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刊载消息说: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全省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动了留日学生和国内士商。
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干事们手持报纸,相对流泪。他们决定电争,分别致电政务处、两广总督德寿、尚未到任的新粤督岑春煊,指出“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1],请他们立即代奏,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同时,电告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并用外文写稿寄登欧洲各大报,揭露这一事件。这一天,在上海的广西、广东绅商也举行了集会,决定发电力争。
4月25日,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报告对付此事办法。与会者五百余人,一致拥护干事们的措施。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详函,说明借兵借款的利害关系。同日,龙泽厚(广西人)等发起在上海张园开拒法会,中国教育会在沪会员、爱国学社全体学生参加,与会绅商四百人。马君武发言说:“必须合成一有势力之自立会,能与外人及顽固者争衡。”[2]吴稚晖建议:“无论工商人等,均宜罢市。”[3]蔡元培提出:“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4]会议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签名愿入阻法会者三百余人。同日,爱国商董二人为阻法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愿意召开商会,一同拒法,结果被广帮一些商董阻止。
4月26日,在沪两广人士再次集议于广肇公所。顽固士绅拒绝与会,公所首事还贴出告白,说什么“公所当议商务,不当谈国是”[5]。当即遭到众人痛斥,“无不欲赠以老拳”[6]。这次会议展开了爱国募捐活动,顷刻间就募得一千余元。
拒法的抗争还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例如杭州的杭州府学堂、钱塘县学堂、励志学社、安定学堂等九校联名电争;广州时敏学堂也发电力争。
拒法运动掀起来了,拒俄运动又接踵发生。拒法成为与拒俄并列的要求,两个运动汇合为一股潮流。不久,确实消息证明所谓向法国借兵贷款是误传,人们才不再提拒法。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居然引起如此大波,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但是,与其去谴责爱国者们在政治上不慎重,不如去赞扬他们对祖国危亡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局势变化的高度警觉性。二十世纪初年,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人民,其激昂的爱国情绪就是这样的一触即发。拒俄运动也是这样迅即普及全国的。
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仅不撤军,反而于18日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4月27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这些群众包括了十八个省籍的人。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7]。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8]。会上还有数十人即席演说。同样是张园拒俄会,这次和1901年的会议不同,显示出一种不顾清政府的傲岸独立的态度。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并主持的,电争也是由他提出的。汪在教育会中的友人参加了集会。
留日学生的行动与上海群众声声相应。4月29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集会。汤槱建议先致电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9]大家都赞成。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人,推汤槱为临时议长。汤槱、钮永建、王璟芳、叶澜、蒯寿枢、周宏业、张肇桐、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翁浩、张允斌等相继演说。汤槱的演说慷慨激昂。他说: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想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的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他还批评那种空谈爱国的倾向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他提议“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有人反驳说:“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举全体学生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故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汤槱回答说:
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
讲到这里,他厉声大呼:
死生一发之际,犹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10]
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言毕,“众皆愤发,多涕不能抑者”[11]。汤槱(尔和)后来在三十年代末当了汉奸,背弃了他此时喧呼的气节,但广大学生却一直保持和发扬了爱国主义,并使它成为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这次会上,决定了几项办法:一、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二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二、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并补发详函,说明愿将义勇队隶属其麾下;四、举特派员往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五、派人到国内各殷富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
会上,留学生即纷纷签名加入义勇队。会后,各省同乡会也分别开会,一致赞成成立义勇队。福建同乡开会时,十五岁的方声煊要求签名入队,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日言报国,今予为势所迫,仅一死以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12]满座闻言皆哭。浙江同乡会上,十六岁的矮小少年潘国寿也要求入队。同乡劝他留下,又劝他改归本部或往内地游说。潘都不肯,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13]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加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日本女界名流下田歌子急来劝止,她们回答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14]加入者,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人。其中,方君笲就是方声煊的妹妹,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们的堂兄方声涛、方声洞(十七岁)也入了义勇队。不少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同加入的。留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不同意组织义勇队,但他的妹妹曹汝锦却毅然加入了赤十字社。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留日学生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5月2日,签名入义勇队,本部者集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将121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5月11日,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强令退出。但会员仍达208人之多。会上,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为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为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为执法,叶澜被职员们推为职员长。黄兴、杨毓麐等被推为运动员。此前一日,汤槱、钮永建被推为特派员,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5月14日,二人出发。五六月间,运动员除程家柽、陈天华外,陆续首途。黄兴于5月31日成行。5月中旬起,军国民教育会的射击班、讲习科、体操科陆续开始活动。
上海方面,4月30日再次在张园开拒俄会,讨论设立四民公会事。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学、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马君武演说后,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
吁嗟美哉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茶桑满园郁相植,青青芬芬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夏禹域兮我祖国。
吁嗟美兮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小川悦流不肯逆,大川似骄势漰湱。大川小川争相怿,大支那兮我祖国。
“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15]。会议决定改四民公会为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入会者六百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
正在会议高潮期间,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龙泽厚率全体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入场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会后,教育会派汪德渊为代表赴日。当时,正值义勇队受到干涉,汪向留学生表示:“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16]后来,上海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也在上海设立了通信机关。爱国学社入会者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早晚操演。
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的拒俄呼号得到了国内各地爱国者的热烈响应。
4月30日,清朝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集会,筹商对策,助教范源濂及学生数十人演说。演说者痛哭流涕,听讲者齐声应和,与会的教习、职员也都长叹太息。当时,只有仕学馆学生靳志一人未到会,躲起来练习八股,好应殿试,被人们斥为“至死不悟”。会上,决定联名上书管学大臣,请其代奏拒俄。同时,电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并运动京官,请他们一同力争。在上管学大臣书上签名的有谷钟秀、张耀曾、王德涵、丁作霖、朱锡麟、冯祖荀、何育杰、华南圭、朱深、李思浩等七十三人。次日,副总教习张鹤龄奉令悬挂牌示,禁止集会议论国事,被学生们愤而扯碎。
消息传到武昌,5月13日,各学堂停课,二百余学生集会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奏。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在曾公祠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刚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上登告白表示:“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17]
5月17日,由陈由己、潘缙华等发起,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其他群众三百人,冒雨赴藏书楼集会。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18]他们计划在办有基础之后,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19]。由于演说中出现了革命流血的呼号,安徽当局即行查禁,并下令捕人,陈由己逃走。
此外,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其他群众也进行了拒俄斗争。江西大学堂学生二十余人组织起来,筹集川资,准备附入上海学生军。直隶举人贾恩绂等四百余人联名上书外务部,请其代奏。拒俄的斗争广泛地展开了。斗争虽然还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但毕竟形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运动主要是由新型知识阶层掀起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208名会员,除少数由国内来游历者外,全部是留学生。国内不少城市的拒俄,可以说纯粹是学生运动。在资产阶级势力较大的上海,资本家、商人参加了运动,但这一阶层的态度是极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些人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团结在爱国旗帜下的还有少数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中,就有宜桂、长福等满族学生。在北京,八旗生员续彪、敦本、宝书等八人上书奕劻等,要其顺应民情,说:“此次寓沪各省绅士、商民又来电力争,且有全国不认此约之语,大义凛然,可格天地。王爷大人与俄人会晤时,即可引此为竞胜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是在王爷大人善鼓民气耳。”[20]这一书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进步的建议。由于清朝多数大吏对俄约及亲俄派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其中有人对学生的拒俄表示同情。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21]。湖南巡抚赵尔巽更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态度,他“曾亲在明德(学堂)及师范馆演说,令两堂学生之明达者,分至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演述中俄之状况,以激士人之爱国心。于是学生益奋起”[22]。拒俄运动之所以能影响比较广泛的社会面,是由于它是爱国的运动,而这种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在处于危亡的中国,是没有人敢于公开不承认的。
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活跃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以上海尤为突出),但整个运动基本上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学生军规定自己的体制是“在政府统治之下”[23]。军国民教育会规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24]。各地爱国者把实现拒俄仍寄托在政府拒绝签约之上。所以除集会演说之外,几乎一律地是向政务处、外务部上书,或请各省督抚代奏。即使一些地方自行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把清廷视为寇仇。相反,上海义勇队成员林懿均、章土钊等激烈分子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25]。安庆爱国会还有人强调:“一切办法务要妥帖,不要那些大官说我们造反,是康党。不生枝节,于事方能有济。”[26]最能表现这种合法性质的,莫过于军国民教育会派特派员向袁世凯请愿一事。叶澜在送别汤槱、钮永建时指出:“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27]但明知有危险,特派员还是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叶澜解释说:“之所以设特派员,本为军队出发起见。若不疏通政府,则军队先不能出发,更有何目的之可达?……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28]为了达到捍卫祖国的目的,爱国者们如此委曲求全。只是清朝统治者肆意镇压,才将自己放到了爱国者的敌人的地位上去。
清政府在4月22日就拒绝了俄国新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此后,沙俄虽一再施加压力,但清政府迫于国内的反对及日、英、美等国的干预,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拒俄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清廷镇压拒俄运动,爱国志士们的炽热情绪便转而指向清朝反动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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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干事们手持报纸,相对流泪。他们决定电争,分别致电政务处、两广总督德寿、尚未到任的新粤督岑春煊,指出“假款乞援,桂省必非我有;各国从此生心,大局立可动摇”[1],请他们立即代奏,要求清廷拒绝法人,将王之春撤职治罪。同时,电告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并用外文写稿寄登欧洲各大报,揭露这一事件。这一天,在上海的广西、广东绅商也举行了集会,决定发电力争。
4月25日,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在锦辉馆开会,报告对付此事办法。与会者五百余人,一致拥护干事们的措施。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详函,说明借兵借款的利害关系。同日,龙泽厚(广西人)等发起在上海张园开拒法会,中国教育会在沪会员、爱国学社全体学生参加,与会绅商四百人。马君武发言说:“必须合成一有势力之自立会,能与外人及顽固者争衡。”[2]吴稚晖建议:“无论工商人等,均宜罢市。”[3]蔡元培提出:“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4]会议决定发电阻止借兵借款。当天,签名愿入阻法会者三百余人。同日,爱国商董二人为阻法会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愿意召开商会,一同拒法,结果被广帮一些商董阻止。
4月26日,在沪两广人士再次集议于广肇公所。顽固士绅拒绝与会,公所首事还贴出告白,说什么“公所当议商务,不当谈国是”[5]。当即遭到众人痛斥,“无不欲赠以老拳”[6]。这次会议展开了爱国募捐活动,顷刻间就募得一千余元。
拒法的抗争还得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响应。例如杭州的杭州府学堂、钱塘县学堂、励志学社、安定学堂等九校联名电争;广州时敏学堂也发电力争。
拒法运动掀起来了,拒俄运动又接踵发生。拒法成为与拒俄并列的要求,两个运动汇合为一股潮流。不久,确实消息证明所谓向法国借兵贷款是误传,人们才不再提拒法。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居然引起如此大波,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但是,与其去谴责爱国者们在政治上不慎重,不如去赞扬他们对祖国危亡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局势变化的高度警觉性。二十世纪初年,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人民,其激昂的爱国情绪就是这样的一触即发。拒俄运动也是这样迅即普及全国的。
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退在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它不仅不撤军,反而于18日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4月27日,上海群众千余人在张园集会,这些群众包括了十八个省籍的人。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7]。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8]。会上还有数十人即席演说。同样是张园拒俄会,这次和1901年的会议不同,显示出一种不顾清政府的傲岸独立的态度。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并主持的,电争也是由他提出的。汪在教育会中的友人参加了集会。
留日学生的行动与上海群众声声相应。4月29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集会。汤槱建议先致电南北洋大臣。请他们主战。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9]大家都赞成。下午,在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五百人,推汤槱为临时议长。汤槱、钮永建、王璟芳、叶澜、蒯寿枢、周宏业、张肇桐、汪荣宝、程家柽、李书城、翁浩、张允斌等相继演说。汤槱的演说慷慨激昂。他说: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想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的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他还批评那种空谈爱国的倾向说:“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咄!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瞒混,待骗谁来!”他提议“今日有不怕死的,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有人反驳说:“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举全体学生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故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汤槱回答说:
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
讲到这里,他厉声大呼:
死生一发之际,犹想层层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椁么?![10]
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言毕,“众皆愤发,多涕不能抑者”[11]。汤槱(尔和)后来在三十年代末当了汉奸,背弃了他此时喧呼的气节,但广大学生却一直保持和发扬了爱国主义,并使它成为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这次会上,决定了几项办法:一、愿加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二日内签名,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二、致电上海各团体,请求协助;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并补发详函,说明愿将义勇队隶属其麾下;四、举特派员往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五、派人到国内各殷富地方及南洋各埠、欧美各国从事运动。
会上,留学生即纷纷签名加入义勇队。会后,各省同乡会也分别开会,一致赞成成立义勇队。福建同乡开会时,十五岁的方声煊要求签名入队,翁浩抱着他哭道:“方君,我北征且歼,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日言报国,今予为势所迫,仅一死以塞责,罪且不可逭,汝复轻身殉此,胡为者?”[12]满座闻言皆哭。浙江同乡会上,十六岁的矮小少年潘国寿也要求入队。同乡劝他留下,又劝他改归本部或往内地游说。潘都不肯,大哭说:“国亡无日,欲求死所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13]女学生的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决定加入赤十字社,随同义勇队北征。日本女界名流下田歌子急来劝止,她们回答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14]加入者,胡彬夏、林宗素等十人。其中,方君笲就是方声煊的妹妹,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姑娘。他们的堂兄方声涛、方声洞(十七岁)也入了义勇队。不少人都是兄弟姐妹一同加入的。留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不同意组织义勇队,但他的妹妹曹汝锦却毅然加入了赤十字社。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留日学生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5月2日,签名入义勇队,本部者集会于锦辉馆,改义勇队为学生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将121名队员编为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5月11日,再度在锦辉馆开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蓝天蔚等士官生被强令退出。但会员仍达208人之多。会上,公推叶澜、林长民、蔡文森为书记,陈福颐、张肇桐、蹇念益为会计,王璟芳、周宏业、王嘉榘、谢晓石为经理,秦毓鎏、蒯寿枢、董鸿祎为执法,叶澜被职员们推为职员长。黄兴、杨毓麐等被推为运动员。此前一日,汤槱、钮永建被推为特派员,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5月14日,二人出发。五六月间,运动员除程家柽、陈天华外,陆续首途。黄兴于5月31日成行。5月中旬起,军国民教育会的射击班、讲习科、体操科陆续开始活动。
上海方面,4月30日再次在张园开拒俄会,讨论设立四民公会事。与会者一千二百余人。爱国学社学生戎装整队赴会,爱国女学、务本女学、育才学堂学生也同时出席。蔡元培首先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马君武演说后,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
吁嗟美哉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茶桑满园郁相植,青青芬芬烂其色。纠结恰是同气脉,夏禹域兮我祖国。
吁嗟美兮神圣国,扬子中贯东海碧。小川悦流不肯逆,大川似骄势漰湱。大川小川争相怿,大支那兮我祖国。
“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15]。会议决定改四民公会为中国国民总会,当场签名入会者六百人,会后签名者千余人。
正在会议高潮期间,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龙泽厚率全体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留学生的敬意。随后,入场商议签名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会后,教育会派汪德渊为代表赴日。当时,正值义勇队受到干涉,汪向留学生表示:“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16]后来,上海义勇队也相应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也在上海设立了通信机关。爱国学社入会者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早晚操演。
东京留学生和上海各界的拒俄呼号得到了国内各地爱国者的热烈响应。
4月30日,清朝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集会,筹商对策,助教范源濂及学生数十人演说。演说者痛哭流涕,听讲者齐声应和,与会的教习、职员也都长叹太息。当时,只有仕学馆学生靳志一人未到会,躲起来练习八股,好应殿试,被人们斥为“至死不悟”。会上,决定联名上书管学大臣,请其代奏拒俄。同时,电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并运动京官,请他们一同力争。在上管学大臣书上签名的有谷钟秀、张耀曾、王德涵、丁作霖、朱锡麟、冯祖荀、何育杰、华南圭、朱深、李思浩等七十三人。次日,副总教习张鹤龄奉令悬挂牌示,禁止集会议论国事,被学生们愤而扯碎。
消息传到武昌,5月13日,各学堂停课,二百余学生集会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奏。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在曾公祠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刚成立的私立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上登告白表示:“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17]
5月17日,由陈由己、潘缙华等发起,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其他群众三百人,冒雨赴藏书楼集会。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18]他们计划在办有基础之后,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19]。由于演说中出现了革命流血的呼号,安徽当局即行查禁,并下令捕人,陈由己逃走。
此外,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其他群众也进行了拒俄斗争。江西大学堂学生二十余人组织起来,筹集川资,准备附入上海学生军。直隶举人贾恩绂等四百余人联名上书外务部,请其代奏。拒俄的斗争广泛地展开了。斗争虽然还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但毕竟形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运动主要是由新型知识阶层掀起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从事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208名会员,除少数由国内来游历者外,全部是留学生。国内不少城市的拒俄,可以说纯粹是学生运动。在资产阶级势力较大的上海,资本家、商人参加了运动,但这一阶层的态度是极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些人采取了抵制的立场。团结在爱国旗帜下的还有少数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中,就有宜桂、长福等满族学生。在北京,八旗生员续彪、敦本、宝书等八人上书奕劻等,要其顺应民情,说:“此次寓沪各省绅士、商民又来电力争,且有全国不认此约之语,大义凛然,可格天地。王爷大人与俄人会晤时,即可引此为竞胜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是在王爷大人善鼓民气耳。”[20]这一书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进步的建议。由于清朝多数大吏对俄约及亲俄派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其中有人对学生的拒俄表示同情。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21]。湖南巡抚赵尔巽更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态度,他“曾亲在明德(学堂)及师范馆演说,令两堂学生之明达者,分至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演述中俄之状况,以激士人之爱国心。于是学生益奋起”[22]。拒俄运动之所以能影响比较广泛的社会面,是由于它是爱国的运动,而这种爱国运动的正义性,在处于危亡的中国,是没有人敢于公开不承认的。
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活跃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以上海尤为突出),但整个运动基本上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学生军规定自己的体制是“在政府统治之下”[23]。军国民教育会规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24]。各地爱国者把实现拒俄仍寄托在政府拒绝签约之上。所以除集会演说之外,几乎一律地是向政务处、外务部上书,或请各省督抚代奏。即使一些地方自行组织起来了,也没有把清廷视为寇仇。相反,上海义勇队成员林懿均、章土钊等激烈分子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25]。安庆爱国会还有人强调:“一切办法务要妥帖,不要那些大官说我们造反,是康党。不生枝节,于事方能有济。”[26]最能表现这种合法性质的,莫过于军国民教育会派特派员向袁世凯请愿一事。叶澜在送别汤槱、钮永建时指出:“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27]但明知有危险,特派员还是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叶澜解释说:“之所以设特派员,本为军队出发起见。若不疏通政府,则军队先不能出发,更有何目的之可达?……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28]为了达到捍卫祖国的目的,爱国者们如此委曲求全。只是清朝统治者肆意镇压,才将自己放到了爱国者的敌人的地位上去。
清政府在4月22日就拒绝了俄国新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此后,沙俄虽一再施加压力,但清政府迫于国内的反对及日、英、美等国的干预,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拒俄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清廷镇压拒俄运动,爱国志士们的炽热情绪便转而指向清朝反动统治了。
发布时间：2022-10-05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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