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所进行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问题。他们指出,只有“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才能免中国于危亡,致中国于独立富强之境。革命排满,建立共和是革命宣传的中心口号。
革命宣传家们向人民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竞争角逐的焦点,“瓜分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1]。陈天华在《猛回头》里触目惊心地揭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庭原是个名存实亡。”在《警世钟》里,他进一步指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在说明列强的侵略政策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试图对这个新出现的“大怪物”进行分析。杨笃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两个大人物意志的表现,而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2]。他还指出,列强“耀兵力以索取商权”的政策已经变化,改变成以掠夺租界、铁道、矿产、传教、工商等权为主的“殖民政略”。他们向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本灌入”[3],“凡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4],“以工商势力圈限为其名,而以政治圈限为其实”[5]。这种分析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上,却也入木三分。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大提高。宣传家们还着重分析了当时列强侵华手法的变化。《国民报》指出:列强灭亡中国,“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6]。杨笃生指出,列强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7],“外示交亲,阴图攫夺,美其名曰‘领土保全’,婉其词曰‘门户开放’,而主权寖失,名存实亡”[8]。陈天华指出:“留住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9]他们还指出,列强之所以改变手法,重要原因是“以为强暴举动,恐激怒中国人民”[10]。但是,为了防止侵占的权益被收回,列强又必将反对和阻遏中国的一切进步改革。革命宣传家们尖锐地警醒人们:由于主权大量丧失,中国实际已经亡国,或者濒临灭亡的边缘。他们说,中国已“为白人所公有”、“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11],中国人民已沦为“两层奴隶”、“三层奴隶”、“数重奴隶”。他们大声疾呼,处在这种形势下,“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12]。陈天华正告人们:“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13]
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热情得不到伸张呢?为什么“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呢?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反动政府卖国、专制,并实行种族压迫。他们勇敢地对清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宣传家们揭穿了清朝政府卖国贼的嘴脸。许多革命宣传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卖国谰言——“宁赠友邦,勿与家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情地加以揭露。他们历数六十多年中清廷丧师辱国、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历史,特别强调地指出,清廷连“发祥之地都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宣传家们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听命于洋人的走狗。他们说:“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14],“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为外人效奴隶之用者也”[15]。最鲜明地揭露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天华“洋人的朝庭”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处于这样特殊的地位,那末,要抵抗列强,就绝对不能依赖这样的政府,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末由”[16]。
二、宣传家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满洲贵族实行的种族压迫。这一内容在所有的宣传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也最激烈。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认为,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邹容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满洲人为君。”[17]他们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的种族压迫,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到镇压洪、杨,杀害谭(嗣同)、唐(才常),从垄断政权说到俯首洋人,从宫廷淫侈说到士农工商的被钤制压榨,从衣服辫发说到各省驻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几乎都在清算之列,如有人所说:“二百年来之历史,皆爱新觉罗氏之罪状。”[18]他们认为,清廷“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锢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19]。种族压迫既成了各种祸患的原因,也就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陈天华说:“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得这步田地。”[20]因此,他们指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很显然,这些议论是正义的,但也是偏激的。
三、宣传家们还控诉了清朝的封建专制,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军》开宗明义的话。宣传家们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将“国家”同“一家之谓”的“朝代”、“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国家“人人有之”,“苟以一人而用其专制之权,是一国之所不容也”[21]。他们还坚持将“国民”同“奴隶”区别开来,指出国民应当有权利、责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他们说,国可以无君,不可无民,“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22]。根据这种理论,封建君主专制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宣传家们指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说:“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学术者,所以开民智也,而民贼愚之”;“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关也,而民贼专之”;“法律者,国家之公器”,“而民贼私之。”[23]他们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过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其“历世相传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贼者乎?”[24]“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25]。所有这一切,都与天赋之权“大相反对”,因此,必须推翻这种统治,“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26]。
以上从三个不同角度所作的揭露说明,清朝统治是当时中国一切落后、腐朽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三个方面的揭露都导向一个结论:中国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关于这一结论,革命宣传家们是异口同声!
邹容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27]
陈天华说:“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呢?”[28]
章炳麟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29]
杨笃生说:“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则不得不拔出于胡族之坎窞;欧洲之坎窞,借胡族以为入阱之隧。”[30]
张继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31]
革命宣传家们这种坚定明确的回答来之非易。此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也都是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们只有昙花一现的机会。它们都维护清王朝,而结果是:一个失败于封建顽固派的反扑;一个失败于中外反动派的绞杀。和维新派、义和团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担负起民族兴亡之责时,不再是维护清王朝,而是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它。也就是说,他们懂得了在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于是,革命宣传家们共同的答案汇成了“革命排满”的口号。这个口号响彻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整个历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之中,处处是“排满”二字。对待“排满”的态度,被革命党人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界线。
“排满”口号和“排外”口号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语言,会引起消极的反应。第一,有人因此放松了和帝国主义的正面斗争。革命宣传家们最早提出“民族主义”时,包括“外拒白种,内覆满洲”[32]两个方面。但在强调“排满”时,有人就强调“自今以后,莫言排外”[33],或者说,“排外之心不可无,排外之暴动必不可行”[34]。这种一般地否定“排外”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它违背了为抵抗列强而“排满”的初衷。第二,汉族的种族主义情绪因此滋长。在革命宣传品中用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把满族发源的东北视为化外之区。同时,又无分析地宣传了汉族封建时代的光荣历史。这样就忽视了中国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反对封建统治却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第三,它妨碍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放在重要的地位,降低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水准,等等。
不过,“排满”之所以叫做“排满”,而不叫“排清”或其他,并且口号一出,一呼百应,却是中国既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满汉矛盾是客观存在。蔡元培即曾指出,清朝采取汉化政策后,满族仍然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这三种特权,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压迫民族的象征。它除了形成满洲贵族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还形成了满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不同于一般民族差别的隔阂。加以,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满洲统治者的种族主义情绪在迅速增长,它又加深了这一过去曾经趋于缓和的矛盾。这是“排满”口号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于,“排满”口号所凝聚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如前所述,它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要求和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对于不受人们注意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一些宣传家曾特别予以强调。蔡元培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35]章士钊也指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36]蒋方震指出:“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者也。”“既言自由,而民族主义之根蒂生也。”“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37]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指出:“排满”不应“专其祸以贻少数人之满洲人”,而应针对满族中那些“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者。“汉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满洲民贼”[38]。蔡、章等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说:满洲贵族在封建政权中占的特殊地位并实行种族压迫,乃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革命党人提出“排满”口号时,抓住了这一特殊存在形式易见易闻的便利,将革命的对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但究其根本,仍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出发的。在观察“排满”这一口号时,不能忽视隐伏在它背后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的社会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还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贡献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号。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革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的著作是在“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欢呼中结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诞生,也是对清朝政府卖国、专制和实行种族压迫揭露的结果,特别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产物。革命宣传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时,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权力为国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求建立“新中国”、“新国家”、“新政府”,共和国的影象呼之欲出。但是,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还是邹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自《革命军》一出,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遂成定论。有人断言,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必须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39]。除去个别人曾在诗文中含糊地使用过“帝国”、“中华大帝国”这种词汇外,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队伍中从来没有人著论怀疑或反对过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呢?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二、“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三、“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四、“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五、“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六、“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七、“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八、“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九、“各人权利,必需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十、“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十一、“‘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
十二、“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在提出这些纲领时,邹容说明是“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上引各条内容,有八条是因袭当时所译的《美国独立檄文》[40]的原文。邹容还要求,共和国的宪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组织等方面都参照美国的办法。
这份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邹容曾经强调,革命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野蛮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带有盲目性的群众自发斗争。他认为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这种“文明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将革命加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是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的表现。邹容规定中国“文明”革命的基本内容说:“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条分缕析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就是这一基本内容的扩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权利。从这个核心出发,要求建立维护这种权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建立共和”的口号和“革命排满”的口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后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打击对象问题,前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可以看到,“共和”的目标正是从“排满”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排满”口号所诉说的社会要求,都在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得到了满足。“建立共和”又发展了“革命排满”口号,它把隐伏在“排满”口号背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普遍性社会内容放到了突出地位,指示了建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目标,这就克服了单纯“排满”的弱点。章士钊指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正(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次革命不止。”[41]“建立共和”的口号弥补和矫正了“排满”口号可能带来的弱点,它表现出革命宣传家们没有忽视反对封建政治制度问题。
“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二大口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反清革命的根本主张。当时,就有人将它们概括为“民族主义”(“对将来之欧美人而言,自立主义是也;对现在之满洲人而言,逐满主义是也”[42]。)和“民权主义”,这两大主义构成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宣传的主旋律。
革命派的宣传家们对“革命排满”、“建立共和”两大口号的威力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以之启发群众,以之揭露清朝,还以之和保皇党、立宪派作斗争。
康有为拿“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吓唬革命派。革命派则强调列国文明皆从流血得来。他们呼唤:“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43]
康有为拿“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昭,旧俗俱在”来动摇革命派。章炳麟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公理未昭,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44]
保皇党拿“外人干涉”来威胁革命派,革命派回答他们:“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45]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自认为,他们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旗号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革命宣传丰富的内容中,值得重视的还有宣传家们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和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国民报》就指出,英美“国内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极者伙矣”,我国不能只希望“与欧美等”,而应“造乎极域”,“转令欧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实福”[46],首先表现出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⑤。章炳麟、秦力山还记载了他们和孙中山讨论土地制度问题的内容,秦主张将全国土地作为无主地分给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47]。这年,邹容宣称,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48]。而《俄事警闻》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49]。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梦》一文中设想了“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的未来极乐世界,在那时“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50]。不久,刘师培作《论中国阶级制度》一文,要将“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51]。革命派人物的这种探索明显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国作过介绍。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书报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派学说。但无论是介绍者或读者,对这些思想学说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许多人从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对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和对激烈制裁反动统治者的兴趣。例如,对于俄国虚无党,中国革命者反复称道他们暗杀手段的激烈、勇敢,对其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却未遑深论。中国革命者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然其本质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如刘师培主张“泯主仆之称,使世之乏资财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原注: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以争存于社会之中”。这一主张实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他们有时也直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譬如有人说:“兴利之策,以开源为主。时至今日,惟有广开工厂,振兴实业耳。”“复合各地之绅商,经营路矿,使兴利之权在下而不在上。”[52]郑贯一指出,铁路、矿山等主要经济部门在清政府下应当争归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归国有,因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总的说来,宣传家们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得很少,他们都被迫切的政治问题吸引住了。
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国民报》发端的。它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些话无疑是精彩的。革命宣传家们用自由平等观念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名教者,教猱升木,便利盗贼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国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葅醢,亦孰非名教者邪?”[53]“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54]。“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权之无限”[55]。“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56]。“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57]。举凡名分、礼法、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乐、道统、正统、汉学、宋学,都受到指责。邹容给封建说教一个名称:“造奴隶之教科书。”批判的矛头还指向“至圣先师”孔子,指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58],“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59]。随着这种批判兴起的还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发展为群众性的运动。但是,必须指出,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充分的,相反,许多革命者不能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迷信封建说教。孔子依然是个偶像,连邹容也称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尧舜禹汤周孔“遗教”更是许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传家附合儒家学说以宣传“革命排满”,讲究夷夏之辨、九世复仇,还有人把孟子的“民为贵”说成民权思想,主张尊孟抑孔。这种附会的办法给政治宣传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协也反映出革命派的局限性。1902年,邓实主编的《政艺丛书》中出现“保存国粹”主张。1904年冬,他又与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们奉为大师。这些人当时并没有独立于革命派之外的政治主张,也讲求西学,但他们认为“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阪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60],忧心“国学之呃,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文化思想上趋于保守。他们夸大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后来有些人还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与革命渐行渐远。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义要求使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揭开了对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问题的探讨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发挥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显然没有认真进行到底。他们不懂得,忽视了这些,必然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其革命活动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叫做“造反”,后来在外国人启发下,才改称为“革命”。但是,“革命”在当时并不像后来这样被认为是正义、崇高、美好、神圣的事业,相反,它是一个可怕的专用词,清廷就直呼革命党人为“革命匪党”,谁要是“附从革命”,那就等于自绝于社会。这种局面的扭转,人们视听的矫正,主要是革命宣传的功劳。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61]这种跳踯迭荡的呼喊,不能不振聋惊聩,激荡人心,吸引广大的人群投身这神圣的事业。革命的反对者记载了这样的情况:“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62]革命宣传的效果于此可见!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革命宣传活动正是这样为反清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武装起义的举行开辟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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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宣传家们向人民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竞争角逐的焦点,“瓜分之祸”、“亡国灭种,就在眼前”[1]。陈天华在《猛回头》里触目惊心地揭示:“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庭原是个名存实亡。”在《警世钟》里,他进一步指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在说明列强的侵略政策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试图对这个新出现的“大怪物”进行分析。杨笃生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两个大人物意志的表现,而是“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2]。他还指出,列强“耀兵力以索取商权”的政策已经变化,改变成以掠夺租界、铁道、矿产、传教、工商等权为主的“殖民政略”。他们向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本灌入”[3],“凡资本所在之地,即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4],“以工商势力圈限为其名,而以政治圈限为其实”[5]。这种分析还不能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揭示其某些特征上,却也入木三分。这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重大提高。宣传家们还着重分析了当时列强侵华手法的变化。《国民报》指出:列强灭亡中国,“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6]。杨笃生指出,列强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臂之妙术”[7],“外示交亲,阴图攫夺,美其名曰‘领土保全’,婉其词曰‘门户开放’,而主权寖失,名存实亡”[8]。陈天华指出:“留住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9]他们还指出,列强之所以改变手法,重要原因是“以为强暴举动,恐激怒中国人民”[10]。但是,为了防止侵占的权益被收回,列强又必将反对和阻遏中国的一切进步改革。革命宣传家们尖锐地警醒人们:由于主权大量丧失,中国实际已经亡国,或者濒临灭亡的边缘。他们说,中国已“为白人所公有”、“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11],中国人民已沦为“两层奴隶”、“三层奴隶”、“数重奴隶”。他们大声疾呼,处在这种形势下,“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12]。陈天华正告人们:“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13]
挽救中华民族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发点。
为什么中国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反帝热情得不到伸张呢?为什么“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呢?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处在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个反动政府卖国、专制,并实行种族压迫。他们勇敢地对清王朝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宣传家们揭穿了清朝政府卖国贼的嘴脸。许多革命宣传品都抓住清廷典型的卖国谰言——“宁赠友邦,勿与家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无情地加以揭露。他们历数六十多年中清廷丧师辱国、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历史,特别强调地指出,清廷连“发祥之地都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宣传家们进一步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听命于洋人的走狗。他们说:“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14],“北京政府为西人之傀儡”,“为外人效奴隶之用者也”[15]。最鲜明地揭露这一点的,莫过于陈天华“洋人的朝庭”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其作用仅在“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清朝政府既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处于这样特殊的地位,那末,要抵抗列强,就绝对不能依赖这样的政府,要抵抗列强,“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末由”[16]。
二、宣传家们不遗余力地揭露了满洲贵族实行的种族压迫。这一内容在所有的宣传品中,占的比重最大,语言也最激烈。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都认为,中国在发生亡于洋人的危险之前,早已亡于满人了。邹容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满洲人为君。”[17]他们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的种族压迫,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到镇压洪、杨,杀害谭(嗣同)、唐(才常),从垄断政权说到俯首洋人,从宫廷淫侈说到士农工商的被钤制压榨,从衣服辫发说到各省驻防。清朝的一切政策几乎都在清算之列,如有人所说:“二百年来之历史,皆爱新觉罗氏之罪状。”[18]他们认为,清廷“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锢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19]。种族压迫既成了各种祸患的原因,也就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陈天华说:“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得这步田地。”[20]因此,他们指出满人是同胞之“公敌”、“公仇”,必须“驱逐”。很显然,这些议论是正义的,但也是偏激的。
三、宣传家们还控诉了清朝的封建专制,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军》开宗明义的话。宣传家们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将“国家”同“一家之谓”的“朝代”、“举土地为一己之私产,举人民为一己之私奴”的“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国家“人人有之”,“苟以一人而用其专制之权,是一国之所不容也”[21]。他们还坚持将“国民”同“奴隶”区别开来,指出国民应当有权利、责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他们说,国可以无君,不可无民,“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22]。根据这种理论,封建君主专制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宣传家们指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说:“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学术者,所以开民智也,而民贼愚之”;“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关也,而民贼专之”;“法律者,国家之公器”,“而民贼私之。”[23]他们指出,清朝也不例外,不过是“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其“历世相传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贼者乎?”[24]“凡可以遏民气、抑民权、破坏国民之团体者无不为”[25]。所有这一切,都与天赋之权“大相反对”,因此,必须推翻这种统治,“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26]。
以上从三个不同角度所作的揭露说明,清朝统治是当时中国一切落后、腐朽的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三个方面的揭露都导向一个结论:中国人民要挽救民族危亡,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关于这一结论,革命宣传家们是异口同声!
邹容说:“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击,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27]
陈天华说:“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呢?”[28]
章炳麟说:“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29]
杨笃生说:“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则不得不拔出于胡族之坎窞;欧洲之坎窞,借胡族以为入阱之隧。”[30]
张继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31]
革命宣传家们这种坚定明确的回答来之非易。此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也都是把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们只有昙花一现的机会。它们都维护清王朝,而结果是:一个失败于封建顽固派的反扑;一个失败于中外反动派的绞杀。和维新派、义和团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担负起民族兴亡之责时,不再是维护清王朝,而是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它。也就是说,他们懂得了在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于是,革命宣传家们共同的答案汇成了“革命排满”的口号。这个口号响彻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整个历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之中,处处是“排满”二字。对待“排满”的态度,被革命党人作为划分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界线。
“排满”口号和“排外”口号一样,都不是科学的语言,会引起消极的反应。第一,有人因此放松了和帝国主义的正面斗争。革命宣传家们最早提出“民族主义”时,包括“外拒白种,内覆满洲”[32]两个方面。但在强调“排满”时,有人就强调“自今以后,莫言排外”[33],或者说,“排外之心不可无,排外之暴动必不可行”[34]。这种一般地否定“排外”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它违背了为抵抗列强而“排满”的初衷。第二,汉族的种族主义情绪因此滋长。在革命宣传品中用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把满族发源的东北视为化外之区。同时,又无分析地宣传了汉族封建时代的光荣历史。这样就忽视了中国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反对封建统治却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第三,它妨碍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放在重要的地位,降低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水准,等等。
不过,“排满”之所以叫做“排满”,而不叫“排清”或其他,并且口号一出,一呼百应,却是中国既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满汉矛盾是客观存在。蔡元培即曾指出,清朝采取汉化政策后,满族仍然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这三种特权,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压迫民族的象征。它除了形成满洲贵族和各族人民的矛盾外,还形成了满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不同于一般民族差别的隔阂。加以,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满洲统治者的种族主义情绪在迅速增长,它又加深了这一过去曾经趋于缓和的矛盾。这是“排满”口号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于,“排满”口号所凝聚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如前所述,它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要求和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对于不受人们注意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要求,一些宣传家曾特别予以强调。蔡元培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35]章士钊也指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36]蒋方震指出:“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者也。”“既言自由,而民族主义之根蒂生也。”“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37]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指出:“排满”不应“专其祸以贻少数人之满洲人”,而应针对满族中那些“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者。“汉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满洲民贼”[38]。蔡、章等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说:满洲贵族在封建政权中占的特殊地位并实行种族压迫,乃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革命党人提出“排满”口号时,抓住了这一特殊存在形式易见易闻的便利,将革命的对象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但究其根本,仍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出发的。在观察“排满”这一口号时,不能忽视隐伏在它背后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性的社会内容。
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还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贡献给中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共和”的口号。
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提出,革命独立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他的著作是在“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欢呼中结束的。
建立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诞生,也是对清朝政府卖国、专制和实行种族压迫揭露的结果,特别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揭露和批判的直接产物。革命宣传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时,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对立的、权力为国民共有、人人自由平等的国家,要求建立“新中国”、“新国家”、“新政府”,共和国的影象呼之欲出。但是,明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方案的,还是邹容,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自《革命军》一出,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遂成定论。有人断言,在中国,“二十世纪中,必须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39]。除去个别人曾在诗文中含糊地使用过“帝国”、“中华大帝国”这种词汇外,在同盟会成立之前,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队伍中从来没有人著论怀疑或反对过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具备哪些内容呢?邹容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
二、“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
三、“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四、“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五、“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六、“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七、“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八、“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九、“各人权利,必需保护,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十、“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十一、“‘中华共和国’为独立自由之国”。
十二、“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在提出这些纲领时,邹容说明是“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上引各条内容,有八条是因袭当时所译的《美国独立檄文》[40]的原文。邹容还要求,共和国的宪法、自治法、民法、政府组织等方面都参照美国的办法。
这份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浸透着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邹容曾经强调,革命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野蛮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带有盲目性的群众自发斗争。他认为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因此,他要求“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争自由平等独立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这种“文明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将革命加以“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是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的表现。邹容规定中国“文明”革命的基本内容说:“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廓之中。”条分缕析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就是这一基本内容的扩展,它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权利。从这个核心出发,要求建立维护这种权利的民族的、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国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建立共和”的口号和“革命排满”的口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后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打击对象问题,前者主要讲的是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可以看到,“共和”的目标正是从“排满”的斗争中产生的;而“排满”口号所诉说的社会要求,都在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得到了满足。“建立共和”又发展了“革命排满”口号,它把隐伏在“排满”口号背后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普遍性社会内容放到了突出地位,指示了建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目标,这就克服了单纯“排满”的弱点。章士钊指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正(政)、朱元璋之志,而徼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次革命不止。”[41]“建立共和”的口号弥补和矫正了“排满”口号可能带来的弱点,它表现出革命宣传家们没有忽视反对封建政治制度问题。
“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二大口号,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反清革命的根本主张。当时,就有人将它们概括为“民族主义”(“对将来之欧美人而言,自立主义是也;对现在之满洲人而言,逐满主义是也”[42]。)和“民权主义”,这两大主义构成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宣传的主旋律。
革命派的宣传家们对“革命排满”、“建立共和”两大口号的威力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以之启发群众,以之揭露清朝,还以之和保皇党、立宪派作斗争。
康有为拿“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来吓唬革命派。革命派则强调列国文明皆从流血得来。他们呼唤:“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43]
康有为拿“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昭,旧俗俱在”来动摇革命派。章炳麟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公理未昭,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44]
保皇党拿“外人干涉”来威胁革命派,革命派回答他们:“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45]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自认为,他们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旗号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革命宣传丰富的内容中,值得重视的还有宣传家们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和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
1901年,《国民报》就指出,英美“国内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极者伙矣”,我国不能只希望“与欧美等”,而应“造乎极域”,“转令欧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实福”[46],首先表现出探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愿望。1903年,章炳麟等指出,反清革命“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⑤。章炳麟、秦力山还记载了他们和孙中山讨论土地制度问题的内容,秦主张将全国土地作为无主地分给耕者,“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47]。这年,邹容宣称,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48]。而《俄事警闻》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49]。1904年初,蔡元培在《新年梦》一文中设想了“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的未来极乐世界,在那时“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50]。不久,刘师培作《论中国阶级制度》一文,要将“阶级制度消灭无存,而中国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51]。革命派人物的这种探索明显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很早就有人在中国作过介绍。1903年前后,革命派的书报也对它产生了兴趣,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等派学说。但无论是介绍者或读者,对这些思想学说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许多人从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对被压迫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和对激烈制裁反动统治者的兴趣。例如,对于俄国虚无党,中国革命者反复称道他们暗杀手段的激烈、勇敢,对其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却未遑深论。中国革命者对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探讨无法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他们往往只能提出一些含糊的愿望,然其本质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如刘师培主张“泯主仆之称,使世之乏资财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原注:作工自由即雇工之制也),以争存于社会之中”。这一主张实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他们有时也直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譬如有人说:“兴利之策,以开源为主。时至今日,惟有广开工厂,振兴实业耳。”“复合各地之绅商,经营路矿,使兴利之权在下而不在上。”[52]郑贯一指出,铁路、矿山等主要经济部门在清政府下应当争归民有,等新政府成立再归国有,因为新政府也是民有的。但是,总的说来,宣传家们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得很少,他们都被迫切的政治问题吸引住了。
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是《国民报》发端的。它指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些话无疑是精彩的。革命宣传家们用自由平等观念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所谓名教者,教猱升木,便利盗贼夷狄之利器也”,“以吾国民之性命,供白人之葅醢,亦孰非名教者邪?”[53]“大奸巨恶欲夺天下之公权而私为己有,而又恐人之不我从也,于是借圣人制礼之名而推波助澜,妄立种种网罗,以范天下之人”[54]。“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牢固益牢固”,“由是以君权之无限”[55]。“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56]。“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57]。举凡名分、礼法、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乐、道统、正统、汉学、宋学,都受到指责。邹容给封建说教一个名称:“造奴隶之教科书。”批判的矛头还指向“至圣先师”孔子,指出“孔子是个顶喜欢依赖皇帝的东西”[58],“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59]。随着这种批判兴起的还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要求,它日益发展为群众性的运动。但是,必须指出,革命派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充分的,相反,许多革命者不能摆脱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迷信封建说教。孔子依然是个偶像,连邹容也称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圣人”。尧舜禹汤周孔“遗教”更是许多人所念叨的。一部分宣传家附合儒家学说以宣传“革命排满”,讲究夷夏之辨、九世复仇,还有人把孟子的“民为贵”说成民权思想,主张尊孟抑孔。这种附会的办法给政治宣传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和封建思想妥协也反映出革命派的局限性。1902年,邓实主编的《政艺丛书》中出现“保存国粹”主张。1904年冬,他又与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发刊《国粹学报》,形成一股思潮。章炳麟被他们奉为大师。这些人当时并没有独立于革命派之外的政治主张,也讲求西学,但他们认为“三坟五典,为宇宙开化之先;金阪六弢,作五洲文明之祖”[60],忧心“国学之呃,未有甚于今日者”,在文化思想上趋于保守。他们夸大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后来有些人还成了传统文化的卫道者,与革命渐行渐远。
反清革命的民主主义要求使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揭开了对社会经济制度变革问题的探讨和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发挥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显然没有认真进行到底。他们不懂得,忽视了这些,必然会影响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就。
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其革命活动时,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叫做“造反”,后来在外国人启发下,才改称为“革命”。但是,“革命”在当时并不像后来这样被认为是正义、崇高、美好、神圣的事业,相反,它是一个可怕的专用词,清廷就直呼革命党人为“革命匪党”,谁要是“附从革命”,那就等于自绝于社会。这种局面的扭转,人们视听的矫正,主要是革命宣传的功劳。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61]这种跳踯迭荡的呼喊,不能不振聋惊聩,激荡人心,吸引广大的人群投身这神圣的事业。革命的反对者记载了这样的情况:“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62]革命宣传的效果于此可见!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革命宣传活动正是这样为反清革命队伍的发展和武装起义的举行开辟着道路。
发布时间：2024-03-18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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