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教会压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反帝斗争的重要形式。
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做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1]。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2]。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与广宗起义的同时,在直隶北部朝阳县也爆发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驱逐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霸占田产,村民纷纷逃难。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挺身而出,以“保卫乡民”为己任,在花子沟地方聚集难民万余人。花子沟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内有百余村落。邓莱峰捉拿天主教徒二人为人质,提出“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始可了事”。但是,地方官认为这是“百姓聚众抗官”,并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1902年10月,袁命令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前往镇压。群众沿沟“设卡二百余座”,节节抵抗[3]。11月初,清军攻占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村民逃散。邓莱峰避往义州,不久被捕,惨遭杀害。
河南省摊派的大赔款是每年九十万两银子,加上“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广大人民负担之沉重,就可以想见了。因此,群众性的抗摊派赔款的斗争时有发生。1902年3月,泌阳县农民首先掀起了风潮,并很快波及唐县、桐柏等地。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法国人)向泌阳县勒索了一万一千元的“地方赔款”。当地知县百般搜刮,至1902年初已交大半,只欠二千元。安西满催逼不已,知县以“拖延赔款”被撤职。继任知县为博取安西满欢心,一到泌阳就召集四乡“诸绅至署,勒限催收”,并威胁说:“逾期不交,即当下狱。”因而激起四乡绅民的义愤。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等地农民便与“大刀会”结合,成立“齐心会”,公开抗交摊派赔款,聚众痛殴下乡催交摊款的差役。知县前往弹压,肩舆被群众打碎,狼狈逃回县城。愤怒的群众二千多人在张云卿的率领下,乘势攻泌阳城,将西关教堂夷为平地,又攻打桐柏县乌金沟和唐县乔庄等地教堂,痛击教会侵略势力。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泌阳人民抱同情态度,上海《中外日报》的社论说:“泌阳之乱,非泌民之有意仇教也,非泌民之有意抗官也。实由教士自取之祸,地方官与疆臣自酿之患也。”[4]5月间,河南巡抚锡良派南阳镇总兵率领清军至高店镇压。乡民英勇抗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清政府又向教堂赔款二万六千两,以屈辱的条件了结“泌阳教案”。
当北方各省反抗怒潮汹涌的时候,南方各省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1902年,浙江桐庐县农民自立乡团,抵抗当地教堂压迫。当地方官派兵镇压时,农民聚众二千余人,奋起反抗。宁海县焚毁天主教堂两处,影响及于奉化、象山、嵊县各地。广东南雄群众杀死天主教教士。同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了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发布《奉劝各国揭帖》,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传教士“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同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分遣多人前往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纷纷前来投效,数日之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率领群众进驻邵阳城,要求知县交出传教士;又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要求他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狡诈的俞廉三派人将贺金声诱至省城,加以杀害;以后又将灭洋军的骨干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这次反教会压迫斗争遂致失败。
四川省人民反教会压迫的斗争尤为炽烈。1902年,四川分摊大赔款二百二十万两,仅次于江苏省,居全国第二位。为筹集这笔赔款,川督奎俊下令广辟财源,增征商税和亩捐,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不法教民又“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5]。再加上当年全省遭受旱灾,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和简州等三十七州县春粮歉收,以至米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因此红灯教、顺天教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秘密结社继承了义和团的传统,练习“神拳”,进一步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1902年初,安岳、永川、金堂、华阳等县“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6]。5月,资阳著名首领李冈中在胡家沟聚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城。川督奎俊派兵前往镇压,激战竟日,李冈中不幸被杀,余众退至龙头寨附近,不久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同时,资州(今资中)、安岳、仁寿、潼川、简阳等地都有拳民“灭洋仇教”,“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7]。仁寿县拳民捣毁杨柳场、黄公场等地教堂,其首领李永洪、唐大通等率领群众,屡次打败清军。成都附近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分别自称是罗汉和观音的化身,于7月在龙潭寺、石板滩聚众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并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嗣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活动,甚至持械潜入城内,袭击督署。地方官吏惊恐万状,在督署架巨炮,如临大敌。同时,彭山、眉山、射洪、新都、灌县、温江各县都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事件。
8月间,清政府见事态严重,撤换了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一面派兵屠杀拳民,命令各州县办保甲团练,推行残酷的连坐法;一面暂时停止征收一部分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至1902年底,各州县拳民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是红灯教仍然秘密活动,在此后数年间,于邛州、嘉定、隆昌、富顺、彭县、犍为等地不时起事。直到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灯教纷纷响应,有的加入同志军,汇入革命的洪流中。
1903年各地群众仍不断掀起反教会斗争。浙江桐庐一带“白布会”“仇教灭洋”[8],推濮振声为首,于桐庐、建德交界地方起事。富阳、龙游等地白布会准备响应。但濮振声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仁和监狱,部众瓦解。1905年初,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从事联络会党,曾至监狱访濮,“相谈颇洽”[9]。宁海县附生王锡彤,为台州会党——“伏虎会”首领,曾率领北乡农民千余人,攻入县城,将天主教堂焚毁。直隶玉田县农民聚众抗官,“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10]。江西新喻和清江会党号召群众拆教堂,官吏派兵镇压,会党“愈聚愈众,势不可遏”[11]。
次年6月,在会党的鼓动下,江西新昌县棠浦地方教堂被拆毁。8月高安县金塘、塘头两处教堂又被捣毁。直隶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活动,“以仇教灭洋为宗旨”[12]。同时,湖北省利川、宜城,河南省武安、怀庆、彰德,山东省东阿,浙江省龙泉等地闹教事件纷起。1905年4月,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反抗教会压迫,焚毁教堂,驻藏大臣凤全率军前往镇压,群众英勇抵抗,击毙凤全及天主教司铎二人。同年7月,山西绛州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霸占农民产业,官吏又偏袒教民,激起民愤。农民聚众闯入绛州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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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列强借《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清政府秉承列强的旨意,也多次颁发“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是,由于产生反帝斗争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不管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是清政府的三令五申,都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事实上,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人民针对摊派赔款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于1902年就掀起了一连串的反抗斗争,给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反教会压迫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前比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各地群众不仅把反对教会压迫和抗捐抗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往往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有些地方更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一类的战斗口号。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直隶省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起义。
直隶省惨遭八国联军蹂躏,人民的苦难特别深重。1902年,全省除摊派大赔款银八十万两外,还缴纳上百万两的地方赔款。广宗县知县和法国传教士议定广宗地方赔款为京钱两万串,折合纹银万余两,强迫各村农户按地亩摊派,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每亩地要缴纳“赔款捐”京钱四十文。这种做法不仅使广大贫苦农民极为愤慨,就是中小地主也怨声载道。广宗一带各村庄本来有联庄会的组织。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遂传帖聚众,联络各村联庄会,首先倡议抗捐,声明“中国人不拿洋差”。景廷宾(1861—1902),是一个有百余亩土地的小地主,武举人,为人慷慨好义,喜打抱不平。他的抗捐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邻近各县如邢台、钜鹿、南宫、内丘、平乡的人民,纷纷响应。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立即命令大名镇总兵何永盛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统率练军前往广宗县镇压。3月3日清军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领群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自从清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东召村被血洗之后,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就促使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在这个客观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口号鼓舞下,义军迅速扩大,“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1]。基本群众是广宗及其附近一带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以泄愤,随后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广宗数万农民揭竿而起,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慌。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设法尽快扑灭起义。袁世凯一面宣布将广宗及其附近各县“所摊捐款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2]。一面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改派自己的心腹段祺瑞、倪嗣冲指挥新编成的北洋军(当时称新练军)马步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统率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两股清军大张旗鼓地合围广宗。各村庄农民沿村筑垒,英勇抵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使用刀矛土炮和持有快枪利炮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战,遭到重大伤亡。景廷宾见势不敌,遂率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乘机焚烧抢掠,惨杀村民数百人,附近村庄俱遭劫难。景廷宾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不幸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众四散,起义终于失败。
与广宗起义的同时,在直隶北部朝阳县也爆发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驱逐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霸占田产,村民纷纷逃难。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挺身而出,以“保卫乡民”为己任,在花子沟地方聚集难民万余人。花子沟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内有百余村落。邓莱峰捉拿天主教徒二人为人质,提出“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始可了事”。但是,地方官认为这是“百姓聚众抗官”,并禀报直隶总督袁世凯。1902年10月,袁命令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前往镇压。群众沿沟“设卡二百余座”,节节抵抗[3]。11月初,清军攻占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村民逃散。邓莱峰避往义州,不久被捕,惨遭杀害。
河南省摊派的大赔款是每年九十万两银子,加上“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而劣绅胥吏,需索中饱”,广大人民负担之沉重,就可以想见了。因此,群众性的抗摊派赔款的斗争时有发生。1902年3月,泌阳县农民首先掀起了风潮,并很快波及唐县、桐柏等地。南阳天主教主教安西满(法国人)向泌阳县勒索了一万一千元的“地方赔款”。当地知县百般搜刮,至1902年初已交大半,只欠二千元。安西满催逼不已,知县以“拖延赔款”被撤职。继任知县为博取安西满欢心,一到泌阳就召集四乡“诸绅至署,勒限催收”,并威胁说:“逾期不交,即当下狱。”因而激起四乡绅民的义愤。泌阳一带本来有“大刀会”活动,高店等地农民便与“大刀会”结合,成立“齐心会”,公开抗交摊派赔款,聚众痛殴下乡催交摊款的差役。知县前往弹压,肩舆被群众打碎,狼狈逃回县城。愤怒的群众二千多人在张云卿的率领下,乘势攻泌阳城,将西关教堂夷为平地,又攻打桐柏县乌金沟和唐县乔庄等地教堂,痛击教会侵略势力。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泌阳人民抱同情态度,上海《中外日报》的社论说:“泌阳之乱,非泌民之有意仇教也,非泌民之有意抗官也。实由教士自取之祸,地方官与疆臣自酿之患也。”[4]5月间,河南巡抚锡良派南阳镇总兵率领清军至高店镇压。乡民英勇抗击清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清政府又向教堂赔款二万六千两,以屈辱的条件了结“泌阳教案”。
当北方各省反抗怒潮汹涌的时候,南方各省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1902年,浙江桐庐县农民自立乡团,抵抗当地教堂压迫。当地方官派兵镇压时,农民聚众二千余人,奋起反抗。宁海县焚毁天主教堂两处,影响及于奉化、象山、嵊县各地。广东南雄群众杀死天主教教士。同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了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旗帜,发布《奉劝各国揭帖》,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传教士“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同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分遣多人前往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纷纷前来投效,数日之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率领群众进驻邵阳城,要求知县交出传教士;又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要求他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狡诈的俞廉三派人将贺金声诱至省城,加以杀害;以后又将灭洋军的骨干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这次反教会压迫斗争遂致失败。
四川省人民反教会压迫的斗争尤为炽烈。1902年,四川分摊大赔款二百二十万两,仅次于江苏省,居全国第二位。为筹集这笔赔款,川督奎俊下令广辟财源,增征商税和亩捐,使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不法教民又“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5]。再加上当年全省遭受旱灾,南充等二十四州县和简州等三十七州县春粮歉收,以至米价腾贵,人民痛苦不堪。因此红灯教、顺天教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些秘密结社继承了义和团的传统,练习“神拳”,进一步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1902年初,安岳、永川、金堂、华阳等县“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6]。5月,资阳著名首领李冈中在胡家沟聚众八百余人,进攻资阳城。川督奎俊派兵前往镇压,激战竟日,李冈中不幸被杀,余众退至龙头寨附近,不久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同时,资州(今资中)、安岳、仁寿、潼川、简阳等地都有拳民“灭洋仇教”,“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7]。仁寿县拳民捣毁杨柳场、黄公场等地教堂,其首领李永洪、唐大通等率领群众,屡次打败清军。成都附近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分别自称是罗汉和观音的化身,于7月在龙潭寺、石板滩聚众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并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嗣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活动,甚至持械潜入城内,袭击督署。地方官吏惊恐万状,在督署架巨炮,如临大敌。同时,彭山、眉山、射洪、新都、灌县、温江各县都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事件。
8月间,清政府见事态严重,撤换了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一面派兵屠杀拳民,命令各州县办保甲团练,推行残酷的连坐法;一面暂时停止征收一部分苛捐杂税,以争取民心。至1902年底,各州县拳民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是红灯教仍然秘密活动,在此后数年间,于邛州、嘉定、隆昌、富顺、彭县、犍为等地不时起事。直到1911年夏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灯教纷纷响应,有的加入同志军,汇入革命的洪流中。
1903年各地群众仍不断掀起反教会斗争。浙江桐庐一带“白布会”“仇教灭洋”[8],推濮振声为首,于桐庐、建德交界地方起事。富阳、龙游等地白布会准备响应。但濮振声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仁和监狱,部众瓦解。1905年初,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从事联络会党,曾至监狱访濮,“相谈颇洽”[9]。宁海县附生王锡彤,为台州会党——“伏虎会”首领,曾率领北乡农民千余人,攻入县城,将天主教堂焚毁。直隶玉田县农民聚众抗官,“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10]。江西新喻和清江会党号召群众拆教堂,官吏派兵镇压,会党“愈聚愈众,势不可遏”[11]。
次年6月,在会党的鼓动下,江西新昌县棠浦地方教堂被拆毁。8月高安县金塘、塘头两处教堂又被捣毁。直隶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活动,“以仇教灭洋为宗旨”[12]。同时,湖北省利川、宜城,河南省武安、怀庆、彰德,山东省东阿,浙江省龙泉等地闹教事件纷起。1905年4月,四川巴塘藏族人民反抗教会压迫,焚毁教堂,驻藏大臣凤全率军前往镇压,群众英勇抵抗,击毙凤全及天主教司铎二人。同年7月,山西绛州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霸占农民产业,官吏又偏袒教民,激起民愤。农民聚众闯入绛州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而失败。
发布时间：2022-06-0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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