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红楼点滴》

2023-01-14 可可诗词网-学生现代诗文散文 https://www.kekeshici.com

《张中行·红楼点滴》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张中行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嘻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11),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计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注〕宗周即古代的西周。此处“国子学”当是“大学”或“辟雍”之误,因为“国子学”在晋代才有。刘半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江苏江阴人,文字音韵学家、诗人。梁思成,本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古代的经学有两大学派,一是今文经学,另一是古文经学,他们的观点不同、方法不同,往往互相争论。详见周予同所著《经今古文学》一书。这个“考”是指“考古”、“考证”。即古文家、翻译家林纾,他在五四时期公开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反对白话文。“外道”即离开了学术的规范。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典籍。“疑古”是五四以后历史学中的一个学派,他们大胆地怀疑古籍中记载的许多东西,并作出详细的考证。王梦阮,清末的“红学家”。(11)即木刻的图章。

《红楼点滴》共五篇,回忆原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事,载作者所著《负暄琐话》。本书选录其中一、二、三篇。“红楼”是指原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栋房子。

北京大学是我国最古老、最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成立至今已逾百年。讲起这所人人向往的大学,不能不提到民国初年的蔡元培。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思想,从而形成了张中行在此文中所描述的“北大学风”——“散漫”、“严正”和“容忍”。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散漫”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好的词儿,但是如果用来说明可以自由地选择听课,那倒反而能够激活学校的良好风气。因为教学二字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教,二是学,如果教师的上课一点也不生动活泼,学生也只能被迫关在教室里听讲,这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学习。如果教师的讲课倒是生动活泼的,学生却因为跟不上,或是畏惧考试,或是对这一切早已熟悉了解,还要呆在课堂上勉强听讲,也是没有必要的。师与生只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获取知识而坐在一起,才谈得上正常的有意义的学习。所以,北大课堂上的“散漫”,实际上正是为了更好发挥教师的作用和更大地满足学生的需要。

至于“严正”,那当然是每一个学者必备的品质。问题不仅在于教师对教学对学生要严正,更要对自己“严正”。俞平伯和胡适就是典范。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最后三个字“是知也”的意思是,说明他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

而“容忍”,更是每一个追求真知者必备的品格。看了张中行文中所举的这几个正反例子(林公铎是一个反面例子)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张中行的文章读起来很有滋味。这固然因为内容精彩,文笔的生动洒脱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细读文章,条理十分清楚,逻辑很严密,看似随笔,信手写来,却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同时,他的字里行间还贯注着一种深情,就是对母校、对前辈师友的仰慕和思念,而这一切又出之于一位老人的口中,缓缓道来,如淙淙的清泉,温婉而流畅,使人如饮甘醇,不知不觉沉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