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新的觉醒,极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拓道路。继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大量诱致或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采矿和筑铁路等项劳动。中国寓美华侨艰苦卓绝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1]然而,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转移本国工人的斗争目标,不断制造排华事件。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工入境。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把美国的排华合法化,使到美国去的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种种非人的侮辱。这个条约明明是限禁中国人赴美,却假仁假义地以保护寓美华侨作为幌子。其实,寓美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00年,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使不少华人丧命,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多万元。
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的时候,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上都不断有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字出现。檀香山《新中国报》刊登《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倡议抵制美货。同时,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联名打电报给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修改原条约。修改的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尽管清朝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交涉几个月,毫无结果。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严厉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他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这个倡议得到全体商董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2]。并遍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
会后,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蛮横拒绝改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火油业、木业七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允认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签押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磁器、纸张等七十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各省会馆、学生、工人、戏剧艺人、妇女界等也纷纷集会演说,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并结成各种抵制美货团体,制定措施,采取行动。工人不装卸美国货,学生不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中国人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不买美货。
各学堂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严守: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还召开了特别大会。会长李登辉愤怒指出:原华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否则抵制美货到底。广东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福建魏万侯、林森等相继登台演说。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戏剧艺人汪笑侬演出《苦旅行》一剧,取波兰亡国故事,说明不爱国与无主权国民之痛苦,借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通电,大动公愤,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爱国为“应尽之义务”。因此应首先实行不购美货,以示“人心之固”,而“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天津各帮行商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在商务总会公所开会,到二百余人,均画押从此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物,并约定如有违者,罚款五万银元。同日,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邀请二十六所学堂代表共六百余人集会,议决每学堂公举一二人,分别召开演讲会,展开宣传,使抵制美货家喻户晓。
湖南人民也积极支持上海商会的倡议。华兴会会员禹之谟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抵制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以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会后,正式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广东省寓美华侨最多,人们对华工受虐待感受尤深,因此反美斗争比较其他省更为激烈,坚持时间最久。从5月中旬起,广东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至7月23日,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积极投入斗争,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制。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激发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广州、香港等地报纸积极从事宣传鼓动。《有所谓报》、《拒约报》持论尤为激烈。《有所谓报》为革命党人郑贯一所创办。该报不仅报道了中国各地拒约的许多消息,而且刊载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在抵制美货的过程中组织团体,增强实力,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3]。对于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拒约运动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规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芜湖、汉口、桂林、成都、重庆、杭州、南昌、西安、牛庄、青岛、沙市、济南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一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极为广泛,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更是函电交驰,遥为声援。
各地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宣传抵制美货有五利: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利权。他们公开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并竭力鼓动“不必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4]。《东方杂志》所刊《抵制美约余论》一文,甚至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5]。这些言论表明,资产阶级正在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独立展开政治经济活动。
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屡次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运动一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奔走于京、津、沪各地,指挥美国领事,阴谋直接干涉破坏。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美国只禁华工入境,并非禁止商人、学生和游客,企图借以分化参加运动的群众。同时,柔克义又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非出自政府之诱掖”,“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于8月21日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遂竭力压制反美运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抵制美货运动受到很大挫折。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以破坏广东省的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于8月退出运动。原来卖美货商人和不卖美货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等出面“调解”,主张8月以前进口美货可以贴印花出售,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发生了分化。广州运动一开始就有人以争取合法化为借口,主张取消“拒约会”名称,以避“禁”、“拒”等字。后来,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大商人由于害怕群众扰乱了他们的“文明抵制”,对外妥协的倾向越来越为明显,甚至公然同意美国禁工不禁商。这些事实表明,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的勇气。这种情形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主张,立即遭到中小工商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激烈反对。许多地方开展了反“奸商”的斗争。在上海,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团”,联络学、商、工各界,坚决反对张謇等“疏通”。9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上海工界和平社于10月26日在豫园开大会,五百多人出席,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斗争,“此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一日不用”。
广大群众的斗争尽管如此坚决,但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严重地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就渐渐消沉了。广东坚持较久,至次年底也不能继续维持。
这次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坚持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李自重、李是男于1905年曾在广东台山组织“台山联志社”,鼓动抵制美货,后来他们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广州拒约会员夏重民被释放后,立即加入同盟会,变成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地方的拒约会经过改组变成了革命的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分享到：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大量诱致或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采矿和筑铁路等项劳动。中国寓美华侨艰苦卓绝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1]然而,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转移本国工人的斗争目标,不断制造排华事件。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工入境。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把美国的排华合法化,使到美国去的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种种非人的侮辱。这个条约明明是限禁中国人赴美,却假仁假义地以保护寓美华侨作为幌子。其实,寓美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00年,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使不少华人丧命,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多万元。
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的时候,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上都不断有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字出现。檀香山《新中国报》刊登《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倡议抵制美货。同时,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联名打电报给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修改原条约。修改的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尽管清朝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交涉几个月,毫无结果。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严厉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他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这个倡议得到全体商董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2]。并遍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
会后,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蛮横拒绝改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火油业、木业七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允认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签押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磁器、纸张等七十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各省会馆、学生、工人、戏剧艺人、妇女界等也纷纷集会演说,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并结成各种抵制美货团体,制定措施,采取行动。工人不装卸美国货,学生不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中国人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不买美货。
各学堂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严守: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还召开了特别大会。会长李登辉愤怒指出:原华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否则抵制美货到底。广东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福建魏万侯、林森等相继登台演说。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戏剧艺人汪笑侬演出《苦旅行》一剧,取波兰亡国故事,说明不爱国与无主权国民之痛苦,借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通电,大动公愤,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爱国为“应尽之义务”。因此应首先实行不购美货,以示“人心之固”,而“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天津各帮行商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在商务总会公所开会,到二百余人,均画押从此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物,并约定如有违者,罚款五万银元。同日,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邀请二十六所学堂代表共六百余人集会,议决每学堂公举一二人,分别召开演讲会,展开宣传,使抵制美货家喻户晓。
湖南人民也积极支持上海商会的倡议。华兴会会员禹之谟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抵制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以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会后,正式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广东省寓美华侨最多,人们对华工受虐待感受尤深,因此反美斗争比较其他省更为激烈,坚持时间最久。从5月中旬起,广东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至7月23日,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积极投入斗争,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制。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激发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广州、香港等地报纸积极从事宣传鼓动。《有所谓报》、《拒约报》持论尤为激烈。《有所谓报》为革命党人郑贯一所创办。该报不仅报道了中国各地拒约的许多消息,而且刊载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在抵制美货的过程中组织团体,增强实力,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3]。对于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拒约运动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规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芜湖、汉口、桂林、成都、重庆、杭州、南昌、西安、牛庄、青岛、沙市、济南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一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极为广泛,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更是函电交驰,遥为声援。
各地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宣传抵制美货有五利: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利权。他们公开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并竭力鼓动“不必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4]。《东方杂志》所刊《抵制美约余论》一文,甚至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5]。这些言论表明,资产阶级正在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独立展开政治经济活动。
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屡次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运动一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奔走于京、津、沪各地,指挥美国领事,阴谋直接干涉破坏。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美国只禁华工入境,并非禁止商人、学生和游客,企图借以分化参加运动的群众。同时,柔克义又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非出自政府之诱掖”,“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于8月21日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遂竭力压制反美运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抵制美货运动受到很大挫折。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以破坏广东省的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于8月退出运动。原来卖美货商人和不卖美货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等出面“调解”,主张8月以前进口美货可以贴印花出售,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发生了分化。广州运动一开始就有人以争取合法化为借口,主张取消“拒约会”名称,以避“禁”、“拒”等字。后来,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大商人由于害怕群众扰乱了他们的“文明抵制”,对外妥协的倾向越来越为明显,甚至公然同意美国禁工不禁商。这些事实表明,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的勇气。这种情形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主张,立即遭到中小工商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激烈反对。许多地方开展了反“奸商”的斗争。在上海,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团”,联络学、商、工各界,坚决反对张謇等“疏通”。9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上海工界和平社于10月26日在豫园开大会,五百多人出席,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斗争,“此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一日不用”。
广大群众的斗争尽管如此坚决,但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严重地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就渐渐消沉了。广东坚持较久,至次年底也不能继续维持。
这次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坚持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李自重、李是男于1905年曾在广东台山组织“台山联志社”,鼓动抵制美货,后来他们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广州拒约会员夏重民被释放后,立即加入同盟会,变成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地方的拒约会经过改组变成了革命的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发布时间：2022-06-25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99501.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