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园(节选)
论帝王言行
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
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
否则你将失去你的奴隶,
尽管他平日戴着耳环。
你若想使外人倾心归附,
就应以恩礼使他心服。
暴君决不可以为王,
豺狼决不可以牧羊。
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国家的根基。
假如帝王欺压人民,
在危难中就会众叛亲离。
你若时时体念人民,
在战时才能无所畏惧。
因为君主如果英明有为,
全国人民便是军队。
《蔷薇园》写于1258年,是萨迪最重要的作品。全书分为“论帝王言行”、“论僧侣言行”、“知足长乐”、“论寡言”等8卷,多方面地描绘了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鲜明的思想感情,是诗人一生生活经验的总结。该作散文和韵文相结合,诗文并茂,以诗歌点明主题,阐明生活哲理,近乎民歌。这里节选的3节诗均出自“论帝王言行”之六,据文中记载,有一位波斯国王,“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残酷的暴政之下,人民四处逃亡,人口锐减,国力衰弱,“入境的敌人”都“伺机入侵”。危难之下,臣下为之诵读《列王纪》,通过宰相与国王论天下民心之归附的对话,诗歌精辟地总结了作者反对暴君,同情人民的“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其中孕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哲学。
萨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把同情心作为人的最高标准,提倡关心人、尊重人,并认为人生就是要行善。他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长期同人民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同情人民,关心人民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主旨。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过:“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称人。”因此他痛恨暴君、暴政,并鄙视依附权势的恶徒。他曾拒绝做宫廷诗人,而宁愿闭门隐居,以宣传真理为己任,为人民创作可以当作“蜜汁”吸取的作品。为此,他直言不诲地写道:“萨迪,你的言词毫无畏惧,/既然你把剑举起,就向胜利走去。/把一切真理都揭开吧;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严肃的创作思想使他勇敢地正视现实,义不容情地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暴虐的帝王和贪官污吏等。以上节选的这一组诗,就鲜明地表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暴政必然招致灭亡和“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诗人着眼于帝王和人民、国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暴君”与“豺狼”等同起来,明确提出:国家之兴亡在于顺乎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果背逆民心,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欺压人民,就会“众叛亲离”,国家不得巩固;反之,若顺乎民意,爱民保民,危难之时, “全国人民便是军队”。这既是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是犯众失国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人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即在于此。当然,虽说萨迪看到了人民中间蕴藏的巨大力量,肯定了“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历史经验,但他仍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力陈当政者要“待人以宽”,有爱民、怜民之心,以便使人民“倾心归附”。这种“仁政”,基本上还属于“君贵民轻”的思想范畴。然而在中世纪,诗人提出了“暴君决不可以为王”的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萨迪一贯追求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同时非常重视文学的教谕作用,但他从不堆砌典故,故作高深,也不雕饰词藻,哗众取宠,而是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运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叙事说理,给人以朴实无华的美感和深邃睿智的思想启示。正如他在《蔷薇园》中的跋所自我表白的:“我用美丽词彩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从中获善的机会。”正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使得《蔷薇园》在世界文苑中春色永驻!
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
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
否则你将失去你的奴隶,
尽管他平日戴着耳环。
你若想使外人倾心归附,
就应以恩礼使他心服。
暴君决不可以为王,
豺狼决不可以牧羊。
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国家的根基。
假如帝王欺压人民,
在危难中就会众叛亲离。
你若时时体念人民,
在战时才能无所畏惧。
因为君主如果英明有为,
全国人民便是军队。
《蔷薇园》写于1258年,是萨迪最重要的作品。全书分为“论帝王言行”、“论僧侣言行”、“知足长乐”、“论寡言”等8卷,多方面地描绘了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鲜明的思想感情,是诗人一生生活经验的总结。该作散文和韵文相结合,诗文并茂,以诗歌点明主题,阐明生活哲理,近乎民歌。这里节选的3节诗均出自“论帝王言行”之六,据文中记载,有一位波斯国王,“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残酷的暴政之下,人民四处逃亡,人口锐减,国力衰弱,“入境的敌人”都“伺机入侵”。危难之下,臣下为之诵读《列王纪》,通过宰相与国王论天下民心之归附的对话,诗歌精辟地总结了作者反对暴君,同情人民的“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其中孕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哲学。
萨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把同情心作为人的最高标准,提倡关心人、尊重人,并认为人生就是要行善。他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长期同人民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同情人民,关心人民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主旨。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过:“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称人。”因此他痛恨暴君、暴政,并鄙视依附权势的恶徒。他曾拒绝做宫廷诗人,而宁愿闭门隐居,以宣传真理为己任,为人民创作可以当作“蜜汁”吸取的作品。为此,他直言不诲地写道:“萨迪,你的言词毫无畏惧,/既然你把剑举起,就向胜利走去。/把一切真理都揭开吧;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严肃的创作思想使他勇敢地正视现实,义不容情地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暴虐的帝王和贪官污吏等。以上节选的这一组诗,就鲜明地表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暴政必然招致灭亡和“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诗人着眼于帝王和人民、国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暴君”与“豺狼”等同起来,明确提出:国家之兴亡在于顺乎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果背逆民心,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欺压人民,就会“众叛亲离”,国家不得巩固;反之,若顺乎民意,爱民保民,危难之时, “全国人民便是军队”。这既是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是犯众失国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人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即在于此。当然,虽说萨迪看到了人民中间蕴藏的巨大力量,肯定了“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历史经验,但他仍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力陈当政者要“待人以宽”,有爱民、怜民之心,以便使人民“倾心归附”。这种“仁政”,基本上还属于“君贵民轻”的思想范畴。然而在中世纪,诗人提出了“暴君决不可以为王”的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萨迪一贯追求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同时非常重视文学的教谕作用,但他从不堆砌典故,故作高深,也不雕饰词藻,哗众取宠,而是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运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叙事说理,给人以朴实无华的美感和深邃睿智的思想启示。正如他在《蔷薇园》中的跋所自我表白的:“我用美丽词彩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从中获善的机会。”正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使得《蔷薇园》在世界文苑中春色永驻!
