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和中国政治犯逋逃的渊薮。清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较派向欧美各国要晚。其后,逐年增派,人数迅即跃居留学各国学生的首位,但在1900年以前,也还不满百人。留学生基本集中在日本国都东京。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志士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志士,人数更少,都在旅日华侨最多的横滨活动。
政治思想开放的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优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倚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也确实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们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创办油印刊物《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李白重、王宠惠等因传说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朝政府宣告独立,吸引了不少留日华侨入会。孙中山积极支持这一举动,郑等常到横滨前田桥孙宅讨论进行方法。广东独立的主张与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并不冲突。次年,欧榘甲即化名太平洋客,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连载《新广东》一文,也主张广东独立。可是,由于郑贯一经常出入孙中山之门,还是被解除了在《清议报》的职务。孙中山将郑介绍到香港《中国日报》去任主笔。少数广东学生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政治趋向尚未转移。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的春天。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励志会的活动人物,如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沈云翔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在此前后,会员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黎科、傅慈祥、蔡成煜、郑葆晟、吴禄贞等还先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们都深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幸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留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王璟芳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考察,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目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抉择。
1901年5月,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在东京发刊《国民报》月刊。秦力山(1877—1905)名鼎彝,号巩黄、遯公,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他是个秀才,拥护变法运动。1899年赴日入高等大同学校,曾任《清议报》编辑。大通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他又到横滨找梁启超,梁已为逃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他去,秦便跑到东京办起《国民报》来。戢翼翚也是跑回日本来找梁启超算账的。沈云翔则以返日后写的《复张之洞书》著名,这篇长文反驳了张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对自立军的污蔑,赞颂革命、流血,倡导自由、平等。秦力山自任该报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明确地同保皇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它指责侨居者中“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它还指责康有为说:“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其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1]该刊第四期还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指名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正仇满论》是革命派最早的一篇正面驳斥保皇谬论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尚在国内的章炳麟。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它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2]国民会预定的活动方针是“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3],也就是说,在国内外掀起革命运动,因此,它规定要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
国民会的一部分人也和孙中山产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刊物上对他加以攻击。譬如说孙中山“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4]。这一派人以戢翼翚为首,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之用心的攻击是错误的,为此,秦力山经常调护于二者之间。然而,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在国内开展并解决问题,却是正确的积极主张。《国民报》于8月份出刊后即停办,大部分人回国重振旗鼓,显然与这种矛盾和这种主张有关。杂志停刊后,国民会也随之解散了。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孙中山横滨寓庐中,学界人士的踪迹日益增多。钮永建拜会了这位“海贼”后,回去对吴稚晖赞叹说:“像一个书生,他的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5]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的印象正在扭转。经常领着学界人士去见孙中山的,除冯自由、程家柽之外,还有秦力山。1902年2月,秦力山引章炳麟前往拜访。章在自立军失败后也被通缉,避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6];又因放言高论受到江苏巡抚恩寿的注意,只好再往日本,应梁启超广智书局编译之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军乐声中将两人引入中和堂,会饮定交。此后,经常一起讨论土地制度等问题。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还应当指出,同样是皈依于革命大纛之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它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又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却是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国民报》的创刊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使旅日华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转移到了东京。
1902年2月21日(夏历壬寅年正月初三日),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学生274人。随后,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地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这一年在会馆登记的学生人数达到451人。清廷派出学生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但广大青年争往日本,却多数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是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加以离中国近,生活费用低,便成为忧国之士的理想去处。“自庚子以来,凡忧时之士,每伤国势之凌夷,莫不东望祝曰:‘愿留学者之日多而学之速成也。’”[7]革命派在留学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吴禄贞在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把该会馆比喻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社会舆论称为“新中国之主人翁”。不仅官方派留学生,社会上也动员青年前往,有些地方还为游学者办有招待所、介绍所、补习班、预备科等组织,号召游学的宣传不断见诸报纸、刊物。一股游学热形成了,大批青年源源东渡。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者在留学生中比例很大。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省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钧拒绝保送。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二人。8月5日,东京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宣布遣送二人回国。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濠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江阴南菁书院高材生,举人,拥护变法维新,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广东大学堂,这时率广东留学生赴日,正在东京。他的绝命书虽然“词气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8],却得不到蔡钧的谅解。8月12日,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钧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钧。
成城入学事件的风潮并不算大,但它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1902年冬,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了一个组织,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仍旧含有“少年中国”的意思。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9],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参加发起者还有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嘉榘、嵇镜、钮瑗、吴绾章、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潘赞化、陈由己、金邦平等。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血液。
原先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因为稳健派、激烈派的冲突早已无形解体,青年会在留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1902年11月,湖南留学生杨笃生、梁焕彝、樊锥、黄兴等编的杂志《游学译编》创刊。同月,浙江留学生成立了浙江同乡会。随后,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许多省的同乡会都准备发刊杂志,不少青年会会员被选为干事、编辑员,在各同乡会及其刊物中起着骨干作用。
1903年1月29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一日),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10]。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们呵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族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来了。马、刘二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这一行动,曾受到孙的启发[11]。事后,刘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君武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留学界愈形活跃。
1903年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地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
远处异国的留学生,对祖国遭受列强的欺凌痛心疾首。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刺激这群充满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的人们起来抗争。
2月10日、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分别揭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定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俗习惯,以供观览。学生们闻讯后,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学生会馆干事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报告各处,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争,大阪侨商也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博览会主持者撤销此举。
3月12日,秦毓鎏、蔡文森等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台湾省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认为:“此必日人狡诡,以吾福建为彼势力范围地,故以出品置此”:“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12]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
3月26日至4月14日,弘文学院发生退校事件。该校发布新规则,在经济上对学生无理苛索,学生交涉无效,有五十二人出院。几经交涉,校长嘉纳被迫让步,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的干事才举行会议,决定复课。
4月13日,成城学校学生刘鸿逵受到日军大尉西乡的侮辱,队中长官拒绝处分西乡,在校中国学生愤而停课,终于迫使西乡向刘鸿逵和清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
4月23日,成城学校举行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其中独缺中国龙旗。中国学生指出:“此虽小事,轻我殊甚。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齿我于诸国也。”[13]一致决定抵制运动会,并阻止中国人前往参观。校方无法,终于挂出了中国国旗。
上述事件说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热烈的程度,只要点燃,它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焰,就会焕然爆发。
政治思想开放的留学生对孙中山、梁启超都很景仰,优游于二者之间,似乎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政治分野。梁启超倚仗着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名声,又凭着办有《清议报》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俨然是进步学生的盟主。他的一派人对后党“伪政府”的无情揭露和对民主主义的宣传,也确实在启发着青年学生们的觉悟。孙中山一派人则没有积极主动地在留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同学生们的联系面比较狭窄。1899年秋,《清议报》助理编辑、原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与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创办油印刊物《开智录》,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三人分别改号自立、自由、自强以表明志向。1900年,该刊改为铅印,随《清议报》附送,孙中山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受孙中山的影响,《开智录》中出现了“排满”字样,影响到保皇会的会务,于1901年春被梁启超等强迫停刊。1901年春,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李白重、王宠惠等因传说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朝政府宣告独立,吸引了不少留日华侨入会。孙中山积极支持这一举动,郑等常到横滨前田桥孙宅讨论进行方法。广东独立的主张与梁启超一派人的主张并不冲突。次年,欧榘甲即化名太平洋客,在旧金山《大同日报》上连载《新广东》一文,也主张广东独立。可是,由于郑贯一经常出入孙中山之门,还是被解除了在《清议报》的职务。孙中山将郑介绍到香港《中国日报》去任主笔。少数广东学生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影响,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政治趋向尚未转移。
当时,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的春天。励志会的宗旨不过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但由于负责人热心政治,会员得以借此交流政见。励志会的活动人物,如曹汝霖、章宗祥、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沈云翔等都非常激进,积极主张改革中国政治,不少人还提出要排满。1900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在此前后,会员戢翼翚、沈云翔、秦力山、黎科、傅慈祥、蔡成煜、郑葆晟、吴禄贞等还先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们都深为此行能同时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首肯而自喜。但是,当回国“勤王”而幸存的学生作为新的政治流亡者返回日本时,励志会和留学生的政治状况就不一样了。曹汝霖、章宗祥、吴振麟、王璟芳等变为稳健派,凡遇政府派官员到日考察,都为之翻译、引导,日渐与官场接近。激烈派分子则鄙视他们的堕落,目为官场走狗,两派势如水火。但是,更为深刻的分化却在于激烈派分子在革命和保皇之间进行了抉择。
1901年5月,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在东京发刊《国民报》月刊。秦力山(1877—1905)名鼎彝,号巩黄、遯公,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他是个秀才,拥护变法运动。1899年赴日入高等大同学校,曾任《清议报》编辑。大通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因自立军经费问题,愤然与康绝交。他又到横滨找梁启超,梁已为逃避自立军将士的责难他去,秦便跑到东京办起《国民报》来。戢翼翚也是跑回日本来找梁启超算账的。沈云翔则以返日后写的《复张之洞书》著名,这篇长文反驳了张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对自立军的污蔑,赞颂革命、流血,倡导自由、平等。秦力山自任该报总编辑,参与其事的还有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明确地同保皇党划清了政治界限,它指责侨居者中“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它还指责康有为说:“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其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1]该刊第四期还发表了《正仇满论》一文,指名批驳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正仇满论》是革命派最早的一篇正面驳斥保皇谬论的文章,它的作者是尚在国内的章炳麟。
秦力山等在发刊《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国民报》社则作为其活动机关。国民会以革命为宗旨,提出“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它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2]国民会预定的活动方针是“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3],也就是说,在国内外掀起革命运动,因此,它规定要在国内各省、府建立组织。
国民会的一部分人也和孙中山产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刊物上对他加以攻击。譬如说孙中山“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4]。这一派人以戢翼翚为首,他们对孙中山发动革命之用心的攻击是错误的,为此,秦力山经常调护于二者之间。然而,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在国内开展并解决问题,却是正确的积极主张。《国民报》于8月份出刊后即停办,大部分人回国重振旗鼓,显然与这种矛盾和这种主张有关。杂志停刊后,国民会也随之解散了。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孙中山横滨寓庐中,学界人士的踪迹日益增多。钮永建拜会了这位“海贼”后,回去对吴稚晖赞叹说:“像一个书生,他的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5]孙中山在知识分子中的印象正在扭转。经常领着学界人士去见孙中山的,除冯自由、程家柽之外,还有秦力山。1902年2月,秦力山引章炳麟前往拜访。章在自立军失败后也被通缉,避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6];又因放言高论受到江苏巡抚恩寿的注意,只好再往日本,应梁启超广智书局编译之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军乐声中将两人引入中和堂,会饮定交。此后,经常一起讨论土地制度等问题。
1902年4月,章炳麟联合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在东京举行。十名发起人中,除章太炎、陈犹龙外,均为学生;除冯自由外,均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他们企图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革命。章炳麟起草的宣言书声称,明亡之日,也就是中国亡国之始,号召人们“雪涕来会”,共同缅怀明末抗清斗争:“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会期前一日,日本政府应清朝公使蔡钧之请,命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警视厅传询了纪念会发起人。章炳麟长衣宽袖,侃侃而谈,回答了日本警长的询问:
“诸君是清国何省人?”
“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
“士族,抑平民?”
“遗民。”
简短的回答表露出强烈的反满情绪。次日,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赴会,均被日警阻止。孙中山是纪念会的赞成人,他率领十多名华侨由横滨赶来,得知情由后回横滨补行了纪念式,章炳麟等发起人均应邀参加。梁启超本来也是赞成人,但他于会前即致函章炳麟表示:只可心照,不必具名。梁此时在办《新民丛报》,仍然和革命党人往来。东京之外,香港《中国日报》先期刊登了宣言书,届期,陈少白、郑贯一等举行了纪念式。
《国民报》、国民会的发轫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都是以抛弃了改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这一情况说明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事实证明,在摆脱一种占支配地位的错误政治倾向时,从反面得来的惨痛教训,往往比从正面接受的宣传教育所起的作用要大。正是保皇、改良没有出路的痛苦体验,使秦力山、章炳麟等人成了倡导革命并与保皇党斗争的急先锋。
不过,还应当指出,同样是皈依于革命大纛之下,《国民报》、国民会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前者的民主主义精神是透彻的。它继承了改良派宣传家对民主主义的宣传,而又加以纯净化;花在谴责“民贼”上的功夫,比花在谴责“满酋”上的功夫更多。后者以反满复汉为思想武器,完全缺少近代的民主主义的语言。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却是后者引起的震动较前者要大。许多寻求救亡之路而又主张革命的人们,怵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宁愿去接受那种看来是最简单的口号和最便捷的手段。
《国民报》的创刊和支那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使旅日华人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横滨转移到了东京。
1902年2月21日(夏历壬寅年正月初三日),留学生在东京举行新年恳亲会,到会学生274人。随后,成立了清国留学生会馆,地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这一年在会馆登记的学生人数达到451人。清廷派出学生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但广大青年争往日本,却多数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是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国家,加以离中国近,生活费用低,便成为忧国之士的理想去处。“自庚子以来,凡忧时之士,每伤国势之凌夷,莫不东望祝曰:‘愿留学者之日多而学之速成也。’”[7]革命派在留学生身上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吴禄贞在留学生会馆成立会上把该会馆比喻为美国费城的独立厅。留学生一时被社会舆论称为“新中国之主人翁”。不仅官方派留学生,社会上也动员青年前往,有些地方还为游学者办有招待所、介绍所、补习班、预备科等组织,号召游学的宣传不断见诸报纸、刊物。一股游学热形成了,大批青年源源东渡。
在留学生学习的学科中,军事是个热门,官方为兴办新军派人去学军事,革命分子为掌握军事技能和谋取军权也想学军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其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者在留学生中比例很大。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1902年夏,江苏等省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入成城学校学陆军,蔡钧拒绝保送。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二人。8月5日,东京警视厅以“妨害治安”罪宣布遣送二人回国。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濠自沉,预先准备好的绝命书说:“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因河水不深,遇救。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江阴南菁书院高材生,举人,拥护变法维新,先后任教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广东大学堂,这时率广东留学生赴日,正在东京。他的绝命书虽然“词气之间,还忘不了忠君爱国”[8],却得不到蔡钧的谅解。8月12日,学生秦毓鎏、张肇桐等认为蔡钧勾结日警的行为丧权辱国,上书蔡钧并到使馆抗议,也被日警拘留。随后,留学生全体集会,一致决议声讨蔡钧。
成城入学事件的风潮并不算大,但它是留学生集体政治行动的开端。公使的压制激怒了学生们,胡汉民等愤而归国;少数激烈分子则酝酿组织团体。1902年冬,叶澜、董鸿祎、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了一个组织,他们原拟仿照意大利独立前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少年中国”,后为避免清朝当局注意,定名为“青年会”,仍旧含有“少年中国”的意思。青年会的会约第一章,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9],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参加发起者还有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嘉榘、嵇镜、钮瑗、吴绾章、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潘赞化、陈由己、金邦平等。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学生、没有多少政治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身份。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脱颖而出,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开始获得了新鲜血液。
原先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因为稳健派、激烈派的冲突早已无形解体,青年会在留学生中取代了励志会的地位。1902年11月,湖南留学生杨笃生、梁焕彝、樊锥、黄兴等编的杂志《游学译编》创刊。同月,浙江留学生成立了浙江同乡会。随后,各省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许多省的同乡会都准备发刊杂志,不少青年会会员被选为干事、编辑员,在各同乡会及其刊物中起着骨干作用。
1903年1月29日(夏历癸卯年正月初一日),东京中国留学生照例举行新年恳亲会。清贝勒载振、驻日公使蔡钧与会。会上,马君武、刘成禺先后发表“排满”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10]。两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赢得了热烈掌声。清宗室长福起来辩驳,被学生们呵止。当初未能在支那亡国纪念会上喊出的声音,而今意外地在满族亲贵和官吏的耳边响起来了。马、刘二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这一行动,曾受到孙的启发[11]。事后,刘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准入士官学校,马君武也被迫返国。但是,他们演说的影响却不是任何处分可以消除的。
新年演说之后,东京留学界愈形活跃。
1903年1月至3月,又先后出现了《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几种刊物。它们毫无掩饰地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用激烈的语言,激励留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革命斗争精神。
远处异国的留学生,对祖国遭受列强的欺凌痛心疾首。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刺激这群充满强烈的爱国心和自尊心的人们起来抗争。
2月10日、11日,日本报纸《日本新闻》、《国民新闻》分别揭载关于大阪博览会人类馆的消息,说该馆已雇定支那等七种人表演风俗习惯,以供观览。学生们闻讯后,认为将中国人同未开化的种族、已亡国的种族并列,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于是,留学生会馆干事集议,起草《呜呼支那人!呜呼支那人!》一文,报告各处,激起各处旅日华人抗争,大阪侨商也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博览会主持者撤销此举。
3月12日,秦毓鎏、蔡文森等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中。台湾省当时为日本所霸占,他们认为:“此必日人狡诡,以吾福建为彼势力范围地,故以出品置此”:“此而不争,则日本谓吾国人可欺,真欲实行其志不难矣!”[12]经过激烈交涉,终将这些产品迁出。
3月26日至4月14日,弘文学院发生退校事件。该校发布新规则,在经济上对学生无理苛索,学生交涉无效,有五十二人出院。几经交涉,校长嘉纳被迫让步,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的干事才举行会议,决定复课。
4月13日,成城学校学生刘鸿逵受到日军大尉西乡的侮辱,队中长官拒绝处分西乡,在校中国学生愤而停课,终于迫使西乡向刘鸿逵和清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
4月23日,成城学校举行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其中独缺中国龙旗。中国学生指出:“此虽小事,轻我殊甚。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齿我于诸国也。”[13]一致决定抵制运动会,并阻止中国人前往参观。校方无法,终于挂出了中国国旗。
上述事件说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热烈的程度,只要点燃,它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焰,就会焕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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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1-1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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