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生荒野外，捎云耸百寻。

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

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

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

六朝时期，矜尚数典隶事的风气盛行，“指物呈形”的咏物诗应运而生。梁中叶后，咏物诗在萧纲的倡导下迅速发展。梁代诗人刘孝先以百寻之竹为题咏对象，借物言志，寄托遥深，咏物而不滞于物，算得上咏物诗中的上乘之作。

诗歌开篇即以简省的语言画出野竹的雄姿。它长达百寻(古八尺为一寻)，又高又直，昂然挺立，上拂云霄，真是雄健刚劲，卓然不凡。然而它却不蒙人青睐，“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为何这气概凌云的竹子却遭此冷遇呢？其因盖在它生于荒郊野外，而非皇家苑囿、贵人庭院。三四两句承上作一逆转，而首句实已为之牵引脉络。竹为多年生植物，茎杆有节，节间中空。曰“节”、曰“心”，均紧紧扣住了竹子的自然属性，只能是咏竹，不能移之于其他草木。而冠以“高”、“贞”二字，则又突出其高洁清雅、耿介不随的品性，使人自然联想起高尚之士的气节、操守。“徒自”一语，既传达出未遇于时的叹惋之情，更表白了坚贞自守的高洁情怀，语少意足，有无穷意味。是否没有办法自拔于逆境呢？办法自然是有的，只是不屑为之罢了。“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五六句又是一个逆转。张华《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竹是制作箫管乐器的材料，为古代八音之一。琴，在此泛指乐器。那泪痕斑斑的湘妃竹，引发了人们多少绻缱情思；那华丽的堂楼馆榭，更是丝竹管弦，彻夜笙歌。然而，这苍劲的野竹却既耻于仅仅作为缠绵情感的象征，更不屑充当达官贵人娱乐遣兴的工具。“耻”“羞”二字下得沉重，有份量。在坚定的语气中，我们不是隐然可见作者既不眷眷于儿女之情、更不愿趋时取巧、自媚求荣的高尚情怀吗！

诗歌于层层逆转之后，于篇末唱出了最强音。“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笛子本竹所制，此言“长笛”，却不禁使人想起晋代伏滔的《长笛赋序》中提到的那支用“良竹”所制的“奇声独绝”的长笛。作者恐怕正是借此再次称美竹质之精良。以此优质之竹制为长笛，必发为龙吟虎啸之声。后汉马融《长笛赋》就说过：“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七八两句，语意一气贯穿，语势流转自然。竹制为笛，笛声嘹亮如龙吟，暗用二典，妥切无痕。细加玩味，尤觉包蕴深广，寄托了作者的高情远致。葛洪《神仙传》中，曾载有仙人壶公的竹杖在葛陂地方变化为龙的故事。可见贞心高节、凤凰栖食的竹子，在古人想像中，是有着龙的性格的，则竹笛吐为“龙吟”之声，自是极自然的了。梁孝元帝《赋得竹》云：“作龙还葛水，为马向并州。”北齐萧放《咏竹》诗曰：“既来丹凤穴，还作葛陂龙。”所用故实相同，而刘孝先能用典不使人觉，“似着盐于水，但有盐味，而无盐形”(严羽《沧浪诗话》)，终是高出一筹。这生于荒郊僻野、发为龙吟之声的翠竹，又使我们自然想起那些被称为卧龙的俊杰之士。汉末徐庶荐诸葛亮于刘备，三国魏末钟会举嵇康于司马昭，皆有卧龙之称。卧龙虽暂时蛰伏，但一旦风云际会，定能兴风唤雨。“谁能”、“当为”，语意急迫而恳切，把作者一腔渴望得遇明主、亟欲有所作为的热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使作者唱出了充满期待与信心的最强音！这就是此诗的真正归趣所在！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词源》)。况周颐认为咏物诗之所以不易出色，在于用典太呆(《蕙风词话》)。此诗紧扣竹的特征，而又不刻意求其形似，既有题中之精蕴，更有题外的远致。用的全是有关竹的掌故，却又能“熟事虚用”，浑成贴切，不呆不滞，不即不离，充分体现了作者不同凡俗的性情与才能。《梁书》本传称孝先“善五言诗，见重于世”，殆非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