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是东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1],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2]。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3]。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光复会继续着华兴会和暗杀团未完成的实践。
蔡元培一流书生,除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触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他们习惯于文字宣传和利用科学技术专长。蔡元培等把革命热情主要倾注于暗杀活动,暗杀团的事业被继承下来了。他们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的功用。制造炸弹的秘密小组因之扩大。蔡元培另在爱国女学讲授外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增设理化课,挑选女生加入小组。此外,还开办了速成训练班,招收社会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不过,这批人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暗杀。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是一位安徽青年吴樾干的,地点则在远离上海的北京。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4]。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举行革命暴动的准备。要暴动就需要联络会党,他找到三个人来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是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父亲要他帮助经营石灰店,他不愿意,说是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1903年他留学日本,正逢拒俄运动高潮,他的密友龚宝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可是,陶并不关心龚的活动,龚也不告诉他。1904年初,他偕魏兰返国运动会党。他们在杭州探访了关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介绍他们去见各地会党头目。他们经富阳、建德、龙游、建昌等地,到达魏兰家乡云和,了解了白布等会情况。随后,魏兰留在内地活动,陶成章由温州返沪,再去嘉兴联络敖嘉熊。蔡元培此时正在沪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邀陶运动浙江会党参加。魏兰在处州、金华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又赴沪找陶成章。10月,他们同去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由于长沙起义事泄,响应事只好作罢,但龙华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的会党组织。随后,陶又入永康、天台、黄岩等地,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的联络。
陶成章等调查了会党、兵营、贫富户、钱粮等情况,传布革命书报进行宣传,并组织会党响应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还与保皇党有密切关系。当时,梁启超也积极在国内从事军事活动,通过蒋观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过蒋向梁作了汇报,并亲自写信给梁,梁夸他“坚固刻厉,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详谈。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初,赴日。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是商人的儿子。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不久升为副监督,掌握该校实权。当时,学堂初兴,新旧斗争激烈,他依靠官府办学设施保守,受到进步人士的指责。1903年,他游历日本,适逢拒俄运动高涨,与革命分子接触后,深受感动,转向革命,回乡开设学堂、书局,宣传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应蔡元培邀加入光复会。陶成章这时也在蔡处,便将自己联络会党的情况告诉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数人,漫游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等县,结纳当地会党。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变法后,关心时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参加中国教育会,旋回嘉兴倡设爱国女学社、演说会、教育会,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议组织温、处、台会馆,计划倡办团练以掌握地方兵权,又准备代当地客民缴纳租税,保护客民,以掌握财权。这时,龚宝铨介绍陶成章同他认识,三人一同商议了召集会党在浙江起义的计划。同年秋,会馆成立,陶成章荐魏兰为总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调查。敖嘉熊还创立了一个“祖宗教”。蔡元培邀请敖嘉熊加入光复会,敖不愿,但答应有事相助;实则,敖以后的活动与光复会难于分割。
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的关系,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夏,温处台会馆因敖嘉熊家庭变故,经费不支而停办。这时,徐锡麟又开始筹办学校,陶成章、龚宝铨参与其事。9月23日,大通学校开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以训练兵操、倡办团练为名,训练革命人材。他们招来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入学。陶成章厘定规约数条,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加强对会党的教育和约束。可是,大通学校成立时,陶成章又倡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5]。徐锡麟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徐、陶、龚等五人很快就离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锡麟等虽然进行了许多联络会党的活动,但是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急于寻找捷径。体操班修业期满时,陶成章主张停办,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将它继续办了下去,广招会党入校训练。大通学校的活动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不过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号召力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历史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统一的重大行动。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成员领导的起义和斗争,几乎都是区域性的。
光复会独立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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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苏报》案”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暂时无法继续向群众性斗争的方向发展,但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苏报》被封仅月余,另一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日报》即于1903年8月7日发刊。该报由谢晓石、章士钊、陈由己、张继、何枚士、陈去病、苏子谷(曼殊)等主持,号称“苏报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1],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作秘密联络机关。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基础是良好的,但当地的革命党人,一时还没有考虑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暑假,日本东京的几个留学生秘密地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这个组织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的前身。暗杀团的组织极为严密,最初成员仅杨笃生、苏鹏(凤初)、周咏曾(来苏)、何士准(海樵)、胡镇超(晴崖)、汤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杨笃生为首。他们跑到横滨乡间,专心钻研化学,聘请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药。梁、李都是兴中会里制造炸药的行家。暗杀团决心刺杀清廷首要,选中西太后为第一个目标。杨笃生利用保皇党人对后党的仇恨,从梁启超手中捞到一笔钱,便和苏鹏、周来苏将炸弹运到天津,设立据点,何海樵则先到上海,把张继从湖南邀来,一同赴津。他们潜入北京,探测形势,制订计划;蛰伏月余,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经费告匮,扫兴返沪。
何海樵经过上海时,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请他为暗杀团来沪作准备。暗杀团抵沪后,即住入新闸余庆里。在上海,暗杀团又发展了钟宪鬯、章士钊、刘光汉(师培)、陈由己等加入,分别在几个地点学习制造炸弹。当时,华兴会正准备起义,张继返湘,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协会,联络东南志士作响应准备。暗杀团、爱国协会、争存会和吴春阳办的青年学社等机构都设在余庆里,这里一时成了革命党人在沪活动的要地。不久,长沙起义流产,爱国协会解体,但暗杀团仍在继续活动。
1904年11月,《警钟日报》揭载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在沪发表主张割地联俄言论的消息,惹起社会公愤。11月19日,发生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补知县,曾为粤闽大吏董理钱财,日俄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心而辞职。万得知王之春的卖国言行后,即与同乡吴春阳、高荫藻等商量行刺,经刘光汉、林獬设计,布置了一个诱王上钩的圈套。他们伪造吴葆初的亲笔信,请王到英租界四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馆赴宴。王至时登楼,见情景不对,急忙退出。万在店门口持枪迎击,可是他没有打开保险栓,弹不出膛,当即被扭送捕房。万福华被会审公厅判处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复后方才出狱。
“万福华案”造成的局部破坏,并未严重妨碍上海地方革命活动的开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被华兴会、暗杀团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轨道,但是暗杀团的狭小圈子无法独立领导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斗争。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2]。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争存会、暗杀团等组织都归并于光复会,但暗杀团名义并没有立即取消。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还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龚宝铨、蔡谷清、陶成章、孙毓筠、林獬、黄韧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陈去病、柳人权(亚子)、陈伯平、马宗汉等。尚在狱中的章炳麟,曾与闻光复会的创立。光复会和东南各地的革命小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流亡的华兴会员,也和他们声气相通。
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光复会的成员却发表了大量的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劳绩,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里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3]。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光复会继续着华兴会和暗杀团未完成的实践。
蔡元培一流书生,除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触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他们习惯于文字宣传和利用科学技术专长。蔡元培等把革命热情主要倾注于暗杀活动,暗杀团的事业被继承下来了。他们在报刊上介绍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宣传暗杀的功用。制造炸弹的秘密小组因之扩大。蔡元培另在爱国女学讲授外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增设理化课,挑选女生加入小组。此外,还开办了速成训练班,招收社会青年学习理化和催眠术,引导他们参加暗杀活动。不过,这批人始终没有进行过一次暗杀。与光复会有关的一次著名的暗杀活动,是一位安徽青年吴樾干的,地点则在远离上海的北京。
杨笃生在万福华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沪,继续与蔡元培等研制炸弹。为了搞所谓“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动,以译学馆教习身份作掩护。杨笃生在京得到赵声的信,催他去保定,原来,赵声在保定与安徽人吴樾等相结纳,因故离保,便要杨去从事组织。杨笃生为吴樾等主盟,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杀团)。这个组织,被光复会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之后,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认为铁良是将来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等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吴樾赴京,恰逢清廷实行立宪骗局,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的发展,想以刺杀五大臣来阻止这一行动。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吴樾在没有引爆器材的情况下,身携炸弹前往车站行刺。在挤入车厢时,炸弹受震爆炸,吴樾当即牺牲,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受轻伤。刺五大臣一案,震动全国。
暗杀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并不罕见的现象。因对反动统治者极端仇恨而产生的这种暴烈行动,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根本弱点。由于中国历史上把仗义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辅助手段,用以惩凶除顽,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是可以起到与战场杀伤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党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可以阻止和改变敌人的政策。他们无法认识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的对立,而清朝统治者的政策是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策,只有用革命消灭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去组织群众性的斗争,过于相信个人英雄的作用。由于这种弱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经常不表现为革命进攻中的辅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动,甚至是绝望的拼命。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赞成这种办法,孙中山就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4]。不过,光复会始终坚持这一办法。1905年春《警钟日报》被封后,刘师培逃往芜湖公学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暗杀,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举行革命暴动的准备。要暴动就需要联络会党,他找到三个人来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是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父亲要他帮助经营石灰店,他不愿意,说是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1903年他留学日本,正逢拒俄运动高潮,他的密友龚宝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可是,陶并不关心龚的活动,龚也不告诉他。1904年初,他偕魏兰返国运动会党。他们在杭州探访了关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介绍他们去见各地会党头目。他们经富阳、建德、龙游、建昌等地,到达魏兰家乡云和,了解了白布等会情况。随后,魏兰留在内地活动,陶成章由温州返沪,再去嘉兴联络敖嘉熊。蔡元培此时正在沪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邀陶运动浙江会党参加。魏兰在处州、金华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又赴沪找陶成章。10月,他们同去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由于长沙起义事泄,响应事只好作罢,但龙华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的会党组织。随后,陶又入永康、天台、黄岩等地,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的联络。
陶成章等调查了会党、兵营、贫富户、钱粮等情况,传布革命书报进行宣传,并组织会党响应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还与保皇党有密切关系。当时,梁启超也积极在国内从事军事活动,通过蒋观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过蒋向梁作了汇报,并亲自写信给梁,梁夸他“坚固刻厉,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详谈。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应蔡元培之请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初,赴日。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是商人的儿子。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不久升为副监督,掌握该校实权。当时,学堂初兴,新旧斗争激烈,他依靠官府办学设施保守,受到进步人士的指责。1903年,他游历日本,适逢拒俄运动高涨,与革命分子接触后,深受感动,转向革命,回乡开设学堂、书局,宣传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应蔡元培邀加入光复会。陶成章这时也在蔡处,便将自己联络会党的情况告诉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数人,漫游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缙云等县,结纳当地会党。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变法后,关心时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参加中国教育会,旋回嘉兴倡设爱国女学社、演说会、教育会,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议组织温、处、台会馆,计划倡办团练以掌握地方兵权,又准备代当地客民缴纳租税,保护客民,以掌握财权。这时,龚宝铨介绍陶成章同他认识,三人一同商议了召集会党在浙江起义的计划。同年秋,会馆成立,陶成章荐魏兰为总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调查。敖嘉熊还创立了一个“祖宗教”。蔡元培邀请敖嘉熊加入光复会,敖不愿,但答应有事相助;实则,敖以后的活动与光复会难于分割。
通过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的关系,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夏,温处台会馆因敖嘉熊家庭变故,经费不支而停办。这时,徐锡麟又开始筹办学校,陶成章、龚宝铨参与其事。9月23日,大通学校开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以训练兵操、倡办团练为名,训练革命人材。他们招来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入学。陶成章厘定规约数条,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他们想通过这种办法,加强对会党的教育和约束。可是,大通学校成立时,陶成章又倡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5]。徐锡麟赞成这个主意,于是徐、陶、龚等五人很快就离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锡麟等虽然进行了许多联络会党的活动,但是不耐烦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急于寻找捷径。体操班修业期满时,陶成章主张停办,但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将它继续办了下去,广招会党入校训练。大通学校的活动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谋起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光复会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不过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号召力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历史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统一的重大行动。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成员领导的起义和斗争,几乎都是区域性的。
光复会独立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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