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独立后不到半月,陈宧又于5月22日宣布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四川成了脱离北京统治的第七个省。
陈宧(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初任武卫前军管带,后经袁世凯推荐,随锡良辗转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训练新军,颇得锡良赏识,先后任过四川常备军统领、川滇两省新军协统、第二十镇统制等职。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倚重,任参谋部次长,代理黎元洪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事。1915年袁准备称帝,虑滇黔“反侧,乃以安陆陈二庵将军镇蜀”[1]。3月12日,陈以会办军务名义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离京“西征”。关于这天离京情况,其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凌晨2时,车站已“军警密布,送行者纷集,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即后亦无继美者”。“五时许,安陆将军至,万头攒动,簇拥登车,真有大丈夫当如是之感”[2]。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是何等的宠信。而陈宧的确也没有辜负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达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将军兼巡按使之命”,积极充当袁氏万年基业的“开路先锋”。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恳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3]。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五个多月后,陈竟那么绝情,公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四川独立,几经周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蔡锷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电陈宧,促其“立揭义旗,共灭国贼”[4]。他内部的帝制反对派将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参议杨穆生、旅长雷飙等也力劝他“同蔡切取联络,共策进行”[5]。但陈宧这时正追随袁世凯,昏昏然处在“帝制热”中,不仅未接受蔡锷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晓谕,详述利害,严禁造谣;一面于叙、泸、永宁、重庆、会理等处,拨驻可靠重兵,节节联络,接近滇边,分扼要塞”[6],妄图阻挡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直至接连在叙州、泸州附近吃了几个败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7],转而通过刘、邓等帝制反对派与蔡锷暗通声息。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两面政策。事实上,他同时又通过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曹锟、张敬尧等取联络”[8],长期“抱骑墙主义”。
陈宧搞独立,发端于帝制取消后与蔡锷谈判停战议和期间。当时,袁世凯的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他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护国军之手,川东涪陵、忠县、酆都、石砫各县到处是“党人队伍”。建昌属内大小相岭、宁远披沙等地,活跃着起义川军王先导、瞿豹岑部和当地彝族人民以及团总刘鸿章与都龙光土司相结合的武装。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会大爷、前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人,即在温江县召集旧部,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郫县、温江、大邑、邛崃、崇庆、灌县等十余县尽失控制。整个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几无“净土”。为稳固统治,他不得不请求蔡锷停战议和。而蔡锷即乘机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电陈坚“主急进”,并“派代表陈光勋至省接洽”[9],一面力促冯玉祥、伍祥祯迫其宣布独立。
在蔡锷的推动下,冯玉祥一边电劝陈宧俯顺独立舆情,一边派参谋长张之江与陈光勋同行赴省。伍祥祯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对陈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先是吴庆熙、谭创之等人上书请陈“从速宣布’独立。接着省议会议员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陈说:“议员等为七千万同胞请命,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势非请钧府明白宣布独立,与袁氏脱离关系,不足以镇人心而消疑畏,维现状而弭后灾。”[10]继而向称稳健派的前清状元骆成骧也函称:“省议员前有郭湘等数十人上书,刻又有傅春萱等数人续上,皆请早定大计者,人心所希望如是,当道宁能反其前日所谓和平之计画乎?”[11]至于成都报纸所持论说,更是“一致讽当道从速解决此问题”[12]。结果,连陈宧的参谋长张联棻也“自以与项城亲近,虑一旦有变,祸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泪下”,冀早日“脱武城之险”了[13]。在这种形势下,陈宧“独立之心萌矣”。
恰在这时,陈宧于2月间派往南京联络冯国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闻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为之冲动不少”[14]。他一面“密令周骏所部于东大路一带防曹(锟)”[15];一面要求蔡锷借给护国滇军四梯团,由刘一清、雷飙统带,以外拒北军,内安反侧。蔡锷明知陈宧请援,主要不在“防袁军”,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道路传言,谓川人一般心理对陈感情甚恶,欲以对赵尔丰者对陈”[16],他所统护国滇军也总共只有十三营,且兵不足额,其中持新械者只九营,但为了促成陈宧独立,仍毅然允拨十营,委雷充第一梯团长,刻日赴叙。陈见“大势所趋,皆不满于袁”[17],“虽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18],又有蔡锷切实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并表示“应如何优待条件,宧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19]。
然而,陈毕竟与袁私交甚深,而当时曹锟又虎视眈眈,镇守渝江,威胁蓉城,因此,陈的行动也仅止劝袁退位,未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紧接着,他还唯袁命是从,将其巡按使兼职奉献给袁的心腹黄国暄,并于7日晚与黄会衔出示说:本将军“业已电恳大总统退位”,“自今日始,军民人等如有假托名义,倡言独立,扰害治安,以及造谣惑众,意图破坏者,实为地方之公敌。本将军、巡按身任地方,负有维持安宁之责,对于此等扰乱地方之人,当适用惩治盗匪之法,并准由各该地方军民长官查拿究办”[20]。由此可见,他劝袁退位不过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4月30日,萧德明独立于大竹,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邻县。5月1日,某警备队长独立于广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税款。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独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军连长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机,起义于风洞子,自任讨袁军总司令。12日,川军混成旅长钟体道独立于南充,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电告各独立省,劝陈宧迅即宣布独立。13日,吴庆熙所部护国军千余人出发围攻成都。15日夜,其前队进抵青羊宫,成都当局彻夜未眠。此外,荣昌、达县等地驻军也纷纷举义,风声所播,全省趋向独立,谁也不能阻挡。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陈宧左右急进派杨穆生、邓汉祥等人奉刘一清为“盟主,愈怂恿川省独立”。他们悉心研究时局,屡以轻重利害向陈宧进言,并声称“苟有人更事阻挠,便当杀却”[21]。冯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陈宧表示:“某此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与某有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22]接着,冯又约同伍祥祯、丁鹏九在成都青年会发表演说,表示:“此次奉调回省,只知维持秩序。浅识者对北人则言川人不相容,对川人则言北人有异志,致生恶感。不知同是中国,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谣言,力为解释。”[23]其间,冯国璋也再次来电,支持陈宧迫袁退位。蔡锷则以湘将独立,“在湘黔军不能拘守停战规约”[24]相要挟。
在此形势下,陈宧“非常之谋复动”[25]。18、19日,他先后两次通过刘一清等致电蔡锷,一面表示日内即宣布独立,一面要求除雷飙一梯团外,再借两梯团,且一须真正滇军,二须刘云峰亲率,速开赴叙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军事官长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皆称善”[26]。20日,他又收到蔡锷复电,告以“已飞饬晓岚(晓岚,刘云峰字)率领最朴勇善战之何(海清)支队先行来叙,后续部队俟抽选就绪,再行续派”[27]。这样,陈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独立,千回百转,终于告成。22日,陈宧致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28]意思是说,他的独立仅对袁世凯个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脱离关系,这在独立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难怪蔡锷指斥他“此次独立,亦在四处讨好,面面俱到”,纯系“取巧”[29]。
陈宧独立既属勉强,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实力与护国军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锷所说:“观其致京两养电,殊有奉旨独立意味。以此种心理而独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电竟谓以大独立而取消各处之小独立)?”[30]虽然如此,他毕竟为护国军增加了“一省独立之声势”,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据袁亲信索崇仁说:“陈二庵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袁)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31]
继陈宧叛袁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5月29日宣布独立,使湖南成了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八个省。
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省蕲水(今浠水)县人,早年受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03年秋中乡试,选送法兰西留学海军[32]。毕业归国后,历任镜清舰舰长、海军部参议等职,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次长,次年10月,改调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了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其呈报中央者已达一万一千余人”[33]。有“汤屠户”之称。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34],其机关报《大中报》自筹安会发生后,“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种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捏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35]。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独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汤芗铭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大中报》“昔之称皇帝、道圣上等尊严名字倏改为袁逆、袁贼,最可笑者孙中山、黄克强、岑云阶、钮永建等该报素称之曰乱党、乱党,至是忽尊之曰伟人,称之曰先生”[36]。他虽也曾为袁世凯的总统地位表示过要“誓当激励所部,以备前驱”[37],那不过是一种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汤芗铭这时抱的是“旁观主义”,“其用意所在,直坐观成败而已”[38]。造成他这种不即刻抉择独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杀戮太多,害怕独立后革命党人不见信,以致进退失据;其次是,当时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长沙等地,驻有北军不下三万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却不过万人,因而不敢“冒昧从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湘省因袁军全力压境,遂致本省行动不能自由。”[39]
为此,汤芗铭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讨好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请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代为疏通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汤化龙一面通过蔡锷,“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40],一面请前湖南都督、原立宪派谭延闿为居间调人。谭先与欧阳振声、唐蟒、陈复初、曾继梧等国民党人达成谅解,接着又约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长龙璋等人会谈。覃初以公义私仇,表示与汤芗铭无调和余地。后经唐蟒、陈裕时往返斡旋,兼以龙璋“亦不欲重拂调停者好意”,覃才“强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协”,与汤化龙等人在谭宅拟定如下“妥协独立条件:甲、民党承认汤将军为湘都督;乙、汤将军先拨枪械完备之军队三营以上至五营交民党接收;丙、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丁、组织北伐军时,总司令由民党推任;戊、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41]。汤芗铭得知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仍可承认他的都督地位,一颗久悬之心才算落了地。
为了取得个人行动自由,汤芗铭一方面精选老兵,筹备添募,扩充实力。据驻湘安武军司令倪毓棻调查,其募兵“数目在株洲招三营,衡山两营,湘潭三千人,湘阴二千人,湘乡五千人……大约共招一万八千人,均分驻株洲、湘阴、益阳、沅江等处”[42]。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设法,请袁世凯将倪毓棻、唐天喜两军撤离湖南,以消除障碍。他向袁表示:如将倪、唐两军撤出湘境,他即全权布置,“使湘省属地不复有独立之事,并使南军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态度保全地方,卫护中央”[43]。接着,他又派代表陶德瑶前往南宁与陆荣廷协商和平,借陆之口迫袁撤军。最后甚至不惜实行“武力迫挟”。在汤芗铭软硬兼施和陆荣廷等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于5月9日复电与汤:“允将倪军退回皖境,唐军亦一律撤退”[44]。次日,汤芗铭电告上海陈裕时:“日内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种绝人障碍幸得解除,嗣后操纵之权可由己出。”[45]并一面促其“来湘相助”[46],一面要他“火速设法电致桂省,于倪、唐两军未撤尽以前,万不可进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军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与桂省一致进行。”[47]
其时,湖南各县独立纷起。4月26日,原陆荣廷部下游击、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陆的督责和广西护国军的声援下宣布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检查使张学济自署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镇)独立。12日,湖南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同时宣布独立。18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凤凰宣言独立。19日,湘南镇守使汪学谦乘倪毓棻撤退之机,在衡阳宣布独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观之,尚未正式独立,其实内容实情已经正式独立者实有五十余县之多,归汤芗铭节制者只有二十余(县)”[48],而且西有护国黔军,南有护国桂军,内有以程潜为总司令,以湘南靖县为根据地的护国湘军,与之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首开纪录的是湘江道尹张官劭,接着财政厅长严家炽效法而去,连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鉴,也借故溜之大吉。随后,湖南银行监理官吴藩、长岳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刘道仁及各属县知事也都纷纷卷款潜逃。各署虽复经汤芗铭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惧,借故推辞”。汤无奈,不得不随即下令“以后不论何人何职,均不准辞职”[49]。此外,湖南进步党首领施礼鉴、李诲、陈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汤芗铭独立。至巨绅刘人熙、陈树藩、殷怀安、汪颂年等则发起湖南共济会,专事筹备独立及独立后种种善后事宜,并得到谭人凤、唐蟒等国民党人的“襄赞擘画”。
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倘不速定向背,急谋独立,恐湖南全省将不等他宣布独立,“而已慴伏于民军之势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电张勋,痛责他和倪嗣冲无理驱逐在南京会议上主张袁世凯早日退位的湘、鄂、鲁、赣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并柬请刘人熙等人入会旁听。汤陈词说:“鄙人本亟主张独立,徒为种种所掣肘,致未实行。现在唐、倪两军悉已退去,望镇使业已与鄙人和衷共济,全省秩序得不棼乱。然近日蜀、鲁、秦、晋奋起独立,广西陆荣廷又有督师入湘之耗,鄙人始终以保全地方为宗旨,今鉴于袁氏无退位之决心,若再不独立,其隐患何堪设想?故鄙人拟明日宣布独立,诸君以为何如。”[50]全体军政要人暨绅界代表莫不赞成,当场推举汤芗铭为都督,并一致通过致袁世凯与未独立各省等通电。次日上午11时,汤芗铭正式宣布湖南独立,“与云贵粤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51]。
汤芗铭的“独立”,与云、贵独立特别是云南首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舆论就指出:汤是在“各县纷纷独立,若不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则将来之地位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52]。“汤氏之所以急急乎图谋独立而固其禄位者也”[53]。他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宣布:“本省各道县,凡已经宣布独立而未经本都督认可者,均须服从本都督命令,听候检查处分,不准自由行动,违者按军法治罪。”[54]这说明与四川陈宧一样,汤芗铭打的也是以“大独立取消各处小独立”的如意算盘,难望他在倒袁中贡献什么力量。但是,他毕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因而对袁精神上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据索崇仁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他恰进谒袁世凯,“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55]。不几天,袁就病死。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之说,语虽尖刻,倒也符合实际情况。
陈宧(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陆县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初任武卫前军管带,后经袁世凯推荐,随锡良辗转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训练新军,颇得锡良赏识,先后任过四川常备军统领、川滇两省新军协统、第二十镇统制等职。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倚重,任参谋部次长,代理黎元洪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事。1915年袁准备称帝,虑滇黔“反侧,乃以安陆陈二庵将军镇蜀”[1]。3月12日,陈以会办军务名义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离京“西征”。关于这天离京情况,其军务处一等参谋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凌晨2时,车站已“军警密布,送行者纷集,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即后亦无继美者”。“五时许,安陆将军至,万头攒动,簇拥登车,真有大丈夫当如是之感”[2]。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是何等的宠信。而陈宧的确也没有辜负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达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将军兼巡按使之命”,积极充当袁氏万年基业的“开路先锋”。8月,帝制运动开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恳袁世凯“迅择吉辰,举行大典”[3]。袁世凯做梦也没有想到,五个多月后,陈竟那么绝情,公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
四川独立,几经周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蔡锷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电陈宧,促其“立揭义旗,共灭国贼”[4]。他内部的帝制反对派将军署顾问刘一清、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参议杨穆生、旅长雷飙等也力劝他“同蔡切取联络,共策进行”[5]。但陈宧这时正追随袁世凯,昏昏然处在“帝制热”中,不仅未接受蔡锷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晓谕,详述利害,严禁造谣;一面于叙、泸、永宁、重庆、会理等处,拨驻可靠重兵,节节联络,接近滇边,分扼要塞”[6],妄图阻挡云南护国军进入四川。直至接连在叙州、泸州附近吃了几个败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7],转而通过刘、邓等帝制反对派与蔡锷暗通声息。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两面政策。事实上,他同时又通过军署参谋长“张联棻与曹锟、张敬尧等取联络”[8],长期“抱骑墙主义”。
陈宧搞独立,发端于帝制取消后与蔡锷谈判停战议和期间。当时,袁世凯的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他自己在四川的统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护国军之手,川东涪陵、忠县、酆都、石砫各县到处是“党人队伍”。建昌属内大小相岭、宁远披沙等地,活跃着起义川军王先导、瞿豹岑部和当地彝族人民以及团总刘鸿章与都龙光土司相结合的武装。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会大爷、前保路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孙泽沛等人,即在温江县召集旧部,成立四川护国军司令部,郫县、温江、大邑、邛崃、崇庆、灌县等十余县尽失控制。整个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几无“净土”。为稳固统治,他不得不请求蔡锷停战议和。而蔡锷即乘机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电陈坚“主急进”,并“派代表陈光勋至省接洽”[9],一面力促冯玉祥、伍祥祯迫其宣布独立。
在蔡锷的推动下,冯玉祥一边电劝陈宧俯顺独立舆情,一边派参谋长张之江与陈光勋同行赴省。伍祥祯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对陈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先是吴庆熙、谭创之等人上书请陈“从速宣布’独立。接着省议会议员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陈说:“议员等为七千万同胞请命,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势非请钧府明白宣布独立,与袁氏脱离关系,不足以镇人心而消疑畏,维现状而弭后灾。”[10]继而向称稳健派的前清状元骆成骧也函称:“省议员前有郭湘等数十人上书,刻又有傅春萱等数人续上,皆请早定大计者,人心所希望如是,当道宁能反其前日所谓和平之计画乎?”[11]至于成都报纸所持论说,更是“一致讽当道从速解决此问题”[12]。结果,连陈宧的参谋长张联棻也“自以与项城亲近,虑一旦有变,祸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泪下”,冀早日“脱武城之险”了[13]。在这种形势下,陈宧“独立之心萌矣”。
恰在这时,陈宧于2月间派往南京联络冯国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闻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为之冲动不少”[14]。他一面“密令周骏所部于东大路一带防曹(锟)”[15];一面要求蔡锷借给护国滇军四梯团,由刘一清、雷飙统带,以外拒北军,内安反侧。蔡锷明知陈宧请援,主要不在“防袁军”,而是为了“自卫”,因为“道路传言,谓川人一般心理对陈感情甚恶,欲以对赵尔丰者对陈”[16],他所统护国滇军也总共只有十三营,且兵不足额,其中持新械者只九营,但为了促成陈宧独立,仍毅然允拨十营,委雷充第一梯团长,刻日赴叙。陈见“大势所趋,皆不满于袁”[17],“虽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18],又有蔡锷切实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并表示“应如何优待条件,宧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19]。
然而,陈毕竟与袁私交甚深,而当时曹锟又虎视眈眈,镇守渝江,威胁蓉城,因此,陈的行动也仅止劝袁退位,未有“进一步绝交之表示”。紧接着,他还唯袁命是从,将其巡按使兼职奉献给袁的心腹黄国暄,并于7日晚与黄会衔出示说:本将军“业已电恳大总统退位”,“自今日始,军民人等如有假托名义,倡言独立,扰害治安,以及造谣惑众,意图破坏者,实为地方之公敌。本将军、巡按身任地方,负有维持安宁之责,对于此等扰乱地方之人,当适用惩治盗匪之法,并准由各该地方军民长官查拿究办”[20]。由此可见,他劝袁退位不过是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4月30日,萧德明独立于大竹,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邻县。5月1日,某警备队长独立于广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税款。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独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军连长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机,起义于风洞子,自任讨袁军总司令。12日,川军混成旅长钟体道独立于南充,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电告各独立省,劝陈宧迅即宣布独立。13日,吴庆熙所部护国军千余人出发围攻成都。15日夜,其前队进抵青羊宫,成都当局彻夜未眠。此外,荣昌、达县等地驻军也纷纷举义,风声所播,全省趋向独立,谁也不能阻挡。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陈宧左右急进派杨穆生、邓汉祥等人奉刘一清为“盟主,愈怂恿川省独立”。他们悉心研究时局,屡以轻重利害向陈宧进言,并声称“苟有人更事阻挠,便当杀却”[21]。冯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陈宧表示:“某此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与某有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22]接着,冯又约同伍祥祯、丁鹏九在成都青年会发表演说,表示:“此次奉调回省,只知维持秩序。浅识者对北人则言川人不相容,对川人则言北人有异志,致生恶感。不知同是中国,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谣言,力为解释。”[23]其间,冯国璋也再次来电,支持陈宧迫袁退位。蔡锷则以湘将独立,“在湘黔军不能拘守停战规约”[24]相要挟。
在此形势下,陈宧“非常之谋复动”[25]。18、19日,他先后两次通过刘一清等致电蔡锷,一面表示日内即宣布独立,一面要求除雷飙一梯团外,再借两梯团,且一须真正滇军,二须刘云峰亲率,速开赴叙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军事官长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皆称善”[26]。20日,他又收到蔡锷复电,告以“已飞饬晓岚(晓岚,刘云峰字)率领最朴勇善战之何(海清)支队先行来叙,后续部队俟抽选就绪,再行续派”[27]。这样,陈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独立,千回百转,终于告成。22日,陈宧致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28]意思是说,他的独立仅对袁世凯个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脱离关系,这在独立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难怪蔡锷指斥他“此次独立,亦在四处讨好,面面俱到”,纯系“取巧”[29]。
陈宧独立既属勉强,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实力与护国军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锷所说:“观其致京两养电,殊有奉旨独立意味。以此种心理而独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电竟谓以大独立而取消各处之小独立)?”[30]虽然如此,他毕竟为护国军增加了“一省独立之声势”,加速了袁世凯的灭亡。据袁亲信索崇仁说:“陈二庵末次与元首断绝关系之电,(袁)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情两次。”[31]
继陈宧叛袁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5月29日宣布独立,使湖南成了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八个省。
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省蕲水(今浠水)县人,早年受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03年秋中乡试,选送法兰西留学海军[32]。毕业归国后,历任镜清舰舰长、海军部参议等职,1912年4月任袁世凯政府海军部次长,次年10月,改调湖南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了袁世凯在湖南的忠实代理人。他治湘三载,横征暴敛,疯狂屠杀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据其呈报中央者已达一万一千余人”[33]。有“汤屠户”之称。在支持袁世凯称帝方面,各省地方长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34],其机关报《大中报》自筹安会发生后,“日日排二号大字,鼓吹君宪不遗余力。‘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皇气郁葱’、‘圣德汪洋’等种种奴婢口吻,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而捏名劝进,制造民意,亦无所不用其极”[35]。正因如此,所以时人又称他为袁世凯的“屠户干儿”。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和独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汤芗铭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大中报》“昔之称皇帝、道圣上等尊严名字倏改为袁逆、袁贼,最可笑者孙中山、黄克强、岑云阶、钮永建等该报素称之曰乱党、乱党,至是忽尊之曰伟人,称之曰先生”[36]。他虽也曾为袁世凯的总统地位表示过要“誓当激励所部,以备前驱”[37],那不过是一种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汤芗铭这时抱的是“旁观主义”,“其用意所在,直坐观成败而已”[38]。造成他这种不即刻抉择独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杀戮太多,害怕独立后革命党人不见信,以致进退失据;其次是,当时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长沙等地,驻有北军不下三万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却不过万人,因而不敢“冒昧从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湘省因袁军全力压境,遂致本省行动不能自由。”[39]
为此,汤芗铭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讨好革命党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请跻身护国行列的长兄——进步党人汤化龙,代为疏通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汤化龙一面通过蔡锷,“迭电湘中健者,务与铸新互相提携,力戒龃龉”[40],一面请前湖南都督、原立宪派谭延闿为居间调人。谭先与欧阳振声、唐蟒、陈复初、曾继梧等国民党人达成谅解,接着又约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长龙璋等人会谈。覃初以公义私仇,表示与汤芗铭无调和余地。后经唐蟒、陈裕时往返斡旋,兼以龙璋“亦不欲重拂调停者好意”,覃才“强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协”,与汤化龙等人在谭宅拟定如下“妥协独立条件:甲、民党承认汤将军为湘都督;乙、汤将军先拨枪械完备之军队三营以上至五营交民党接收;丙、设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权,民政长由民党公推;丁、组织北伐军时,总司令由民党推任;戊、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41]。汤芗铭得知湖南独立后革命党人仍可承认他的都督地位,一颗久悬之心才算落了地。
为了取得个人行动自由,汤芗铭一方面精选老兵,筹备添募,扩充实力。据驻湘安武军司令倪毓棻调查,其募兵“数目在株洲招三营,衡山两营,湘潭三千人,湘阴二千人,湘乡五千人……大约共招一万八千人,均分驻株洲、湘阴、益阳、沅江等处”[42]。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设法,请袁世凯将倪毓棻、唐天喜两军撤离湖南,以消除障碍。他向袁表示:如将倪、唐两军撤出湘境,他即全权布置,“使湘省属地不复有独立之事,并使南军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态度保全地方,卫护中央”[43]。接着,他又派代表陶德瑶前往南宁与陆荣廷协商和平,借陆之口迫袁撤军。最后甚至不惜实行“武力迫挟”。在汤芗铭软硬兼施和陆荣廷等人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于5月9日复电与汤:“允将倪军退回皖境,唐军亦一律撤退”[44]。次日,汤芗铭电告上海陈裕时:“日内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种绝人障碍幸得解除,嗣后操纵之权可由己出。”[45]并一面促其“来湘相助”[46],一面要他“火速设法电致桂省,于倪、唐两军未撤尽以前,万不可进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军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与桂省一致进行。”[47]
其时,湖南各县独立纷起。4月26日,原陆荣廷部下游击、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在陆的督责和广西护国军的声援下宣布独立,自任湘南护国军总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检查使张学济自署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镇)独立。12日,湖南郴县、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同时宣布独立。18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自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在凤凰宣言独立。19日,湘南镇守使汪学谦乘倪毓棻撤退之机,在衡阳宣布独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观之,尚未正式独立,其实内容实情已经正式独立者实有五十余县之多,归汤芗铭节制者只有二十余(县)”[48],而且西有护国黔军,南有护国桂军,内有以程潜为总司令,以湘南靖县为根据地的护国湘军,与之互为声援。汤芗铭的统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级官吏恐慌万状,纷纷潜逃。首开纪录的是湘江道尹张官劭,接着财政厅长严家炽效法而去,连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鉴,也借故溜之大吉。随后,湖南银行监理官吴藩、长岳海关监督兼交涉员刘道仁及各属县知事也都纷纷卷款潜逃。各署虽复经汤芗铭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惧,借故推辞”。汤无奈,不得不随即下令“以后不论何人何职,均不准辞职”[49]。此外,湖南进步党首领施礼鉴、李诲、陈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汤芗铭独立。至巨绅刘人熙、陈树藩、殷怀安、汪颂年等则发起湖南共济会,专事筹备独立及独立后种种善后事宜,并得到谭人凤、唐蟒等国民党人的“襄赞擘画”。
在此形势下,汤芗铭自知大势所趋,倘不速定向背,急谋独立,恐湖南全省将不等他宣布独立,“而已慴伏于民军之势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电张勋,痛责他和倪嗣冲无理驱逐在南京会议上主张袁世凯早日退位的湘、鄂、鲁、赣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并柬请刘人熙等人入会旁听。汤陈词说:“鄙人本亟主张独立,徒为种种所掣肘,致未实行。现在唐、倪两军悉已退去,望镇使业已与鄙人和衷共济,全省秩序得不棼乱。然近日蜀、鲁、秦、晋奋起独立,广西陆荣廷又有督师入湘之耗,鄙人始终以保全地方为宗旨,今鉴于袁氏无退位之决心,若再不独立,其隐患何堪设想?故鄙人拟明日宣布独立,诸君以为何如。”[50]全体军政要人暨绅界代表莫不赞成,当场推举汤芗铭为都督,并一致通过致袁世凯与未独立各省等通电。次日上午11时,汤芗铭正式宣布湖南独立,“与云贵粤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51]。
汤芗铭的“独立”,与云、贵独立特别是云南首义,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舆论就指出:汤是在“各县纷纷独立,若不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则将来之地位难以保全”的情况下宣布独立的[52]。“汤氏之所以急急乎图谋独立而固其禄位者也”[53]。他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宣布:“本省各道县,凡已经宣布独立而未经本都督认可者,均须服从本都督命令,听候检查处分,不准自由行动,违者按军法治罪。”[54]这说明与四川陈宧一样,汤芗铭打的也是以“大独立取消各处小独立”的如意算盘,难望他在倒袁中贡献什么力量。但是,他毕竟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因而对袁精神上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据索崇仁说: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之电到达北京时,他恰进谒袁世凯,“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55]。不几天,袁就病死。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之说,语虽尖刻,倒也符合实际情况。
- 上一篇：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 下一篇：袁世凯忧惧而死与新旧约法之争
发布时间：2024-02-28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原文地址：https://www.kekeshici.com/lishi/minguoshi/99720.html，转载请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