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杜甫：《赠卫八处士》

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邂逅，也许，他会像一颗陨落的流星，永远消失在我记忆的天幕上……

暮春三月的一个星期天，满街裙带飘香，一城花光照人。我带着女儿小眉来到松杉园。远远地，便见一位身着咖啡色西服、华侨模样的青年“绅士”正对着喷水池里的白鹭拍照。走近了，恰好那“绅士”也转过脸来——啊!是他?两双眼睛——他的和我的，同时凝然不动。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先启口。

“上礼拜，乘‘鼓浪屿号’。你调回厦门工作了?”他的眉宇间，透着惊喜，亲切地抱起小眉。我们信步往万石岩山上走去。

满山相思树，错落成林。

“记得吗?这片相思，还是我们当年种下的!”他望着我。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三月植树……

那时，我们正上高中，他十六岁，我十四岁;他是侨属，我是侨生;他当学习股长，我当语文科代表;他享有“小爱因斯坦”的盛名。我呢，同学们昵称“小冰心”;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我的愿望是做文学家。在班级里，我们都是佼佼者，学习优良，“抱负”远大。人以群分，自然而然地比较接近。

每当夕阳西下，钟声催晚时分，我背着书包，独自沿着两旁长满合欢、紫薇、夜来香的深田路漫步回家，往往可以听得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滑过背后，在身旁嘎然而止——本能告诉我，是他!这时候，他一定下了单车，陪我缓缓地穿越大街小巷，走回家去。

一路上，我们总是漫无边际地讨论：从罗浮宫的绘画到荷马的史诗;从牛顿的苹果到法拉第的脑容量;从云冈石窟到司芬克斯人面狮身像;从嫦娥奔月到人造卫星;从干打垒到薄壳建筑……他是一位聪颖、深沉而博学的人，在我蒙昧的少年时代，曾给过我许多智慧的启迪。

可是，我们也经常因为意见分歧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对于报纸上的每一个铅字，我都不容置疑。他却说：“报上的话，也不一定都可信，有真话，有夸张，也有假话。”我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好;他却说：“也不见得，西方的科学水平就比我国先进!”在这种时候，我便觉得，我们的心，隔着一条河。

但不管怎样，我们是班上人人羡慕的好朋友。

经过了决定人生去向的紧张的高考阶段，他考上了上海一家著名的工科大学;我录取于故乡一所综合性高校。怀着七分喜悦三分惆怅，我们匆匆握别，各奔前程。从此，黄浦滩头的鸿雁，频频飞来鹭水之滨。

两年后，文革开始了。原来担任系学生会主席的他，因出身华侨资本家，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也没有，“一月风暴”刚过，他便神色黯淡地回到了家乡。

在低气压的日子里相逢，彼此都郁郁寡欢。

“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你怎么回家当隐士来了?”我责问他。“什么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罢了!”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怎能袖手旁观?”我生气了。

“怕是革文化的命呢，多少文明被摧残了!”

当时，我虽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闯将，但对文化革命的正确性，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话，听了多刺耳!我们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彼此倦眼相向，意趣索然。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上了太行山当农民，他去到湘江畔做木匠。几年里，山山水水隔离了我们。

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们在故乡的车站不期而遇。

他告诉我，打算申请出国，问我意见如何。经历了多年的风吹雨打，我比较成熟了，但对他的决策，仍感到意外：

“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呢?”

“直接的理由是继承财产，真正的想法是希望出去学点东西——目前国内，读书有罪，学非所用，千里马绑在将军柱上!当然，我还会回来的，离开祖国不是我的愿望。”

我沉默。

“我还想邀你一道走呢——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必须拿外国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闭关自守是不行的!”

他的话，我并不以为然。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不欢而散。

离别前夕，他约我到海边谈谈。我们坐在沙滩上，半规明月，一天星斗，海正涨潮，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咸味和不知名的花香，时有夜渡的水鸟贴浪滑翔……故乡的秋夜轻盈似梦，我却心重如铅。

“记得吗，天蝎星座在哪?大熊星座在哪?”他希望我像少年时代一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我仰望星空，噤口无言。

“我们是天上的两颗星，对吗?”他柔和地望着我。

“是的!”我淡淡地回答。

“织女星和——”

“不!参星和商星。”

“为什么?”

“有一段难越的距离，横亘着我们!”

他垂下头，眼中落下一颗小星星。

次日，我们又离开故乡远走天涯。虽然，彼此仍时有青鸟往来，但也止于朋友的通信而已!鉴于他对社会、对现实的看法过于尖锐、冷酷，与我当年那种一片丹心、满腔赤诚的书生意气、赤子肝肠互不吻合;鉴于他那豪富的华侨之家、威风的洋楼、势利的亲戚，与我冲淡的情怀、桀骜的性格大相径庭，我们之间，终于无法逾越“友谊”这一命定的界限。时光老人把我早年生命的朝霞，都撒向了洁净的友谊天穹。

不久，他出国去了。头几年，逢年遇节，都有华翰万里远来殷殷探询。“道不合，不相为谋”，我只字未复。后来，我调动了工作，从此，鱼沉雁落，音书断绝。年复一年，我勤勤恳恳地躬耕在祖国的教育园地上，渐渐把他给淡忘了。

谁料到，鬼使神差，十年后的今天，竟在故乡植物园里戏剧性地相会。

“你一家都在国外，还回厦门干嘛?”我问他。

“家乡办特区，我特意回来看看——十年前，我就告诉过你，开辟经济区，吸引外资，接受外国先进技术，这是我国富裕的捷径之一。记得吗?你还说过我是推销资本主义呢。现在的政策真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华振兴，大有希望!”

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次回乡考察特区，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陪他参观了机场工地、东渡码头泊位、玻璃钢游艇装配车间、印华地砖厂、雷诺士骆驼牌烟厂、索尼电视机安装公司……他认为厦门发展经济潜力很大。他是建筑工程师，他家又是某国著名财团的大股东，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为家乡建设“略尽绵薄之力”，并鼓励港澳、国外中、青年一辈华侨实业家、企业家为建设特区、振兴中华作些贡献。

我听了，心潮起伏。我至今不能赞同那种当母亲处于危难之中，儿女却拂袖而去的做法。然而，十年浩劫，多少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纷纷外流，这，难道都是他们个人的过失?

历史已证明了：从前他剖析社会的目光是敏锐的，真正的无知者是我。况且，为了四化建设，他远渡重洋而来。他并没有忘了祖国、忘了故乡。他对祖国这缕真诚的情意，像一座桥，终于把两颗隔绝的心沟通。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踏上天界峰。俯瞰山下母校秀丽的红楼，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年我们作伴读书的校园、走过的街巷、散步的海滩，我也一一重游了!‘千里来寻故地’哪……”停了一息，又说：“我们是两颗对转的星!”

“参星和商星!”望着湛蓝的天空，我脱口而出。

是呵，我们是广阔天宇里的两颗星，各自沿着不同的轨道运行——生活的轨道虽不同，对祖国的爱却一致。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小路，我们终于找回失落了多年的友情。

啊，商星和参星，各自把光辉，洒向大地。隔着永恒的晨昏，隔着美丽的银河，两颗星，遥相致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无名的星》)

赏析老作家巴金在谈《我们永远站在一起》的体会时说：“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著名散文家叶圣陶得知后，立即撰文指出：“‘思念最深的时刻’七个字大可注意。这时刻，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消散了，隐没了，涌现在心头的尽是些最为精要的活龙活现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当然朴实，当然深至”(《樱花精神》)。女作家陈慧瑛的《参星与商星》，也一定是在这样的时刻命笔的。

作者和“他”，中学时代本同是班里的佼佼者：一个被昵称“小冰心”，一个享有“小爱因斯坦”的盛名，“抱负远大”;他们也自然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谈艺术、谈科学、谈现实，也经常因认识不同而有争执。每当这时，心虽像“隔着一条河”，但仍是班上人人羡慕的好朋友。这关于中学时代的一段思念，不是淡淡的，而是刻骨铭心的。

他们的第一次分别是各自进入高校，他们的再次相见是“一月风暴”之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使他们彼此“倦眼相向，意趣索然”。

他们的再次分别是她到太行山当农民，他到湘江畔做木匠。他们的再次相见是在故乡的车站。他要出国，认为科学无国界;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祖国而去。人各有志，他对现实认识的尖锐、冷酷与她当年的满腔赤诚;他的家庭的豪富与她的冲淡情怀使他们无法逾越“友谊”的界限，如同“参星和商星”一样横亘着一段距离，走不到一块。

不是思念得深，人不会在乎，也不会清清楚楚记得那人生常有的离离合合，更不会计较那些过去了的争执。作者坦率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段感情经历写了出来，令人感动。其实，他和她的命运，已不单纯是两个人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千千万万大学生，都有着与他们大同小异的命运;许许多多并肩运转的“星星”，也成了“参星与商星”。作者一段一段波波折折地写，愈是写到人的分离、思想的隔阂，愈令人产生无限的惋惜之情。

但读完全文，最终是令人欣慰的。那结尾部分(与开头诗文的应笔)，跳出“小我”的感情局限，既写出了人们复杂的个人情感，又重笔写了对祖国的更深沉的爱恋。那如诗的语言，深沉、凝炼地表现了作者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祝愿他们——“参星和商星”心永远相通，祝愿他们把智慧之光洒向祖国的大地、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