。李鸿章坚决不允,只表示“视时局趋势徐徐解决”[7],次日离港北上。
两广独立计划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半殖民地中国的独特产物。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企图利用当时的复杂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局势又仍在急遽发展,老奸巨猾的李鸿章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返日。次日,何启通知谢缵泰等人说:卜力支持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8]。这以后,曾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郑士良等署名,致书卜力,要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内附《平治章程》六则,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设想。其内容有迁都于适中之地,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立议会,公权利于天下,增添文武官俸,平其政刑,变科举为专门之学等[9]。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出亡。同月25日,孙中山偕平山周、内田良平登轮离日,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倒清朝统治[10]。28日,孙中山抵上海,和刘学询在船上举行了会谈,没有结果。当时,正值唐才常等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于9月1日与容闳同轮离沪。
上海之行虽然无成,孙中山仍不愿失去时机。9月25日,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等赶赴台湾。抵台后,托平山周带交刘学询一函,要他筹款百万,资助起义。函中写道:“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11]表现了满腔的忧时爱国之情。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根据日本政府指示,企图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霸占福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他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命民政长官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企图借中国革命者达到自己的目的。孙中山不了解儿玉的阴谋,他将购得的军械储存在台湾,准备内运;答应前往助战的日本退役军人,也集中于此。
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
郑士良入惠州后,就选择了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作为根据地。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他集中了六百名精壮,但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匮缺,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八十人守大寨。可是起义风声已渐传出,粤督德寿命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部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部驻淡水、镇隆,对三洲田取包围态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起义将领认为敌军不足惧,续电孙中山表示,将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次复电称:“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12]
在孙中山的复电还未到达三洲田军中的时候,清军何长清部二百人已经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达黄冈,逼近三洲田。起义军迫于形势,只能发动攻击。6日晚[13],黄福率八十人夜袭清军,阵斩四十人,生擒三十余,初战告捷。黄福并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人会攻新安。正在这个时候,郑士良自香港携孙中山第二次复电至,于是全军改道,往厦门方向前进。江恭喜部不及集合,迅速涣散。
其后,郑士良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率六百义军避开何部主力向镇隆前进,清军邓万林部千余人扼险而守。起义军在平山、龙冈间召得千余群众,于10月15日奋勇攻山,诛守备严某,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某,夺得大批枪支弹药,革命军再次告捷。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集中起义军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另以小部攻惠州府城。因惠州坚守,援敌迅集,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散入乡间。
至此,江恭喜部未能发动,梁慕光部又没有取胜,郑士良部已经成了孤军。清军集众万余,全力进攻。但郑军一路秋毫无犯,受到乡民欢迎,投军者数千人。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洋枪千余,以少胜多,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革命军第三次告捷。10月20日,又在崩冈墟第四次告捷。次日,军次三多祝,投军者益众,兵员达二万余,宿营白沙。这时,义军枪支弹药已近竭绝。
孙中山于接得起义军将沿海岸东上的电报后,即急速筹集武器弹药。他一面致电宫崎,令将原先向菲律宾独立军借定的枪枝,速送惠州;一面向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弹药。但是,由于日本政客的贪污混骗,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所存的军械全是废品,无法使用。日本政府这时已发生了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奉行保全清政府以作其代理人的政策,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并禁止武器出口。这样,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的希望完全没有了。
山田良政奉孙中山之命,由香港潜往白沙大营,告以“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14],要郑士良自行决定进退。起义军得到消息后全军激昂,郑士良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沿海岸退出,渡海返三洲田,设法从香港购取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义军,以攻广州。于是,起义军解散,仅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到三洲田。他们想袭击深圳、横冈的清军,但是饷弹殆尽,只好在11月7日解散。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郑士良等逃至香港。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惠州方面既失败,广州方面的起义计划也随之流产。
广州方面的发动人是史坚如(1881—1900),他原是官僚家庭子弟,因愤于清廷丧权辱国,拒绝改革而投身革命。为了筹集起义经费,他和哥哥史古愚卖去了各自的一份家产。原订夏历七月某日起事,因军械未至改期。这时三洲田已先期发动。为了解除三洲田起义军受清军夹击的困境,史坚如决定铤而走险。他在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毙德寿。10月27日,他连夜挖地,安置好炸药引爆设施,燃香施放,但是药线没有点着。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观察。果然一声轰响,震坍督署后围墙十余丈,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史坚如于次日前往码头时被捕,11月9日被害。
惠州起义爆发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紧张活动,为这次起义添加了丰富的色彩。兴中会勇敢的武装起义表明,在挽救当时祖国危亡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是一支坚定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还不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在孙中山亲自布置的反清武装起义中,惠州起义历时最长。兴中会利用三合会的力量组织起义,使起义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起义的指挥者郑士良既是革命党人,又是会党领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以这种身份领导起义,保证了起义军指挥的统一。这次起义原定的正军在广州,惠州只是旁军,但是正军像1895年一样没有结果,旁军却很快有所发展。此后,直到1910年春节的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没有再布置夺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能说与惠州起义的经验没有关系。
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械问题,而这次的军械问题却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兴中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轻意地把夺取胜利的重要准备即军械的供给,寄托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上,因而打乱了起义的计划。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还同样反映在争取法国援助和广东独立问题上。兴中会领导人的这种幻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的表现。以后,他们在对待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时,手段虽已老练得多,但这一根本弱点仍然危害着他们的事业。
惠州起义后,1901年1月,杨衢云被广东当局雇人刺死于香港。杨衢云对兴中会的事业有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在革命成功后保留帝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并为此而奋斗至死。对于他的功绩,孙中山始终感念不已。8月,郑士良又在港暴卒。1902年1月,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已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兴中会又丧失了几位重要的活动家,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澳洲华侨谢缵泰却仍在努力,试图组织一次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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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同唐才常商议过联合举义,但他估计康有为性情固执,必多掣肘,并未寄予过多希望,而把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广东方面,依靠兴中会及其所联系的力量。
1900年1月,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成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陈少白任总编辑。同月,杨衢云自横滨到香港参加起义筹备。总机关就设在报社三楼。其间,郑士良已经联络了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梁慕光等,正在等待命令。4月,杨衢云返日,向孙中山报告准备情况,请示方略。随后,郑士良也接着赶来,拟和孙中山面商。
自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北方的局势,待机发动。约在5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认为中国局势危急,应使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告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N.A.Blake)同意后,向陈少白献策,请港督出面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的幕僚刘学询也为此在孙、李之间拉关系。刘和孙中山同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他声称:“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1]孙中山虽对李鸿章能否有此“魄力”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不妨一试,同时,也不放松起义的准备。在这期间,孙中山会见了法国驻日本公使哈蒙特(J.Harmond),向他说明了推翻满清政府的计划,要求法国能给予军械和军事顾问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允诺,一旦革命成功,将容许法国在华设立租界和租借地。哈蒙特向孙中山表示,法国政府深盼能扩大在华南的利益,但是,清政府是得到法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法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原有政府的地位和秩序。倘若孙的革命一旦成功,法国政府当乐于承认。他写了一封信,介绍孙中山与法国驻安南总督韬美(P.Doumet)相见[2]。6月11日,孙中山偕郑士良、杨衢云、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自横滨启程。舟中,宫崎自荐愿去新加坡说服康有为,使他“复建共和之旗帜,握手协力”,得到众人赞同[3]。17日,舟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兵舰来迎。因传闻李的僚属有借机逮捕孙中山、杨衢云的计划,孙中山便派宫崎、清藤、内田三人前去谈判,自己乘船迳赴西贡。过港时,在一只小舟中和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确定起义的主要目标仍在夺取广州,但发动的地点改为广州、惠州并举,广州为正军,惠州为旁军。议定由郑士良率会党领袖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邓荫南等赴广州组织机关,杨衢云、陈少白等留港接济饷械,李纪堂担任财务主任,总管经费。
宫崎等过船后,被接到广州刘学询私宅,当夜就进行了谈判。刘学询称,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李鸿章不便有所表示,但同意借款六万元,先付一半,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谈判结束,宫崎等即转往香港,接受了刘学询之子交来的三万元现金。随后赶赴新加坡,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是行刺,避不见面,并向殖民当局控告。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
孙中山于6月21日抵达西贡。但是,韬美并没有和他会面,只让随从人员表示:法国殖民当局乐于见到中国内政有所改善,但以不引起革命和骚乱为原则[4]。孙中山在西贡停留期间,得到宫崎被捕的消息。7月9日,赶赴新加坡营救。12日,宫崎等出狱。英国殖民当局规定,孙中山、宫崎等五年之内均不准入境,孙中山等重返西贡。16日,孙中山等一行自西贡抵达香港,对登轮来访的香港官员说:“我们同党现正努力以颠覆北京政府,我们将在中国南部建立一新政府。”并称:“我已放弃与康有为协力商讨当前局势的想法。”[5]宫崎入狱事件使孙中山与康有为合作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在孙中山一行抵港之前,香港总督卜力曾将孙中山、李鸿章的合作打算报告英国首相,要求允许孙中山在香港登陆。但英国首相坚持香港政府以前对孙中山宣布的驱逐令仍应有效。这样,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他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6]。派日本人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
当孙中山等滞留香港舟中的时候,李鸿章也正在香港停留。7月8日,清政府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7日,李鸿章抵港,拜会卜力。卜力重申前议,要李鸿章留下来实行所谓“两广独立”计划,并拟安排孙、李见面。李鸿章坚决不允,只表示“视时局趋势徐徐解决”[7],次日离港北上。
两广独立计划是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半殖民地中国的独特产物。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企图利用当时的复杂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局势又仍在急遽发展,老奸巨猾的李鸿章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返日。次日,何启通知谢缵泰等人说:卜力支持在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8]。这以后,曾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郑士良等署名,致书卜力,要求英国政府“助力”,“改造中国”,内附《平治章程》六则,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设想。其内容有迁都于适中之地,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立议会,公权利于天下,增添文武官俸,平其政刑,变科举为专门之学等[9]。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出亡。同月25日,孙中山偕平山周、内田良平登轮离日,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倒清朝统治[10]。28日,孙中山抵上海,和刘学询在船上举行了会谈,没有结果。当时,正值唐才常等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于9月1日与容闳同轮离沪。
上海之行虽然无成,孙中山仍不愿失去时机。9月25日,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等赶赴台湾。抵台后,托平山周带交刘学询一函,要他筹款百万,资助起义。函中写道:“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11]表现了满腔的忧时爱国之情。当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根据日本政府指示,企图乘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霸占福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因此他表示“赞成”中国革命,命民政长官与孙中山接洽,许以起义后设法相助,企图借中国革命者达到自己的目的。孙中山不了解儿玉的阴谋,他将购得的军械储存在台湾,准备内运;答应前往助战的日本退役军人,也集中于此。
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
郑士良入惠州后,就选择了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作为根据地。三洲田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于周围农村之中。他集中了六百名精壮,但武器弹药不足,军粮又日渐匮缺,只好将所部分散,仅留八十人守大寨。可是起义风声已渐传出,粤督德寿命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部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部驻淡水、镇隆,对三洲田取包围态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速接济。孙中山复电称,筹备未竣,暂时解散。起义将领认为敌军不足惧,续电孙中山表示,将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迅速接济弹药。孙中山再次复电称:“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12]
在孙中山的复电还未到达三洲田军中的时候,清军何长清部二百人已经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达黄冈,逼近三洲田。起义军迫于形势,只能发动攻击。6日晚[13],黄福率八十人夜袭清军,阵斩四十人,生擒三十余,初战告捷。黄福并拟于天明时乘胜追击,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人会攻新安。正在这个时候,郑士良自香港携孙中山第二次复电至,于是全军改道,往厦门方向前进。江恭喜部不及集合,迅速涣散。
其后,郑士良接替黄福的指挥职务,率六百义军避开何部主力向镇隆前进,清军邓万林部千余人扼险而守。起义军在平山、龙冈间召得千余群众,于10月15日奋勇攻山,诛守备严某,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某,夺得大批枪支弹药,革命军再次告捷。同时,梁慕光等也在博罗集中起义军响应,千余人直扑博罗城,另以小部攻惠州府城。因惠州坚守,援敌迅集,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散入乡间。
至此,江恭喜部未能发动,梁慕光部又没有取胜,郑士良部已经成了孤军。清军集众万余,全力进攻。但郑军一路秋毫无犯,受到乡民欢迎,投军者数千人。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洋枪千余,以少胜多,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革命军第三次告捷。10月20日,又在崩冈墟第四次告捷。次日,军次三多祝,投军者益众,兵员达二万余,宿营白沙。这时,义军枪支弹药已近竭绝。
孙中山于接得起义军将沿海岸东上的电报后,即急速筹集武器弹药。他一面致电宫崎,令将原先向菲律宾独立军借定的枪枝,速送惠州;一面向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弹药。但是,由于日本政客的贪污混骗,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所存的军械全是废品,无法使用。日本政府这时已发生了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奉行保全清政府以作其代理人的政策,禁止台督帮助革命党人,并禁止武器出口。这样,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的希望完全没有了。
山田良政奉孙中山之命,由香港潜往白沙大营,告以“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14],要郑士良自行决定进退。起义军得到消息后全军激昂,郑士良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沿海岸退出,渡海返三洲田,设法从香港购取弹药,然后会合新安、虎门义军,以攻广州。于是,起义军解散,仅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到三洲田。他们想袭击深圳、横冈的清军,但是饷弹殆尽,只好在11月7日解散。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郑士良等逃至香港。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惠州方面既失败,广州方面的起义计划也随之流产。
广州方面的发动人是史坚如(1881—1900),他原是官僚家庭子弟,因愤于清廷丧权辱国,拒绝改革而投身革命。为了筹集起义经费,他和哥哥史古愚卖去了各自的一份家产。原订夏历七月某日起事,因军械未至改期。这时三洲田已先期发动。为了解除三洲田起义军受清军夹击的困境,史坚如决定铤而走险。他在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毙德寿。10月27日,他连夜挖地,安置好炸药引爆设施,燃香施放,但是药线没有点着。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观察。果然一声轰响,震坍督署后围墙十余丈,德寿自床上抛出堕地。史坚如于次日前往码头时被捕,11月9日被害。
惠州起义爆发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的时候,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紧张活动,为这次起义添加了丰富的色彩。兴中会勇敢的武装起义表明,在挽救当时祖国危亡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是一支坚定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在政治上还很幼稚,还不善于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在孙中山亲自布置的反清武装起义中,惠州起义历时最长。兴中会利用三合会的力量组织起义,使起义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起义的指挥者郑士良既是革命党人,又是会党领袖,还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他以这种身份领导起义,保证了起义军指挥的统一。这次起义原定的正军在广州,惠州只是旁军,但是正军像1895年一样没有结果,旁军却很快有所发展。此后,直到1910年春节的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没有再布置夺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能说与惠州起义的经验没有关系。
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械问题,而这次的军械问题却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兴中会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轻意地把夺取胜利的重要准备即军械的供给,寄托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上,因而打乱了起义的计划。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还同样反映在争取法国援助和广东独立问题上。兴中会领导人的这种幻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的表现。以后,他们在对待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时,手段虽已老练得多,但这一根本弱点仍然危害着他们的事业。
惠州起义后,1901年1月,杨衢云被广东当局雇人刺死于香港。杨衢云对兴中会的事业有重大贡献,他坚决反对在革命成功后保留帝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并为此而奋斗至死。对于他的功绩,孙中山始终感念不已。8月,郑士良又在港暴卒。1902年1月,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已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兴中会又丧失了几位重要的活动家,只好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澳洲华侨谢缵泰却仍在努力,试图组织一次新的进攻。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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