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选自汉·扬雄《法言·吾子》。

赋：一种文体。

丽：华丽。

以：而。

则：法度。指符合儒家的标准。

淫：泛滥，夸大。指过多的藻饰。

【赏析】

扬雄早年热心于汉赋的创作，后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用儒家的眼光批判了自己，也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辞赋。铺陈事物，雕绘辞彩，是汉赋的艺术特征。所以，作者虽有讽喻之义，而读者却往往买椟还珠，欣赏的只是它侈丽闳衍的辞藻。汉代王充《论衡·谴告》说：“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杨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可见欲讽反谀。扬雄自己对此也深有体会，所以反戈一击，指出赋“辞胜事”的缺点。同时在《法言·吾子》中，提出了关于楚之骚赋和汉代辞赋表达的观点：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意思是：诗人创作的辞赋词采富丽但符合儒家的标准，辞赋家创作的辞赋词采富丽但流于过多的藻绘。

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汉人亦称楚辞为赋)。屈原曾称自己的作品为诗。

扬雄称屈原的赋为诗人之赋，是指屈原的赋符合《诗经》的写作精神，即刘安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的意思。扬雄说它“体同诗雅”，有教化作用。辞人之赋指“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即宋玉之类的赋和枚乘、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刘歆《七略》云：“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两种赋体共同的艺术特点是词采富丽。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丽以则”，后者是“丽以淫”。则，指符合儒家教化的法则，文质相称，有助于讽谏的目的;淫，指过多的藻绘，文辞华艳，形式靡丽，内容失去讽谏的旨归。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乎儒家的标准，可为法则;而枚乘、司马相如的汉大赋“极靡丽之辞”，铺张过分，无补于讽谏劝谕，“非法度所存”。扬雄晚年对“丽以淫”的汉大赋极为不满，不仅理论上加以挞伐，也进行自我批评，表示不再作这样的大赋。

扬雄首次将屈原的骚赋和汉大赋加以区别，指出其体制、内容、艺术上的差异，符合创作的实际情况，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扬雄将宋玉、贾谊二人归入辞人之赋，则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