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乞不用赃吏疏》

臣闻：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①，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②，或横贷以全其生^③，或推恩以除其衅^④，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⑤，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 太宗朝^⑥，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⑦，及该赦宥，谓近臣曰： “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⑧，不可复以官爵。” 其责贪残，慎名器如此^⑨!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 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⑩。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鉴赏】 宋朝官吏繁多，且对官吏的优待及对其犯罪的宽宥又是空前的，故吏治腐败，赃赂公行。仁宗时代，招权纳贿，日炽一日，贪官污吏不得惩治。即使被揭发，或重罪轻判，或朝撤职夕复位，或行贿投靠，易地做官。号称清官的包拯眼见腐败如此，出于爱国热忱，在任监察御史时，给仁宗皇帝上了这篇“奏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永不录用。

文章开篇，以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为倡廉惩贪的立论基础，接着分析腐败现状： 国家地广官多，贪污受贿天天皆有。待“具案”上报，有的假借名目全其生命，有的以特殊恩典开脱罪行。国家的严刑峻法，形同空文。贪官污吏也就无所畏惧! 再以历史事例进行对比： 两汉时不仅严惩贪官，并严禁其子孙为官; 宋太宗时贪官需服劳役，即使大赦，也要遣回原籍，永不录用。从而说明应遵行先朝惩贪倡廉的好令典! 最后提出希望： “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 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全文夹叙夹议，对比强烈，说理透彻，要求具体，颇具警策与启示意义，是反腐倡廉、振兴国是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